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 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武威市博物馆供图

名录中的名碑名刻见证了我国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其中代表性碑刻有“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唐蕃会盟碑”等。

“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发现于甘肃武威石碑沟村。该碑刻于元朝，大约在清代被埋于地下，后被当地群众挖出，将上下两段凿为磨盘。1933年，仅存的中段在当地被挖出。1934年，当地喜爱金石的人士将其移置于武威县教育馆（今文庙），并在碑侧镌刻此碑的发现情况及碑文出处。该碑残高1.82米、宽1.73米、厚0.47米，两面撰文。正面为汉字36行，行残存41字。背面镌刻回鹘文。其碑文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元代大书法家、礼部尚书康里巎巎奉敕书。

“碑文是元文宗为表彰高昌王帖木儿补花及家族效忠元朝的功勋而立，于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由帖木儿补花到凉州扫墓时立。”武威市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吴春勇介绍，碑文对蒙元时期维吾尔王室与蒙元皇室的联姻关系以及阔端一系镇抚河西维系西部与西南诸族安宁等方面有重要记载，也对回鹘人的起源及高昌国的来历、高昌王的世袭顺序等做了详细记述。该碑还证明，“永昌”就是现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是只必帖木儿王宫所在地。“该碑文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有关，有重要历史、艺术史价值，是我国多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见证。”吴春勇说。

此外，“唐蕃会盟碑”记录了蕃唐盟誓的缘由过程、盟约主旨和蕃唐友好关系，是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见证。“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录了土尔扈特部回到祖国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等记述了我国各民族守护疆域的历史。

展现了古代文字、书法、文学的发展

名录中的碑刻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字、书法发展以及主要书体、技法等，其中代表性的有“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等。

辽宁省博物馆的5方“熹平石经”残字碑入列其中。何为“熹平石经”？东汉后期，儒学兴盛，儒学经典版本众多。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规范儒学经典版本，汉灵帝命令蔡邕、李巡等标定经文，以隶书刊刻《诗经》《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7种儒家经典共46通石碑，碑文约20万字。这些石碑被立于洛阳城南、鸿都太学讲堂门前东侧，史称“熹平石经”。石碑上记录的7部儒学经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读书人以此为据传抄、学习，作为考试的唯一依据。

石经刻立后历经兵燹，毁为残石，唐宋以来时有出土，民国时河南洛阳朱家圪“熹平石经”残石的出土引起广泛关注。辽宁省博物馆藏“熹平石经”残字碑即为此次出土，原为罗振玉旧藏。

在这5方碑刻中，“山有莱”等字残字碑是较为完整的一块。“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其中包含‘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等字样，是《诗经·小雅》中的《南有嘉鱼》和《南山有台》的诗句。”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李慧净介绍。

此外，“良宵许”等字残字碑有“郑良宵许”“仲孙偈会晋”等字样，出自《春秋·襄公》。“章四”等字残字碑有“胶胶既”“达兮在”等字样，出自《诗经·国风·郑风》。“石经文字为八分隶书，字体方整、结构严谨、古朴典雅，是汉隶的楷模和规范，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一环。”李慧净表示。

山东青岛天柱山的摩崖石刻也入选名录。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相关负责人马龙腾介绍，其包括“郑文公上碑”等9通（方）石碑。“郑文公上碑”是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为其父郑羲（谥号郑文公）及家族树碑立传之作。该碑位于天柱山之阳，镌刻在一块高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然碑状巨石上，碑文共20行，每行四五十字，共计881字。碑文中郑道昭极力称颂其父的文采，对其政绩也赞美有加。此后，郑道昭又在莱州云峰山镌刻了与“郑文公上碑”内容基本相同，但字数稍多的碑刻，被称为“郑文公下碑”。碑文布局纵横有矩，书写严谨规范，结字宽正，笔力雄健，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反映了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

这些碑刻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些重要成果。如“白鹤梁题刻”“重修通济堰规暨跋语碑”等。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的长江江心处的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三峡工程未蓄水前，其长年淹没于水下，仅在每年冬春交替的枯水期露出江面。

自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起，古代劳动人民就在白鹤梁上刻石鱼作水标，记录水位变化，预卜农业丰歉。这些石鱼引来了众多题刻者。历朝历代的书法名家、文人墨客、地方官吏在此怀古颂今、记事言情。历经千年积累了题刻174段，现存165段，共万余字。这些题刻中涉及水文价值的有80多则，记录了长江上游从唐代至今1200多年间的水文资料，对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等具有重要意义。还有题刻记录了历代文人和百姓的“兴观群怨”，其中不少充满顺天道、节用爱民、清廉行政的民本思想。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为保护白鹤梁题刻，当地修建了水下博物馆，利用无压容器、深水照明系统、特制观察玻璃窗等技术，实现了白鹤梁题刻水下原址原环境保护与展示。

▲ 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 北京房山云居寺供图

名录中的石碑石刻还记录了我国古代经济社会生活，如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收藏的辽“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主任王得军介绍，该碑1977年迁至云居寺北塔西廊，碑座后配，碑身完好。碑右刻“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左刻“重镌云居寺碑记”。“重镌云居寺碑记”记载了辽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王正之子王教出钱重镌此碑，兼叙谦讽“完葺一寺，结邑千人”之事，详述了辽代云居寺修筑沿革及宗教活动，是考证辽史和佛教史的重要文物。“我们建立了完备的文物安全责任制体系，不断加强人防、物防和技防，安排专人对碑刻的日常文物安全巡查，以确保文物安全。”王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