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28—P29
作者：孟 飞 冯明宇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韩炳哲对生命政治学话语范型的改写及其理论失误》，摘自《世界哲学》2023年1期，王志强摘
德籍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是晚近最具爆发力的学者之一，为洞开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维度，他以解构性姿态批评生命政治学，力图全面改写生命政治学的社会权力话语范型，以期精神政治学成为其替代模式及当代世界的真理和良心。鉴于精神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之间的张力，系统梳理精神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厘清其与生命政治学的真实关系，指明其所谓“超越性”背后的理论缺憾，应当成为进一步吸收精神政治学理论资源的重要环节。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理论演绎，在韩炳哲看来，转折点突出表现为生命政治学的终结。韩炳哲首先移除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地基是福柯的体系，他直接声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已经在新的社会场景中失去合法性。韩炳哲认为福柯权力理论难以阐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与形态变化。他强调，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转变中，规训社会的权力机构（部门、单元）——医院、监狱、营房以及工厂——已经被写字楼、银行、机场、美容院、健身中心等质料所构成的社会取代。
一如福柯对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的梳理与研究是为洞察历史上被权力形塑了的主体究竟是什么样子，韩炳哲在对精神权力作用机制的剖析中也对功绩社会中的主体样态尤其重视。在韩炳哲眼中，规训社会注重禁令、规范，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在学校、工厂、监狱等机构中被驯化的规训主体；功绩社会则不同，它重视主体的内在动机、自发行为和自我驱动，主体不再受外部机构的控制，社会对他下达的绝对命令是“你行”“你可以”。在环境威力作用下，功绩主体同时是自己的企业主和雇员，自我剥削视为自由的创造，并主动且狂热地将此状态推行下去。
首先，功绩主体处于强置性的自由之中。规训权力仍然受否定论的规约，因此规训社会是一个充斥着“不允许”和“应当”的否定性社会。而在肯定性的功绩社会中，“权力的效率不是通过禁止和撤销而是通过赞扬和成全来实现的”。他者的消失使主体走向病理性的自恋，陷入同质化的场域，继而“自恋的主体无法通过他者制造的界限领会自身”。功绩社会中充斥着无底线和无节制的宽容和鼓励，使人们将自己误认为是自由的、无限自我建构的主体。然而，这种宽容和鼓励非但没有导向真正的自由，反而使新的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相较于规训主体，功绩主体虽然不屈从于他者，但却正以一种束缚于“生产效率”和“个人绩效”的形式屈从于自我强迫。由于不存在一个否定性的他者，功绩主体将矛头指向自我，产生自我攻击。这也就是抑郁症、过劳症成为功绩社会流行病的原因所在：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他者的暴力，而受害的主体还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
其次，功绩主体遵循自我优化的新自由主义剥削逻辑。在功绩社会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Sich-Verwirklichung）。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这意味着，主体对资本增殖的推动，由规训社会中的被动贡献转向功绩社会中的主动融入，在这里，主人与奴仆、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圆融且互通。自我优化的剥削逻辑的精巧之处在于，一方面，“自我剥削比外来剥削效率更高，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之感”，因而更具欺骗性，能够使主体在无察觉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融入资本逻辑；另一方面，自我剥削是指向自我的，不存在一个居于主体之外的可被攻击与变革的他者，功绩主体因为没有反抗的目标与对象而陷入盲目劳作中，不具有进行革命的可能性。韩炳哲强调功绩主体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的真实写照。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而肝脏在被啄食之后又不断复原。普罗米修斯与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象征着他与自身的缠斗，可以视为现代功绩主体的原初喻象。
最后，功绩主体是表征“爱欲之死”的“徒劳的生命”。爱欲指向死亡，是对劳作与徒劳的生命之否定，而功绩社会中盛行着将爱欲置于死亡之对立面的经济学——“苟活经济”，从而使资本主义将全部人类活动降格为单纯的劳作并使这种“徒劳的生命绝对化”，导致“爱欲之死”。“爱欲之死”和“徒劳的生命”是一系列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机制在顺序上无关先后，而是交叉并行的。一是健康主义。功绩社会对“徒劳的生命”的自我辩护不断趋向对健康的绝对化和神化。二是“多工作业”。功绩社会中过量的信息、咨询改变了功绩主体的注意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衍生出分散化的感知，使功绩主体采取多任务的处理模式，而无法对同一对象保持专注和深度浸入。三是“移动的劳动营”。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作为数字媒体时代中功绩主体的生产资料，构筑了一座可以随时移动的劳动营，任何地点都可以在任意时间成为一个工作场所，人类主体被裹挟进无间歇的持续运行状态。
功绩主体始终置身于因“他者消失”而具有“过度的肯定性”的社会氛围，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置身于强制性中。这种社会氛围实际迎合了使功绩主体导向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遵循自我优化的剥削逻辑的功绩主体，既是这一体系的结果与产物，又是为这一体系奠定基调的前提与基础，二者难以分离。而且，革除他者性与否定性的功绩社会将会使爱欲处于濒死边缘；功绩主体既成为“劳作的奴隶”和“徒劳的生命”，又不断地再生产使这种状态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
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但在其后发展中未将这些原则贯彻到底，继而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肯定和整体性悖离。其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偏离。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研究诉诸一种历史的向度，认为塑造主体的各种规则随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但最终却在新主体生成问题上采取回退式的进路，主张回退到现代治理技术未被发明的古代，通过“自我技术”达成新主体的塑造。其二，对历史辩证法的偏废。阿甘本呼唤弥赛亚式的救赎，阿甘本片面夸大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偏废了历史辩证法。其三，对革命主体的抽象化处理。
韩炳哲对生命政治学的批判失真。生命政治学本身因悖离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而有其局限，韩炳哲对此并未加以批判，反而在误判生命政治学的当代解释力基础上存在对其观点的隐性继承，而这使他对生命政治学的批判失真。一方面，对生命政治学解释效力的误判。韩炳哲指认，功绩社会的情态动词已从“应当”转为“能够”。但是，“能够”不过是“应当”的另类构型。“能够”本身处于“应当”的框架之中，在完整意义上是“你应当能够”；也正因此，“能够”才能带来“强制性的自由”。另一方面，对精神政治学批判力度的削弱。韩炳哲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政治学的方法来证伪生命政治学，无论是对精神权力运作机制的微观分析还是对功绩主体的多维审视，生命政治学的方法论都清晰可见，并在此意义上实现对生命政治学的续写。但是，韩炳哲所使用的一系列范畴，实际是生命政治学范畴的数字化时代新版，而韩炳哲对这一点刻意掩饰，反倒欲盖弥彰，使精神政治学在基本理论层面稍显语焉不详，削弱了精神政治学的批判力度。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建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尽管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对数字化时代作出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诊断，但却也悖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精神政治学对资本批判理论的偏离。韩炳哲精神政治学构建的最终目标是求解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治理中突围，并因此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作出细致分析。然而，由于缺乏历史视野，他将大数据、数字平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体系本身指认为统治、压抑和规训人们的力量。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技术应用中出现的种种负效应不是技术运用的一般结果，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构建。技术本无“原罪”，只是由于同资本关系相结合才在应用过程中导致负效应。因此，马克思主张“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