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109—P110

作者：董向荣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6期，陈茜摘

随着外交议题的复杂化和涉及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多边外交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外交形态，意在解决无政府状态下多个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合作问题。历史上不乏多边外交的案例。现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始于战乱纷繁的近现代欧洲。联合国及其组织体系是多边主义的体现。在多边主义理念的指引下，联合国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行为体，是践行多边外交理念最重要的舞台。除了联合国体系之外，全球还有很多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和机制，共同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目前，关于多边主义有两种主要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把多边主义分为单位层次上的“战略性多边主义”和体系层次上的“制度性多边主义”。所谓“战略性多边主义”，是把多边主义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战略，与孤立主义、帝国主义、不结盟等相对应，表明一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偏好、对外行为方式或对外战略。所谓“制度性多边主义”，是指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基于普遍行为准则协调国际关系的制度形式，把国家作为多边主义的基本行为体，强调国际规则、规范、决策程序等普遍行为规则是多边主义的基础。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把多边主义分为“（旧）多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所谓“（旧）多边主义”是指传统的以解决国家间冲突和战争为目的、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所谓“新多边主义”是指在全球治理中新出现的以非政府组织取代政府作为基本行为体、以自下而上取代自上而下、以去中心取代中心、以开放透明取代“小圈子”和秘密外交的多边主义形式。即便存在“（旧）多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也主要是作为“（旧）多边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无论是从战略还是制度的层面来界定多边主义，还是以“旧”与“新”来区分多边主义，都无法忽视其需要多个参与方相互协调与合作、共同参与体系治理的本质属性。如果是以国家、非国家成员、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作为多边外交的行为体，那么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单边和双边外交之外的外交形式都可以视为“多边外交”。可见，“多边外交”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内所谈的多边主义，是相对于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特别是相对于单边主义而存在的。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有时更多体现在处理国际问题的不同政策方法上。比如，在国际贸易政策中，当绝对需要多方同意时，单边主义的支持者通常倾向于双边协议，认为行为体越少越好，追求简单和效率。而多边主义的信奉者，则倾向于与多个行为体共同达成多边协议。当一国政府偏向多边主义时，对于原本可以在单边或双边层面解决的问题，仍然愿意选择看似能获得更多支持的多边主义路径来实现。所以，单边、双边、多边主义的路径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有相互交叉的。

中国参与现代世界的多边主义外交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中国参加国际联盟，成为这一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等积极协调，1942年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开罗宣言》，1944年参加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取得了战时大国地位。可以说，中国原本就是联合国这一重要多边体制的创始国之一，是绝对的“局内人”。

在有限的多边外交场合，新中国主要是利用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之间的认同感，在反对殖民统治、维护独立自主方面取得共识，通过多边外交场合广交朋友，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万隆会议成为新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里程碑，也是通过多边场合促进双边外交的成功尝试。万隆会议通过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吸收和借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理念。通过万隆会议的多边外交舞台，新中国展现了和平友好的对外姿态，更多国家对新中国有了了解。

在联合国之外，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进程。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1997年，中国与东盟举行“10+1”领导人会议；1991年，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1996年至2000年，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个邻国的“上海五国”机制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并在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1999年，中国参与创建二十国集团。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2003年到2008年，中国领导人多次参加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9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金砖四国”从一个经济领域新词汇转化为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平台，“金砖机制”成为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携手合作的范例。中国积极参与APEC、“10+1”、“10+3”、“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亚洲合作机制，与亚洲国家一起致力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进入新世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轮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尤其重视“主场外交”。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北京冬奥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彰显大国多边外交风范。

当前，中美对多边主义认知的主要差异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侧重理念还是侧重制度。中国当前主张的多边主义，主要是一种外交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相辅相成。中国关于多边主义的主张，重视“应然性”，认为多边主义应该具备包容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认为与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单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具有进步性，应该成为国际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美国和西方话语体系中强调的多边主义，尽管也有理念层面的解释，但更重视的是制度层面上的安排。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多边主义的基础是普遍的行为原则，是一整套包含国际规则、规范、决策程序的制度体系。一旦行为体参与构建了多边主义制度或在同意遵守制度的基础上加入了某多边机制，意味着就要在从多边机制中得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

第二，是侧重“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美国式多边主义体现的是“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多边主义机制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性安排，直接或间接维护美国的利益，甚至把霸权身份本身也作为利益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维护。中国的多边主义主张更强调“价值理性”。中国认为，多边主义不只是纯粹的工具性方案，而是多方参与全球共治、以预先协调的方式处理全球性、公共性议题的最佳选择，并通过制度化安排为多边协商结果付诸实施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从而使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三，是侧重权威的单一性还是多元性。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将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机制，将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作为多边主义的判断标准。与此相对照，美国只是把联合国作为诸多国际合作机制之一。美国更倾向于通过自身的强大能力和单边行动、双边外交、小多边联合行动等来捍卫本国利益，并不把联合国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舞台和主要权威。

第四，是侧重包容性还是排他性。中国的多边主义认知，将包容性置于多边主义理念的核心，将是包容的还是排他的作为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重要标准。美国热衷于构建和活化既有的排他性小多边机制。这种小多边机制，实际上是美国与其数十个盟友或亲密伙伴在不同地区、不同议题上的排列组合，是同盟关系的延展。同盟关系原本就是以排他性为根本特征。

尽管中美多边主义的侧重点不同，但都需要通过多国、多个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来解决地区性、全球性议题。未来多边主义走向取决于哪种多边主义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哪种多边主义能为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