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历史是中小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门学科。那么，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是如何选择的？

民国时期，根据新学制《历史课程标准纲要》的要求，历史教育就是要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演进、社会变化和世界趋势的大概，培植正确的人生观念，并探索事务原委的兴趣和习惯。不少历史工作者遵循进化论的历史观念，将历史视为人类进化的记载，指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生、进步、衰亡的记载”。民国时期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教授全人类社会变化的事实。

开展历史课程的教学必须依靠历史教科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教学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是如何选择的？又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呢？

1923年出版的《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指出：“选材应该是历史教材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历史教材学的选材本身，就是一门极大的学问。”历史教科书的任务就是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史实，传授给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等方面的教育。历史教科书内容的优劣、安排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历史课程教学的开展。

编辑历史教科书需要运用成熟的史料。“历史学是以研究并叙述人类在空间及时间之进展的事实为职志，而这些事实为心与物的共同行动，且须依当时的共同价值，以推定其间的因果关系。”故选择史料为编写历史教科书重大问题之一。

历史教科书是为历史教学而服务、为学生而编写的。只有适合学生特性的历史教科书，才能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并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所掌握的知识解决遇到的困难。因此，这就需要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有驾驭材料的能力，更多地考虑到“与学生生活经验相符合，材料的内容更为学生所喜闻乐见，材料的语言文字表达更为学生容易理解，材料的编排更有意识地作心理化处理。”

历史教材的编撰是历史教学的重要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历史教学开展的第一步是选择教材。历史教科书由其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加上所涉及的面极其广泛，对受教育群体的影响深刻。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上要非常谨慎，决不可将似是而非的材料胡乱地拿来就用，同时还要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

民国时期教科书的数量和种类相当丰富。当时有众多的知识精英关注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不少民营出版机构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民国初年，刚刚从事教科书出版的中华书局，其出版的新制教科书，更多地关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也更关注教材的内在逻辑关系，“所选材料关于时令者悉按阳历编次，以引起儿童直观之感觉。各科彼此联络，期收教授统一之功，并养成其正确思想之能力，启发其智慧”。历史学家何炳松在《历史教授法》一文中，提到了历史教科书选择的标准，他指出，普通历史教科书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教学大纲，一类是较为详细的便览，另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课本。每一类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用途。他们的好坏，是看我们如何使用而定。接着他提出教科书优劣的几个标准：“是否明白而确切？研究书中的观察点是什么？所附的地图、图画好不好？所附的参考书是否适当？所附的问题或大纲是否有用？”何炳松所提出的历史教科书的选择标准对当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材料的搜集和内容编辑的。

第一，历史教科书的选材富有积极性和指导性。教材内容的取舍，“应注意教材内容的积极性与指导性怎样以为定”。因为教材的选取是否适合是构成教材是否可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课程标准大纲应该成为教科书选材的主要根据，同时教科书还应避免含有消极性以及容易引起不良影响的内容出现。

第二，历史教科书的选材有很强的层次性。教科书有容量的限制，也有课时数的局限。历史上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不可能都要写进历史教科书中去。这就需要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要有层次性。哪些必须放进教科书中去，哪些是可有可无的，这就要根据教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判断，从而进行史料的取舍。

第三，历史教科书选材上避免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束缚。民国以前的历史教材，由于编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编成的教科书过于注重帝王将相的叙述。民国以降，受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历史教科书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注重民族主义的发扬。特别是在抗战时期，选用教材，“以合于全国应用为标准，以合于整个民族的需要为标准，不刺激民族情感，使每个国民都投入我大中华民族的怀抱，这种手段才是我们目前急迫需要的”。

第四，历史教科书的选材注重民族演进的历史历程。将以前封建王朝的兴衰历史以及是非善恶等方面的材料大量删除，运用民史的写作方法，这是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取材与以前历史取材根本不同的一点。这一时期，历史教育工作者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认识到：历史并不全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还是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一定是全民族、全社会、全人类进化的过程。因此，历史教学必须运用这种教材，“才可探求到现在社会状态的成因，才能了解现在的一切情形”。在抗战时期，凡是民族英雄的伟大事迹，都是中小学生所喜欢的，这些内容也是民族国家所必需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的选材，“选用国内义勇正直之传记，国外英雄豪杰之事迹，而尤注重于近世史。”

第五，历史教科书的选材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李季谷提出，历史教科书的取材须与我们生活有关系者为宜。因此，他认为历史教育也必须与“生活即教育论”连接起来。新学制课程改革后，不少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记述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在教科书中政治只占一小部分；而对于实际的人民生活，如衣食住行等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人民的信仰、社会的风俗等等都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

第六，历史教科书的选材还要考虑地域等方面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当时出版的教科书，不是为一个地方编的，欲其适合本地方的需要，却不容易。“合了南方儿童的经验，或者要不合北方儿童的经验。”地区的差异性也是历史教科书选材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要处理好中外、古今历史材料的安排问题，还要处理好小学历史和初中历史以及初中历史与高中历史的衔接等方面的问题。

（作者：张绪忠，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历史教科书演进的文化透视”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