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即古史辨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远承中国史辨之习，像韩非子、王充、刘知幾、崔述等，近传承自康有为、胡适等，西洋各西学学者、东洋白鸟库吉等。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古史辨》成果，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郭沫若于1929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疑古可以，这是人类的基本精神之一，从这方面和实际观察，疑古派确实做出来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疑古精神囫囵于反传统时代，心理学意义上对历史文献首先持一味怀疑，似是而非的认知造成了中国思想史、文化历史观的混乱。“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胡适的疑古之为，曾被批评为文化卖国，至历史观之，这种疑古确会带来思想西化，产生丧失“文化自信 ”的风险。等等综合论之其弊胜于利，又加持实证主义（不是实证方法），即使古书简牍、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的今天，仍然处处有早年的疑古风气！
疑古派内容庞杂，无法详论。我们以疑古派代表顾颉刚有关认识作以简要讨论。顾颉刚论著颇丰，其疑古之重要方法和目的，其1923年《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讲的明白，即是剪伪史四项：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顾颉刚先生则逐步从疆域走向一统、种族走向融合、意识趋向统一等方面，论证中华民族形成过程文化精神意识和文化的功能，不过其对于上古历史依然是基础上否定的）。关于这四项，都是不易于论证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问题非常多。对于顾颉刚先生立论基础的这四项，可以看到其基础是否定“民族一元观”，这实际也是最难论证的。我们选择帝王系姓这一根本性问题作以探讨，主要原因是其对于民族一元于否颇有说服力，对于顾颉刚先生立论四基础影响最巨，同时还是基于李零先生所谓中国古史传说是基于帝系而传的认识。这样若有新识，则有更为基础的立论价值。以下参照文献、骨雕、玉石等，以青铜器图像作为主要素材论之。
商周时期有一种青铜斗，其一般是龙虎神鸟组合，还有的有牛图像。这种青铜斗在叶家山有考古发现，还有玫茵堂、上海博物馆收藏，一般认为商时期，实际西周也有发现。还有青铜斗类似爵形，柄有苍龙，行为斗形。泉屋博古馆铜鼓图像有这一斗形造型，以蹲踞式神人和一条苍龙组成，人形也为斗魁，苍龙为斗柄。这些斗形中的牛象征北斗，龙虎是苍龙白虎，神鸟为图腾以及北极星元气象征。整个北斗实际是和阴阳的高禖象征，汉画像高禖不少还是斗形人或者猪首斗形人。
商时期，秉承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以鱼象征女以及鱼鸟阴阳和文化，以鱼与神鸟图腾组合或者与蹲踞式男神祖、上帝组合，有的与龙组合，有的与具有神鸟图腾元素的龙组合。还有龙、神鸟图腾、鱼的组合，还有龙、蝉和鱼的组合，还有玄鼋和鱼的组合（这里玄鼋是龙漦所化，所以可以视为龙）。之所以这么多种组合，有何区别呢？实际与融合祖先喾身份的上帝组合（这是喾与帝俊身份记载有所重合的重要原因），自然是第一层级，与龙组合、与神鸟图腾组合、与苍龙组合或者与龙鸟组合是次一级的。少数龙鸟鱼组合与龙鱼组合并存。从商时期苍龙可以采用鸮图腾这一玄鸟元素论，龙或者玄鸟在神诞神话中地位重要，甚至可以融合，主要是在其生机层面和上帝出万物于震卦龙以及玄鸟鸮为高禖文化层面。虎食人卣之龙鱼组合，没有人鱼组合或者神鸟与鱼的组合，这可能是一种蕴含，因为神人位于龙虎之间，是为上帝并喾，其与简狄或以及建疵构成组合是符合其时玄鸟氏神话的。
泉屋博古馆铜鼓以鱼的大小秩序表现氏族始祖的神父之四妃一妾顺序，符合姜嫄履巨人迹、简狄建疵争玄鸟鸮卵、赤龙庆都组合生唐尧、常仪苍龙组合生挚的历史神话（其中常仪生挚有记载，与苍龙组合生挚历史神话历代文献缺载）。同时商人还是自信的，自己铸造的器物和叙述的神话，依然以周人女祖先姜嫄为其氏族始祖卨之神父喾的元妃，而非自己氏族始祖卨神父喾之妃简狄为元妃。
不过，泉屋博古馆铜鼓图像中，上帝、神鸟图腾、龙、巨人迹神诞主题是有层次的，其中上帝并喾神诞的玄鸟氏氏族始祖卨神话是第一层次，巨人迹神诞周人氏族始祖稷是次一级，苍龙和庆都之鱼、苍龙和常仪之鱼的组合神诞是更次一级的。其中玄鸟图腾鸮和鱼的组合，在该铜鼓中论之，其是帝喾生卨的一种隐喻。至于玄鼋和鱼的组合，理论上与泉屋博古馆铜鼓龙鱼是一致的，但是从妇好墓龙盘中龙鱼组合以及西北岗王陵青铜盘龙鱼组合并龙鸮鱼组合并存的现象论之，是商人之玄鸟氏神诞神话的图像，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种龙鱼组合可能也是帝王楚万物于震卦之龙使然。那些鸮龙与鱼的组合，可以视为是龙鱼组合＋龙鸮鱼组合的一种文化意义图像的简化。
从论述可以判断，泉屋博古馆铜鼓关于帝系姓、世系的图像，牵涉到唐、商、周等，牵涉到喾、鸷以及历史记载的尧稷卨等以及有娀氏、玄鸟氏、陈逢氏、娵挚氏等10个古氏族。图像中玄鸟氏氏族始祖神诞神话图像为主体，显然证明泉屋博古馆铜鼓图像所体现的神话可能是商人玄鸟氏为主的叙述传承。商时期不少青铜器和骨雕图像、玉器图像利于论证本文认识。这一认识有利于至少从商人玄鸟氏视角校勘诸多有关上古史的文献和战国简牍，像《商颂》《吕氏春秋·音初》《淮南子·地形训》《楚辞·天问》《世本·帝系》《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殷本纪》等。
该铜鼓图像之历史神话，没有虞夏，却有早于其和晚于其的唐商周，还有晚于叙述神话、铸造器物时即商的西周，显然按照记载，这是由于其属于黄帝一系的不同两支而已。中国宋、清时期、疑古有些尘上。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的“东洋史学”的疑古思想，是二十四初期影响甚远的思想，白鸟库吉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更是先声夺人。至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出现，各种疑古甚行，除了王国维、郭沫若按照二重证据法努力重建古史有所成绩，疑古派取得几乎完胜，那是一个疑古时代。至于今天，这种疑古风尚影响远未尘土，尤其在中国上古史为代表的古史领域，依然没有真正走出来，考古学发现信息读取的不完善或者不正确甚至成为自认为走出去或者继续疑古的招牌。有学者认为现在仍然应该修疑古。李学勤先生希望走出疑古时代，继承发扬二重证据法（或者饶宗颐三重证据法）的衣钵，取得不少成果，奈何关于上古史中诸如朝代和帝系这类关键难题未寻证实或者证伪确证，也留下不少遗憾和批判的余地。
至今不少关于上古史的疑古依然是为尘上，考古学家有的时又有依托实证以至于实证主义的文化之好，于是，不少问题依然成为问题。
本文的有关图像学解读，索性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找一些有关时代更早的案例，以实证色彩浓郁的资料讨论问题，以有这一认知。这一认识，在夏商是否是一个民族主题、商人政治社会治理结构方面给出了明确讲法。尤为重要的是，其否定了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基石之一的帝王一系大一统世界立论的东周或者汉时出现论。我们的结论是，至少这一认识出现于商时期。至于这一系姓本身的真实性，由于是商人为主论述的，其距离夏不远，与周方国同时代，从《周礼》等记载以及历史实践看，本身中国古人对于世系高度重视传承，贵族都有专人教育，所以结合古籍、简牍、考古以及多年来的基因研究等科技认知，我们认为商人不可能自己对于同时代生活的周人妄加其为同一个祖先之认识，其显然认为其与周是一个祖先的同一个民族。
殷墟是商人首都，在其中发现有玄鼋四鱼图像的青铜斗、亚长牛尊之龙虎牛玄鸟鸮鱼的组合、殷墟玄鸟鸮甲骨文和器物、雷泽象征青铜盘的龙鱼或者龙鸮鱼组合的发现等，证明商人泉屋博古馆铜鼓图像表现的帝系姓历史神话，是大传统，是官方知识。所有这些表明，这个时代我们对于疑古思想应该更加理性认识了。本文有关商时期帝系姓知识至少无疑地增强了战国以来《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等中记载相关问题的历史可信度！自然，我并不认为商人玄鸟氏有关帝系姓的历史神话叙述中帝王世系一定都是真的，我也不认为《世本》等记载黄帝一系两支传承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基本素质是有的，尤其是商人即有这种认识。我自然不否认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政治团结和战争融合对于社会大一统时代文化的价值。我只是希望对待中国的上古历史，有一定的疑古精神是不错的，但是不能一讲到“三皇五帝”，就认为是“真史实的障碍”，也不可没有所谓考古发现证明即否之疑惑之。应该客观地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多重证据论证之。首否定，自否定，历史学这种人文学科，容易史学观影响采取的工具和取得的认知。我们还应该有一种常识，中国上古史有关帝系姓及有关问题记载，其不清晰以及神诞神话特性显然不少属于《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金枝》《千面女神》和《原始思维》等书籍揭示的人类远古历史的共同特征，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共同特质。
于中华文明，尤其是于上古史的这一经世难题而言，本文基于商周青铜器图像及有关材料论证所谓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这一疑古派的基础问题，获得“民 族出于一元”为主的认识至少出现于商晚期。于中国上古史依然疑古不绝的时代而言，这些素材的发现和由之获得的认知，可能算是幸甚至哉吧！疑古精神应该有，但是对于中国上古史，不应仍徘徊在疑古时代，不应该反传统地疑古。“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这颇有些疑古意气了。
冯友兰先生关于信古、疑古、释古的方法论、历程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的四重证据法以及各种层面的传统论，于常规历史资料而言，一般意义上，属于治史尤其是上古史基本观点，这是无疑问的。其中疑古是一种常规学术方法，不过不能完全照应疑古派的疑古。疑古派疑古有反传统的时代影响，这时疑古这样一种天经地义审核古书等材料的方法，对于有的问题可能会易现变异。章太炎、王国维、钱穆、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学者于疑古派的得和失，已有评论和学术实践。今天学者中，也有郑光先生为代表的大一统文化观学者，对于疑古派有清晰地认识和学术实践。有关学术工程和有关学者也都作出重要成果。本文以泉屋博古馆铜鼓为代表的商时期器物图像论帝喾家族及朝代问题，也算是上古史疑古问题的一个实践吧。
现而今，对待先秦等文献传承的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主体及相关问题，以历史、神话传说现于早期、属于历史为可能的假设，以及秉承相信古人重视谱牒的心态，对于上古史难题，有信心地以多学科参照，寻求更多的新材料、新发现、新认识（像《五帝德》《帝系》在以徐旭升先生为代表的古史家而言是为第二等文献，实际应属第一等，其之“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娵訾氏，产帝挚”的记载，至少是商时期的认识。泉屋博古馆铜鼓为代表的上古史叙述没有虞夏而有喾、挚、商、周，不只体现了《帝系》记载的帝系及其历史神话，也明确表明商时期存在《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风），以摒弃反传统思想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严肃地去伪存真，真正地审慎疑古，积极地重建古史，真正从疑古时代走出去！
别了，疑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