拂去岁月尘埃，揭示文物面目——30多年前在西安出土的一批不知其用途的唐代金花饰片，如今在考古专家的缜密“探案”中被破解。“这些金饰是金冠的残片，这顶金冠应该就是武则天供奉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涛教授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示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形象史学》。
据形制及组件种类
定为唐代妇女所用装饰品
1988年10月，西安市莲湖区西安仪表厂的基建施工时，在距地表4米深处发现一批金花饰片。金饰藏于一小缸内，上盖两块砖，缸已残。从造型及胎釉分析，此缸为中唐制作，砖饰绳纹也属唐代。
据徐涛介绍，这批金饰数量较多，且已散乱，可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完整成形且有一定厚度的金片，依其形状为桃形、鸡心形、扇形金饰；另一类为轻薄且非完整的饰片、饰件，有梅花、六角形金箔，还有大量破碎零散的金、银、玉石、珍珠质地小饰件。这些金饰前期不明其用途，收藏单位将其定为唐代妇女所用装饰品，依据的是200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冠饰一组，冠饰为其夫人裴氏所有；另一组冠饰为2013年隋炀帝萧后墓出土。西安仪表厂出土的金饰在形制及组件种类上与前者高度相似。
徐涛表示，中国古代一般以质地是否高档为重要的评判标准，金银就比其他材质的高档；另外，“钿”指的是镶嵌工艺，不光是首饰，高等级的器物上也都是惯用的装饰，这批金饰总体装饰华美、制作精工，即文献所言的“金筐宝钿珍珠装”，是高等级的女性装饰用品。“花树就是礼冠上的‘花朵’，它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树’。”徐涛指出，这批金饰六瓣花与六角形金箔片以及银丝在萧后及裴氏冠上均有发现，不过质地均为铜质鎏金。另外，金饰中的长条勾云形饰件，应为文献记载的“博鬓”，而桃形、鸡心形饰件应为“宝钿”。隋唐贵妇礼冠由博鬓、花树及宝钿构成，萧后冠、裴氏冠及西安仪表厂出土的冠饰均有这三要素，现今萧后冠较完整，它就有二博鬓，12宝钿，及13棵花树，与文献记载的皇后礼仪基本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礼冠无论是以皇后礼仪下葬的萧后，还是包括太子、亲王级别的，其礼冠虽花树、宝钿数量不同，但质地均为铜质鎏金，无一例外。西安仪表厂出土的冠饰的金银质地相比较来说，明显更高。
系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
为目前所出土礼冠中等级最高
西安仪表厂出土的金冠是哪个年代？徐涛表示缺少直接的纪年证据，需要寻找其他旁证。从现今礼冠出土的情况看，礼冠总体上盛行于高宗至玄宗前期。徐涛指出：“西安仪表厂出土的金冠从形制到纹饰与裴氏冠更为接近，不仅均有逗号形宝钿，而且均以花枝围绕着主花装饰布局，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西安仪表厂出土的金冠制作时间应与裴氏冠（长寿二年下葬，693年）相去不远。”
综合以上的研究，徐涛认为这一顶冠是隋唐时期贵族妇女的礼仪用冠，较大可能性在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为目前所出土礼冠中等级最高者，显示拥有人具有极高的地位，不排除皇后的身份。
见证武周时期
政治和佛教关系的重要实物
要确定是不是武则天的供奉，还需要地点的依据。而最终出土的地点定为武则天时期最重要的崇福寺，那么最大的可能当然就是武则天的供奉。
“从金冠的等级看，北周皇后、安乐公主、昭成皇后或都有可能。不过，从金冠残片出土地点看，基本上与这几位无关。休祥坊内现可精确定位的是李静训墓。”尽管金冠的出土具体位置不详，但由于西安仪表厂厂区在大庆路以北，只有位于坊东北隅的崇福寺符合这个条件。
为何要供奉金冠？徐涛介绍，武则天崇佛，在为皇后及称帝期间，除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兴办佛事外，多以个人身份对包括崇福寺在内的佛寺、道观施以捐助支持。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服衮冕、御明堂，天授元年（690年）九月称帝，改国号为周。这样，武则天就不再以后妃的身份出现于礼仪场合，而改用衮冕。徐涛表示，或在此时，武则天将象征皇后身份的金冠供奉在自己的皇家功德寺院——崇福寺。
金冠怎么就被埋藏了？徐涛认为可能与唐武宗会昌毁佛有关。从出土情况可见，金冠已散乱不全，埋藏于一个中唐时期的小缸内，上盖两块砖。这种埋藏方式，显然与金冠等级及佛教供奉方式不符，应当是一种匆忙草率的行为，所以金冠有可能是在崇福寺废毁时埋藏。
综上所述，徐涛推测金冠可能是武则天所供奉，是武周时期政治和佛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实物见证。
来源：西安晚报 责编 闫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