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乐然自画像

韩乐然（1898年-1947年），原名韩光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位朝鲜族中共党员。他曾参加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抗日宣传及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被国民党逮捕，1943年出狱后到西北地区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丝绸之路”上为中国革命和艺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晋东南开展抗日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在法国学习绘画艺术的韩乐然回到国内，在武汉参加东北救亡总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9日，国民政府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当时，战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对战地各部队、各党派之间进行联络、调解，以消除摩擦，团结抗战。经东北救亡总会领导人阎宝航推荐，韩乐然成为战委会少将指导员。有了这个新身份，韩乐然开展了大量抗日工作。

1939年5月，韩乐然离开重庆，到山西、陕西国共两党交界地带进行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韩乐然用笔记录下大量抗日前线实况，发表在东北救亡总会主办的《反攻》杂志上。5月至7月，他冒着日军的炮火视察了山西东南的郎碧山、垣曲县等地，写道：“我们冒着阴雨走了十多里路……我们不顾大雨再往前赶20里……伴着炮声我们又走了30里……十里河也变成了大水横流在我们面前，人们脱了衣服都不易过的大水，最后算是叫我们克服了。”

1940年3月，韩乐然到河北唐县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视察。当时在该部队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在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华北党政军指导员韩乐然演讲《摄影与国际宣传》，甚有技术上的特见……对国际宣传上，韩以为在初期可以多照日本残轰的情形，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否，这时便应该表现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和新生力量，否则不能建立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如仍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等于替人宣传。”

韩乐然拍摄了大量抗日前线战斗实况和军民团结抗战的照片并发往国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帮助。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光、阎明复都说：“韩叔在重庆他们家冲洗大量的照片，澡盆中放满了水，都是照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在武汉看见韩乐然带着他在前线拍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曾经是韩乐然助手的丘琴，为他利用照相机做抗日宣传得到苏联记者卡尔曼赞扬等事，写了《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发表在1939年9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此文写道：“这个有着充分工作责任心的摄影记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这次觅取照相机的经验，很可作为国内摄影记者们工作上的借鉴。”

除了宣传抗日，韩乐然更主要做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秋，韩乐然到达沁水国民党嫡系第九十三军军部，拜访了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刘戡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参谋长魏巍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思想进步。刘戡、魏巍两人都是湖南人，在军中魏巍一直是刘戡的得力助手，刘戡相信魏巍的能力，魏巍常代刘戡行使军权。魏巍1937年去过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和罗瑞卿，1938年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此后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

韩乐然与二人交谈后，被请去给战地服务团训练班作报告。他讲抗日的道理，讲中国人的志气，号召大家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讲话风趣幽默，受到大家欢迎。随后，魏巍托韩乐然带口信给彭德怀，说蒋介石准备加紧反共。韩乐然及时到达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回到第九十三军后，韩乐然向魏巍转告了彭德怀让他们在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坚持下去的意见。后来，当蒋介石电令第九十三军帮助阎锡山堵截中条山唐天际率领的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时，魏巍故意拖延一天签发作战命令，使唐天际部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韩乐然在晋东南等地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怀疑。1940年5月，韩乐然在宝鸡火车站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

为“丝绸之路”艺术园地增光添彩

韩乐然入狱后，中共党组织、战委会方面共同设法营救。1943年初，韩乐然终获假释出狱。虽然韩乐然被解除了监禁，但国民党当局还是对他做了许多限制，不准他回战委会，不准他离开西北地区，不准他画反映劳苦大众的作品，并且派国民党特务经常跟踪和监视他。然而，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韩乐然以作画为掩护，继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努力。

在西安期间，韩乐然举办了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后，他想去河南黄泛区写生，但没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允许。1943年底，韩乐然带着学生黄胄由宝鸡到西岳华山，再到八百里秦川旅行写生。一路上，他认真教黄胄绘画，有时彻夜长谈，讲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他们还一起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油印本。从宝鸡到华山约一个月的时间，韩乐然画了几十幅水彩写生，他画渭河水渠旁的水车、水磨、山村等，画人民大众的劳动生活。

1944年，韩乐然西去青海塔尔寺，南下甘肃南部拉卜楞，北上沿河西走廊到敦煌，创作出许多反映祖国壮丽风景的作品。他画古老长城嘉峪关、修建中的天兰铁路、培育新型人才的培黎学校、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用油画描绘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生活，《青海塔尔寺庙会》《庙会上的歌声》《塔尔寺前的朝拜者》《拉卜楞一条街》《拉卜楞庙前歌舞》充满了古朴、深沉而富于哲理的气息。从拉卜楞归来后，他精心创作了油画《向着光明前进的藏民》。画面上，浓云压着暗山，暗山衬着绿原，绿原上，一对藏民夫妇领着一个小女孩在山坡上前行，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丈夫身上的背囊压弯了腰；妇女将仅有的一双靴子抱在怀里；小女孩也赤着脚，走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他们抬头望着远方，向着太阳方向行进。这表现出韩乐然对同胞的流离失所赋予极大的同情，寓意着光明在前、仍须前进的奋斗，也深含着画家不懈的斗争精神和对光明的追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乐然于10月来到甘肃敦煌，与老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相见。他们彻夜长谈，追述半个多世纪来的国破家难，自己人生路上的颠沛流离，感慨万分。他们愤恨帝国主义不仅残酷地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而且疯狂地掠夺和破坏文化遗产，对文化宝库敦煌进行践踏；决心为挖掘整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遗产共同奋斗。丝绸之路，不仅是欧亚经济交流的通道，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韩乐然在敦煌莫高窟临摹了许多壁画。

1946年10月，韩乐然带着学生再次到敦煌考察，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作题为《克孜尔壁画与敦煌壁画的关系》的学术报告。1947年7月，韩乐然完成对克孜尔考察后回到迪化，又举办了一次画展，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画展。画展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南疆风土人情的画卷，也有难得的克孜尔千佛洞临摹画，受到西北各界人士的好评。韩乐然两次去克孜尔考察，对祖国西北文化艺术的发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民的艺术家

人民群众始终是韩乐然创作的源泉。他曾写道：“在学习的趣味上，我始终是朝着向伟大的自然和广大的人群学习，重视现实。”他不顾国民党当局“只许画风景静物，不许画劳苦大众”的禁令，热情讴歌西北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他创作的绘画艺术，是当时西北各族人民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画汉族工人修筑天兰铁路、维吾尔族牧民放牧、哈萨克族妇女捻羊毛、藏族妇女背水、蒙古族妇女剪羊毛、回族农民灌溉……他画的各族人民织毯、纺线、晒谷、磨面、打馕、打水、钉马掌、磨刀、售布、卖酸奶等劳动场景，都是他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真诚表现。他还记录了考古挖掘的亲身经历，记录了守护克孜尔石窟寺的房东子女宰牲款待的盛情。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情感，画塔尔寺及其庙会、清真寺和阿訇，画马车夫休息、赶牛车者在傍晚时刻做礼拜。韩乐然对新中国成立前西北各族人民的穷苦生活和落后状况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并寄希望于光明美好的未来。

韩乐然在将画笔对准劳苦大众的同时，还真心地关心和帮助他们。第一次去克孜尔千佛洞考察时，韩乐然发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等到第二次去时，就随身携带了许多药品，为当地老百姓治病。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有200多位群众前来就医，有的从几十里之外步行或骑驴赶来看病，他还宣传卫生常识，教他们预防疾病。韩乐然以自己的真诚换取了当地百姓的好感。当他再次到克孜尔后，老房东高兴地把自家仅有的一间完整的住房腾给他住，而自己一家则住到一间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韩乐然得知后，立即出钱帮助他们盖好了房顶。老房东也是韩乐然考古挖掘的向导，他们一行在考古休息时，经常与群众聚在一起，吹口琴、拉胡琴、唱歌、跳舞。当韩乐然一行离开时，大家依依不舍，一直把他们送到克孜尔镇。

韩乐然幼年时代即在家乡自学绘画技艺，培养了最初对学习绘画的兴趣。青年时代进上海美专学习，奠定了绘画专业的基本功；赴法国留学扩大了艺术创作视野，掌握了西方美术创作的理论和技巧；从而实现了他青少年时代想成为绘画家的夙愿。纵观韩乐然的艺术成就，他是第一位在东北地区创立正规美术专门学校的教育家，第一位挖掘、探索、整理新疆克孜尔洞窟的中国画家和考古学家，第一位用油画、水彩画系统描绘我国西北地区（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和劳动人民现实状况的画家，第一位同时采用三种方式（美术、摄影、文稿）在国内、国际宣传报道抗日前线情况的人，第一代将所学西方美术理论和技巧与中国画艺术相结合进行创作的画家。

油画《向着光明前进的藏民》

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韩乐然从国民党监狱假释出狱之后，虽然以艺术家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但从未中断或淡化革命活动，他时时刻刻都履行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的历史使命。韩乐然的挚友、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给韩乐然夫人刘玉霞的信中这样评价：“乐然一向是忠诚于他的事业的。他的决心从来没有终止过，他要用他所有的能量来争取变化。对于他的家庭，当然他是爱的，但他永远把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放在第一位。”

1946年春，在河西各民族赛马大会上，韩乐然结识了时任河西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当时韩乐然一家已定居兰州，1946年8月陶峙岳又被调到西北军长官公署任副官长，长官公署驻兰州。其间，韩乐然与陶峙岳频繁接触，有时会在韩乐然住处长谈。为了便于自己开展对西北地区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韩乐然除了结识陶峙岳，还先后与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甘肃武威第三集团军司令赵寿山、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鲍尔汉等交朋友。赵寿山1920年从军，曾先后在西北军冯玉祥、杨虎城部队任职。1936年西安事变时，杨虎城任命赵为总指挥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当时，赵寿山曾强烈主张杀蒋或长期囚禁，后经周恩来与其彻夜长谈，终于同意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赵率由原十七路军改编的第三十八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1944年，赵被任命为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不久又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司令，驻甘肃武威。这时，韩乐然到武威与赵寿山认识，成为朋友。其间，赵寿山曾3次找韩乐然密谈，策划部队起义之事。赵寿山于1944年策动原十七路军2000多人起义，进入八路军豫西第二分区。1946年，在中共中央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把由原十七路军改编的西北联军第三十八军全部带往解放区。

韩乐然一生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绘画考古艺术家为一身，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西北地区、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革命工作和绘画艺术考古工作，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及中华民族古代绘画艺术挖掘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闪耀着璀璨之光。

（王恩宝，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