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旭东：以志为鉴 以志为源

书写大小“双城”的“中国故事”

何 建

今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双城记”一词是耳熟能详，但如果将其置放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方向上，那又将具有怎样的时代内涵？

知名学者型纪实作家易旭东最新出版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跨界研究古蜀文化与巴渝文化的“一方之情”，首次系统再现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上演三星堆“首都”、金沙城“副都”的“双城记”，重点记叙向金沙城“首都”转换中的“中国故事”与“成都创造”。既是成渝双城在上古时期的原态再现，又展现着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

让历史承担文学的功能，让文学再现鲜活的历史

青铜神树，象征着人类远古文明中的宇宙树、太阳树；太阳神鸟，蕴含的深意与青铜神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三星堆遗址、金沙城，并存交错超过200年，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重要实证，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多元性和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一书围绕成都、重庆与武汉、杭州，以良渚、宝墩村、巫盐古道、盘龙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系统再现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故事”与“兄弟对话”。

同时，作者易旭东考勘溯源“三星堆”“金沙城”联通世界的“秘径”。

本书中，除了南北丝绸之路外，通过巴蜀文化走廊的七条通道，与巫巴文化、荆楚文化融合；通过汉中，与关陇文化交流；通过岷山羌藏地区，与山地游牧文化互鉴；通过东面的巴濮、峡江地区，与“金道锡行”相通；通过西南方向的横断山区河谷交通线，与冰雪文化沟通；通过南面的僰道，与“西南夷”交流……前驱文化，巴蜀英雄史诗，跨越3000年时光，是为“双核一体”的雏形。

从“三星堆”到“金沙城”——成都平原的小“双城记”，迈向从成都到重庆——中国西部的大“双城记”。

“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历时3000年历史地理人文的特写，既有关于古巴蜀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古族、古国源流的纵向探索，又有从产业到科技工艺、从社会生活到主观世界的全景描绘，从亚欧草原到河西走廊，从天山南北到中原大地，从陇西走廊到南阳盆地，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甚至南亚文明，都顺着江流河谷、岭壑栈道，先后汇入四川，与巴蜀固有的文化交融、碰撞，共同在盆地之中蒸沤、发酵。”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评价道，《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部全面记叙世界青铜文明、中国青铜文明“前世今生”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仅有严谨的历史考据，还有作者本人充分、大胆的想象，让人畅游其间，不觉处于两座城市当中。

正如汤继强教授所言：“审视成都平原历史的‘趋势’与‘气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家国背景’‘乡愁底板’，以史家的根底、学者的思辨、作家的笔触，将新闻手法、电影手段引入记叙结构，探骊得珠，跨文体全景展示，让历史承担文学的功能，让文学再现鲜活的历史，还原从古巴蜀到成渝双城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

据易旭东介绍，本书得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支持。写作期间，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领导与《巴蜀史志》编辑部、成都市地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与《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编辑，还给他提供大量参考、学习的地志书籍、期刊，并鼓励他写出高质量的书稿。“成都方志馆对我‘无差别’开放，差一点成为我的‘个人书房’。从《成都传·雪山下公园城市》的写作，到公开出版、发行，省地方志办官微《方志四川》、成都市地志办官微《成都方志》见证了全部‘流程’，至今，该书的初稿、定稿与初始样书，都在编辑部里有‘备份’。”

在写作“个性”与阅读“共性”上创新、突破

关于天府文化、巴蜀文化，这几年成为很多作家的写作对象，比如2022年出版的《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作为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的易旭东深耕其中，其最大感受就是“举世无双”。在他看来，天府文化的源头巴蜀文化的延续性强，从夏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一直就是相对独特的文化区块链、经济单元，也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呈现。

既如此，那作家又该如何才能做到创新且又被读者认可？对此，易旭东表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必须有基本“内核”。“内核”中有两点非常重要：悠久的从古至今没有断代的历史；多元文明起源的大一统的文明古国。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

“我作品的属于‘史志’，目前主要在青铜文明时期（先秦时期），注定是‘小众性’‘学术型’，一直被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大类，大多用学术论文去阐述。本土文化作品要做到创新且又被读者认可，就我个人，在历时性中体现出实时性。‘历时性’，探索历史的起源发展‘实时性’，对现实和时政作出及时反映。”易旭东进一步解释道，“用科幻小说的结构、散文式的语言、影视般的定格镜头，一如急促的像诗句一样短促的‘解说’，将传统史志转译为同题的‘新闻特写’，把学术论文演绎为内敛的‘报告文学’——大家愿意去读枯燥的史志作品，又还能逐渐读得懂，在表现手段、呈现方式上，必须在自己的写作‘个性’与读者的阅读‘共性’上，寻找一个相对的‘节点’予以创新、突破，才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探索、创新，终于有了突破。成都市地志办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存史、育人、资政’，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创新转化地志利用，首创“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项目，将《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列为首批‘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不仅是在守正创新中谱写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也是对我探索、创新的一种肯定。”

在文本上，易旭东的语言简洁而有深意，并且在阅读中给人感觉富有“跳跃性”。易旭东说：“段式上的‘跳跃性’，我称为‘电报式语言’，在30年前我当记者时，不仅写‘大特写’‘忧思录’时就已运用，就连‘新闻导语’要求是五个‘W’，我也省略了两个，只用了三个‘W’。表现在书中，我只记叙‘结论’，省略‘论证’，连‘注释’‘出处’都砍掉。一如当今影视剧省略了起承转合的‘蒙太奇’一般。我的主要读者，不是写给专家学者，传统史志读者也不适应，适合‘手机阅读’‘电脑阅读’的读者，契合了改编为影视作品、新媒体作品呈现的潜在需求。”

至少在4000年前，成都就是一线城市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一书共分上下两册。上册从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同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与世界一体化同步出发，阐释了“三星堆”“金沙城”的开放性、国际性。下册主要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雏形的形成，表明在“丝绸之路”、茶马之路之前，巴渝中心的重庆就存在着一个系统的栈道交通网络、青铜文明之路，“巴蜀一家”上溯至3000年以前。从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今天成都的宣传语“世界之都”“成都，都成”，其实在3000年前就已是实证。而这，也正是易旭东想通过新书带给今人的启示和思考。

“古蜀国与夏商周并存。古蜀文化，就是先夏文化。古蜀国是夏朝的‘母国’。在《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成都平原的城市群就已成为‘天下之中’。自视为‘中心’，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征，相对富庶、适宜居住的地方。农业之神的后稷，周朝始祖‘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焉，民皆法则之’。帝尧时专门研究种植五谷的农师，死后葬在蚕丛开辟的都广之野。‘都广’即‘广都’，连‘百谷’都能‘自生’。就在今天的成都主城区、天府新区、双流区核心区域一带。”易旭东介绍说，“古老东方的创业之城、财富之都。至少从夏商起，大成都农业持续发展，西周时已是富庶的经济区域。到唐宋，成都就是一线城市，充满向外扩张的活力。《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西汉12位货殖高手、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卓氏、程郑等被司马迁列为12位之首。中国首富，活力惊人。‘宇宙之书’的《山海经》中，记述的不仅是‘禹迹图’‘夸迹图’，而是中华民族群体英勇无畏、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创业图’‘奋斗图’。成都不仅是当时中国一枝独秀的商业城市，也是世界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城市衰落时期时，世界第一流的商业城市，商业财富集中于成都平原的城市群。”易旭东感叹道，从5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开始，至少有4000年成都是一线城市，优先、富庶、巴适、安逸的生活就已成习惯。历史的沧桑，至今仍旧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成”竹在胸，游刃有“渝”

直线距离为40多公里的三星堆与金沙城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从造型、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人像所佩戴的金面罩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高度相像。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多手法全景式地呈现了三星堆与金沙城、巴蜀文化的“前世今生”。大约距今3400年前，成都平原上演“双城记”，“首都”三星堆、“副都”金沙城。

三星堆城遭受灭顶之灾后，在迁徙、迁移中，代表王权的“辫发”族群往“副都”转移，迁至成都金沙城，代表神权的“笄发”族群北上，迁入陕西宝鸡，“投亲”随大禹治水的“北漂大军”——已在甘肃天水定居的柏灌遗民。这里是周人的居住地，更是秦人的祖地。

易旭东表示，从三星堆到金沙城，极其相似的知识体系、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前后相继、中间交叉、重叠与共存超过200年，共同构架出古蜀文明最灿烂的篇章。“我将史志事实与考据事实‘融合’，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相比较，记录成都之变、再现小‘双城’之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金沙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承续、发展，既像父与子，更如兄与弟。如今，成都的浪漫情怀、审美情趣，都从金沙城延续而来。审美趣味、对细节的着意表达，都与如今的成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相似。”

新书的下册着重讲述巴蜀文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基础是文化。那么，我们应该才能讲好成渝故事？对此，易旭东坦言：“就我个人而言，相同的文化底层，在四川盆地的地理单元内，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基础上形成，互相浸润影响，共性明显，根基深厚，托出的‘双子星’，共同的养育父母是巴山蜀水，只是一西一东，住的地方环境不同，地缘邻居有异，天造人性，一个好文敏思，文化深厚而醇香，乐达得精细，一个尚武刚直，文化朴直而时尚，乐达得粗放。只要抛弃过去的‘分而叙之’‘各自为战’，依循‘统筹谋划、共同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时代要求，多维度的“讲好成渝故事”指日可待。成都‘强势东进’，重庆‘一路向西’，‘成’竹在胸，游刃有‘渝’，最终格局，‘一家亲兄弟，成渝零距离’。”

“文学需要天赋，曾认为自己“江郎才尽”

熟悉易旭东的人都知道，他从事媒体工作达30余年。在新闻采写方面，易旭东有着丰厚的经验和独到的观点，他严谨、敬业、执着的职业精神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工作之余，易旭东也从事文学创作。在易旭东看来，媒体经历对文学创作绝不仅是加持、赋能这么简单。

其实，易旭东是从文学青年转向新闻工作者的。1982年，他就在《四川文学》发表短篇小说；1987年前，发表了8篇中短篇小说。“文学需要天赋，当时我认为自己‘江郎才尽’，转业新闻，成为职业记者。1992年，我在《成都工人报》时被‘借调’到《工人日报》，成为新闻界的第一个‘京漂’。从北京回来后，从《四川文化报》又被调到《读者报》。2002年，离开《成都日报》后，到民营企业‘锻炼’了几年，又调到《人力资源报》……”

当时，《工人日报·周末版》是央媒首家“试验田”，必须有适合读者阅读需求的“创新”，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上表现“突破”，才能占领主报以外的市场。于是，易旭东除了提升了“以小见大”的采写能力，还需要用国际视野去“延伸”新闻事件，体现在文章主题、版面语言上，就是淡化“新华体”，善用“文学语言”……这为易旭东现在的大历史观、大散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读者报》时，锻炼了我的‘专刊能力’‘旧闻启示’‘时尚感知’，《读者报》自始至终坚持‘独立性’存在，‘多元化’发展，我感同身受，受益匪浅。坚守是最美的承诺。《读者报》30年来，走‘窄路’、存‘道宽’，坚持走以‘读者’为中心的行业‘专刊’，入木三分的发展轨迹，与时俱进的书写和记录。”易旭东坦言，“对选题的确定、书刊市场的感知，就是在《读者报》练就的。如今，我专著的‘架构’仍然是《读者报》的‘专刊’升级后的‘特刊’。如果你时间充足，再去读这两本书，会发现‘公园城市’是成都前世今生的‘特刊’，‘双城记’是‘三星堆’‘金沙城’融合发展的‘特刊’。”

从上一部著作《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到现在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可以发现，易旭东的写作，在本土文化的宽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延伸。不过，当一个作家连续在同类题材上有所建树，那极易形成一个标签，易旭东会在意这样的标签吗？对此，易旭东作了否定的回答：“不会在意。标签化既是对作家的赋能、提级，也会迫使作家创新式发展，多元化跨步。”

谈及未来写作的重点方向，易旭东表示，挖掘、传播本土的取之不尽的巴蜀文化，创新式运用用之不竭的史志旧闻，确实是自己写作的重点方向。“下一步，北宋那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名人，如‘三苏’、王安石、欧阳修……成都的‘新津三张’‘天府新区三范’‘双流三邓’‘崇州三张’，也是我今后写作的重点关注。”

来源：读者报全媒体

作者：何 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