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整整200年之后，嘉庆《新安县志》终于又肩负起新的使命：以“深港第一书”的姿态，行走在沧桑巨变之后的深港大地上，见证并参与新的传奇。
■胡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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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之初，阳康之后的这些天，我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仿佛重读一本书，当我们回看“疫中三年”，会惊觉许多精彩的故事竟然与一波波疫情同时发生过，而许多章节我们却漏读了。比如此刻矗立在我眼前的这本书：
《嘉庆新安县志》，深圳市史志办公室整理编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教授团队据嘉庆二十四年凤冈书院刻本影印本点校，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此书有简体与繁体两种版本，卷首标明是“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暨宝安建县1690周年”。其实，如果把时间稍稍放宽的话，此书还可增加题献两个重要节点：《新安县志》问世200周年；自东莞析出、设立新安县450周年。
有如此众多的时间节点拱卫，新整理本《新安县志》仿佛是应运而生。然而，仔细阅读本书的“副文本”，我们会发现此书诞生的背后其实有更深远的时空背景，换句话说，此书的“再次诞生”肩负着一个新的重大使命。
在前言和点校说明等“副文本”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个地名：香港。这在之前的《新安县志》简体整理本中是不多见的。每逢特定历史语境，这本书中的相关表述必定是“深圳”与“香港”并提。比如：
《嘉庆新安县志》是一部“清代嘉庆年间修纂的广东新安县（即今广东省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域）县志”；
《嘉庆新安县志》“比较全面、详实地记述了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新安县即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域……各方面内容，为研究深圳、香港地区古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可信的史料”；
“该志记载深圳、香港地区源远流长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有利于增强两地人民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打破长期以来深圳、香港历史虚无、文化沙漠等错误论断……”
这是刻意为之的吗？我问杨立勋。他是深圳市史志办主任，也是《嘉庆新安县志》整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和主编。他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有“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建设人文湾区”“建设文明典范城市”等要求，我们整理编辑《新安县志》，就是要落实上述精神，弘扬深港方志文化，为深港合作、“双区驱动”提供历史智慧和资政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答“《嘉庆新安县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样的问题，“标准答案”或许就如书中前言所说：
“清嘉庆《新安县志》编纂于1819年，是古代最完备地记录新安县即包含今深圳、香港地区历史沿革、经济状况、社会变迁和人文风物等内容的宝贵文献，是深港文化同宗同源的明证，是深圳地区最后一部古县志，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包括深圳、香港地区‘全史’的官修县志。”
在这个意义上，嘉庆《新安县志》堪称名副其实的“深港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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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嘉庆新安县志》新整理本的繁体版本，做得十分精心精致，其面貌风韵和简体版大为不同。深蓝色布面函套装，上下两册，竖排繁体，线装形制，函套封面书名为烫白印刷，上下册封面则是手帖纸质书名签，一派古雅气象。很显然，这样的繁体版是专为香港准备的。
原市史志办副主任、同时担任整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副主编的王地久，对这一繁体版本的出现颇为得意。他对我说，市史志办做这件事的缘起，确与香港有密切关系。“从一开始我们就策划要出两种版本，一为简体，一为繁体，繁体版送给香港的高校等研究机构，希望能对香港的修史、修志和青少年研习国史和深港历史有所帮助。”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们原计划把繁体版送到香港，还要和香港地方志中心合作举办展览或新书分享活动。深圳市史志办和香港地方志机构本来就有密切交往，他们曾经合作过《中英街与沙头角禁区》等多个项目。无奈新冠疫情中人与书通关都困难，送书只好改为寄书。这部最新版的“深港第一书”，穿越防疫抗疫通道，跨过深圳河，到达二百年前的新安之地，需要比2020年之前花费更长的时间。当年纂修《新安县志》的士绅们未必细细游览过的那片岛屿，那方山海，如今他们笔下的新安文字替他们一一抵达，完成新的旅程。
遥想1819年，新安县令舒懋官率王崇熙等人重修《新安县志》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画出的“新安版图”，仅仅二十年之后，就开始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以至于今天说到深圳和香港，我们需要频频使用“同宗同源”一词。
新整理本对“同宗同源”的阐释如下：
明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县置新安县，其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治所设于南头。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新安县的香港岛被英国占领。咸丰十年（1860年），新安县的九龙半岛南部（今香港界限街以南）也因中英《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割让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强制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寨城除外，租期99年。至此，英国强占及强租了本属新安县的约1066平方公里的土地。
香港呢？香港的地方志又是如何表述“同宗同源”的？查《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万历元年（1573年）新县成立，以其地能“革故鼎新，去危为安”，因此取名新安县，治所设于南头。广州府自东莞县辖地南端海岸线起向北划出56里范围，拨作新安县土地，原属东莞县的7608户共33,971人改隶新安县。从明万历元年起，到十九世纪英国逐步占领香港地区为止，除清康熙五年至七年（1666年-1668年）一度改并外，香港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新安县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深圳和香港。
这两段话可以看做是深港两地对“同宗同源”的共识。另有一本《方志中的古代香港：〈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恰巧也在2020年重印，编者在导读中说：《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一本扩大编纂范围的古代《香港志》和《深圳志》，可以作为现代香港和深圳新编地方志一脉相承的文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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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就不能不提到一件看起来极其巧合的事：就在新整理本《嘉庆新安县志》出版发行的2020年12月，香港地方志中心编纂的《香港志》第一卷“总述 大事记”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其“引言”的第一句话是：香港位于珠江口外中国南部边陲，北隔深圳河与广东的深圳市毗邻，南临浩瀚的南海。
董建华先生在序言中说，从文明肇始的远古年代，华夏先民便已在香港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了数千年的发展轨迹和生活印记。然而，自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编修以后，香港地区便再无志书，留下了长达200年的空白。他说，回归以来，香港由一个他人心目中“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蜕变成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下的特别行政区。港人要告别过客心态，厚植家国情怀，建立当家作主的责任意识，才能够明辨方向，共创更好明天。
据媒体介绍，《香港志》全书共计66卷，全面记录上至距今约7000年的远古时期、下至香港回归20周年的香港社会风貌和时代变迁，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物等多个领域，总字数达2500万至3000万。
媒体也指出，2004年开始启动编修的“香港通志”，十多年间曾一直停留在“只闻楼梯响”阶段，2.5亿元资金远未到位，引起各方重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不少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香港的历史文化根源，不了解香港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往往会迷失方向，而地方志是认识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很好的平台。
所以董建华先生在祝贺《香港志》出版时说，《香港志》的历史性出版，象征着经历200年风雨沧桑之后，香港终于回归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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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深圳河两岸志书出版的这个巧合，也许应合了一种“历史的节奏”。此前十几年，2004至2007年间，深港学者们围绕《新安县志》还创造了另一个巧合。
2004年10月29日，深圳召开过一个“《深港史料丛刊》编撰成果评审会议”，媒体从会议中得到消息说，《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嘉庆〈新安县志〉校注》，经过长达3年的编撰，已完成330万字的初稿。这是深圳市首次对本土方志进行全面整理、标点、校勘、注释，填补了深圳、香港乃至珠三角地区的文史研究空白。
那时候人们已经清楚，《新安县志》现存完整的仅有两种，即康熙本和嘉庆本。清康熙年间靳文谟所修的《新安县志》，目前惟一完整的孤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和日本藏有残本。清嘉庆年间舒懋官、王崇熙所修的嘉庆本存世不足10套，而深圳全市公私藏书中没有一部原版《新安县志》。
校注者张一兵遍览各种版本的《广东通志》、《广州府志》、《东莞县志》，查阅各类古籍无数，对《新安县志》应注尽注，不厌其详，志在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让深圳人更清晰地了解历史，重新认识深圳的文化深度。宝安区文管办负责人也表示，这部沉睡了上百年的《新安县志》如能正式出版，一幅深圳历史沿革以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的“全景图”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你也许注意到了，那个时候深圳人谈论《新安县志》，还不怎么谈到香港。
而在香港那边，2007年12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一套《新安县志》影印本。一函八册，孙立川、郭杰校编，饶宗颐题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印行。编校者之一的孙立川，是香港泉州籍著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曾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和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这是海内外第一部线装影印版《新安县志》。
同样是2007年，香港还有另一个《新安县志》选编本出版。2005年秋，岭南大学成立了一个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学者们从梳理香港历史源流入手，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流通不广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安县志》”，从中选辑香港相关史料。一本名为《〈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的书2007年由香港三联出版。
那几年，深港两地争相整理、出版《新安县志》，海天出版社也以张一兵点校的《深圳旧志三种》加入进来，共同缔造了1819年以来第一个阅读、研究与印行《新安县志》的小小高峰。
而在此“小高峰”之前，香港各界对《新安县志》的重视程度，似乎也高于老宝安县或新深圳市。香港新界乡议局陈日新1979年印行了一个铅排本，同年据说还有一个“香港赵树勋重印本”。深圳一位书法家1998年撰文说，他翻看过一本宝安籍香港友人黄元鼎先生新编重印的《新安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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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深圳全市公私藏书中没有一部原版《新安县志》”，但是，香港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曾经珍藏过一部凤冈书院藏版嘉庆《新安县志》。2007年天地图书版影印《新安县志》用的正是叶藏本。
北京三联版叶灵凤《读书随笔》出版时，书前的两篇序文都提到了叶灵凤藏书和《新安县志》，大有“开口不提《新安县志》，说尽叶氏藏书也枉然”的意思。序文《凤兮，凤兮》中提到，英国人虽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统治权，却并没有抓到这样一部和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好几次有外国人以当时极高价想抓走这部书，叶先生一一拒绝。他生前多次表示，书要送给国家。
关于《新安县志》，叶灵凤先生至少写过两篇文章，一为《〈新安县志〉里的香港》，一为《〈新安县志〉与香港》。他自己1940年代得到那部《新安县志》后，一直珍藏身边，视如珍宝。也许我们可以据此断定：在香港历史研究领域，叶灵凤先生是首位重视并大量使用《新安县志》的学者与作家。
在《〈新安县志〉里的香港》一文中，叶灵凤先生首次列出了他阅读《新安县志》时发现的史实与现实，比如，今日新界及港九两地的不少村名，在县志“都里志”中都可以找到；香港村就是今日香港仔的香港围，也正是今日香港岛命名的根据；旧时颇疑“鳌洋甘瀑”的甘瀑说香港岛南端近薄扶林处的大瀑布，现在依据县志所附舆图，完全是另一处地方……这篇文字约写于1940年代，后来他对《新安县志》版本情况了解愈多，就愈加珍惜自己的藏本。到了写《〈新安县志〉和香港》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如数家珍了。
叶先生1975年去世后，其家人亲手将《新安县志》捐给了广东中山图书馆。他的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一文中回忆道：
“……加拿大方面又有来函表示想收购，特别是法国有关方面单独出价二十多万元收购父亲一本名为《新安县志》的绝版书。但我们始终坚定了原则，认为那批书是父亲的心血，无论如何不会以利益为条件，只想那批书能有机会留给更多的人读到。于是为了原则，一拖就是几年，书籍被尘封得更需急切整理，同时那部《新安县志》原来中国政府也希望将它收购回，以便研究广东省及香港一带历史。于是这一次我们毫不犹豫，《新安县志》立即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内地的有关部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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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2日中午，我去南头古城会一位朋友，因早到了一会儿，临时起意想去找找“凤冈书院”旧址。听说石碑和旧屋遗迹都在如今的南头中学院内，我问一位穿校服的同学是否知道这回事，他说他知道，石碑就在校内，离学校正门不远。我到了正门，见进入正门高高的台阶周边围着隔离栏，左边岗亭内，一位戴口罩、身穿隔离服的保安在值班。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不是学生家长，我只是想看看“凤冈书院”那块石碑。他说那也不行，你得事先联系，要有个联系人。我心想，谁是我的联系人呢？200年前在这里纂修“深港第一书”的人早不在了呀！好吧，我回去想想，试着找找联系人；我会回来的，因为《新安县志》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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