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社会的公民素养并不是在抽象原则中训化出来的，而是在人类所开拓的知识与思想天地中培养起来的。智性上的增长与价值观的塑造在大学生活中应该同步推进；因此，真正卓越的通识教育在大学生活中变得尤为重要。

为进一步推动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的提质升级，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合作出版了《复旦通识100》一书，邀请通识核心课程教师以“为什么要学习这门通识核心课程”为主题撰写文章，“以点带面”地为学习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历史纵深和思维线索，启发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今天我们推出邓志峰老师的文章《立象以尽意：<周易>的思维世界》，让我们跟随老师的文字，一起探索《周易》的浩瀚。

立象以尽意：《周易》的思维世界 

作者 | 邓志峰，又名邓秉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 经学、中国经学史、思想史、史学史

代表著作 |《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周易义疏》《孟子章句讲疏》《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等

主讲课程 |《周易》的思维世界

《周易》可能是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一部。不仅作者难以确定，版本纷繁复杂，对不同文本内容的理解也大不一致。但《周易》在历史上又曾经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权威甚至神圣地位的经典。在战国、秦汉儒家的理解中，“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汉书·艺文志》)，《周易》是由人文始祖伏羲创始，经过殷周之际周文王的推演逐渐定型，最后经由孔子闻发并最终完成的著作。《周易》因此被视为六艺或六经中最基础的经典著作，代表着经学对天道的精微理解，故又称作《易经》通行本《周易》包括卦画、经文与易传(共十篇，又称“十翼”)三个部分，卦画据说由伏羲到文王完成，经文由文王(可能也包括周公)完成，易传由孔子完成。这一观点尽管不无争议，但大体是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晚清西学东渐，经典逐渐祛魅，特别是在疑古思潮冲击下，许多历史上的前设几乎完全被推翻，在较为苛刻的审视之下，《周易》与孔子的关系被否定，其经文也被视作占卜记录的汇编，不仅理论上毫无价值可言，史料价值甚至也大打折扣。20 世纪下半叶，由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及楚竹书、汉简《周易》等文本的发现，也因为疑古思潮的消退，《周易》与孔子的关系大体被重新接受，但对《周易》文本的理解却分歧依旧。加之传统易学本来就具有象、理、数三大传统，所以目前还看不到达成共识的希望。与绝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所谓易学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具有共同研究方法的学科，只是与《周易》有关的各种研究的集合。

《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增订本）》邓志峰 著

但《周易》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显而易见。无论是人文、社会领域，还是对物质世界的理解，都可以看到易学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医学、音律等学科，无不打着《周易》的烙印。近代以来，许多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也曾尝试通过对《周易》的重新理解，来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譬如直到不久前，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还曾明确提出，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便是因为《周易》的影响过于强大。与此同时，中医之所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巫术也因为与《周易》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阴阳五行。在今天，合理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描述并理解《周易》的思维形态?《周易》的思维是一种普遍性思维吗?这种思维的合理性何在?换言之，《周易》的思维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的思维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合理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反思。

在已有研究中，以“象思维”(或“观象思维”) 的视角理解《周易》大体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迄今为止，关于“象思维”的理解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象思维”被视作与“逻辑思维”或“概念思维”相对的思维方式，但对它的描述，依然主要是强调“直观、直感、直觉的体验方式”，以及整体观、动态平衡等基本特征。人们可以在诗歌、书法、绘画、建筑等艺术作品内，乃至道教、禅宗的理论及实践中，不断对“象思维”的存在加以印证但对这一思维本身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最近有些学者开始借用现象学的方式，描述易象的产生机制。但由于对《周易》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够，还无法对易象作出真正内在的反思。简言之，对“象思维”的理解不能在对易卦展开方式的还原之外抽象地作出。因为易象的展开，来源于德性思维对生命的体认，所以，对《周易》思维世界的还原必须顺着生命展开的方式进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各个流派，尽管具体见解上颇有分歧但却大体呼应了《周易》本来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借鉴。

易象的展开主要是通过《周易》的卦交结构实现的最关键的便是《周易》的卦序。《周易》首先通过六画卦的阴阳变化产生了六十四卦的数理形式，并以此对应整体的生命宇宙。而通行本《周易》(或《易经》) 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六十四卦通过“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形式被有机地排列在一起，成为对生命展开的观象形式。而对易象的抽象反思便是易象学。诚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易象学是德性自我对生命本身进行观象的结果与经验现象论不同的是，易象学不对现象进行知性判断，特别是不对现象进行任何质料意义地肯定。因此，易象学不必然涉及对经验事物的包括颜色、气味、声音、质量、形状、不可入性等在内的一切属性或本质的判断。易象学的真正对象是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各种样态。由于不涉及质料，易象学不考察事物的器质性结构，只关注事物本身在生命意义上的各种征象。

对《周易》思维世界的重新理解，可以为时下有关人类文明的反思提供一个有力的视角。如同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知性思维一样，以事态描墓为中心的观象思维同样是一种普遍性思维，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中都自然地存在着，并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支撑起人类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只不过知性思维只有在古希腊才率先实现自觉，并在近代西方达到较为高深的境界;观象思维则在古代中国最早发生自觉，并在宋明时代臻于圆融。因此，所谓中西文明的历史形态，并不表明中西两种文化是完全异质的，而只是意味着历史中的不同文化分别采取了某种主流的思维形式，而以其他形式为其“支援意识(波兰尼语)。两种文明在近代的相遇，固然在激烈的冲突中，带来了对哪一文化才真正具有真理性的拷问;同时也为人类从更为圆融的视域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总的来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甚至印度、波斯，乃至所有人类古老文明，在近代以前，早就不再是单一文化形态的延续，皆已是不同文明融汇的结晶。其中欧洲与中国显然更是得天独厚，分别成为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中印诸大文明的交汇之所。也正是因此，在当下的时代，中西文明的相遇对于人类才尤其重要，两者的交流早已不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纠葛，而其实就是四大古老文明的规面相对。如同物理学一直致力于大统一理论一样人类文明殿堂的四根神柱已经立起，且让我们端视最后的穹顶如何落成。在今天，除了某种知识范型的含义之外依然用地域来指称不同文化，不仅无益，而且与事实不符。人类既有文明的最后融合已经到来，看似剧烈甚至悲壮的文明冲突，只不过是融合的一种激烈形态。那以后，这一波人类文明，倘非由于不幸堕入闭合系统而走向萧条，便一定会昂首面向更为邃远的星辰宇宙。

进一步阅读书目: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

②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潘雨廷:《周易表解》,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④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⑤邓秉元:《周易义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