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你知道“保定”是“保卫大都安定”的意思吗？“西安”又是从何时取代了“长安”这个名字？可以说，我们知道的地名可能比一生记住的人名还要丰富，随便拎出一个，都能牵出一段丰富的历史故事。在中华版图上，很多地名仿佛是沟通古今的暗号，透露着此地曾发生的故事，藏着古人深沉的心思……比如带“营”字的地方，很可能有古代军队驻扎在此；带“定”“安”的地名，则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
驻军的孑余
为了维护王朝稳定，历代都将掌握一支强大军队视为头等大事。既然有军队，自然就有军营。在中国各地，与之有关的地名是颇有一些的。就拿山东来说，文登市内有文登营、营南、营前，淄博市也有李家营。这些“营”就源于当年军队驻地的营房。与之相距甚远的江苏省如东县（今属南通市）以前有个镇干脆就叫作“兵房”（现并入大豫镇），也是因为民国初年有盐警驻此建造营房而得名。
而在县市地名里，与军营相关的“线索”似乎不这么直接，但细细查之，仍有不少。比如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这个县名显得很怪。这是因为在清代，这里是皇家猎场——“木兰围场”的所在地。作为禁地，当时这里禁止普通人居住，只有朝廷派出的八旗兵驻守管理。清代中后期，皇帝不再到此打猎，围场管制渐弛，平民逐年移居于此。于是清末索性在这里设“围场厅”，后来又改作“围场县”。
不过，军营相关地名的主要渊源，还是明代设立的“卫所”。所谓“卫所”是明朝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洪武年间，明廷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其中多者称“卫”，少者为“所”：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官兵都以家庭为单位居住于卫所，实行世袭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创立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很得意，还曾夸口“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随着卫所军户人口的繁衍，从明代中期开始，其军事色彩逐渐消褪，变得与普通州县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改革行政区划时，卫所制度便彻底废除。只有一些改设为府、厅、州、县的卫所，在地名里仍然留下了当年作为屯兵之处的痕迹。
今天的青海省会西宁市，就与卫所有着一段渊源。洪武六年（1373），明朝设置西宁卫，取义为“西陲安宁”。其管辖之地甚广，“西至今湟源县与湟中县分界处；北至今大通县塔尔乡一带；南以拉脊山为界；往东包括互助县南部、平安县、乐都县、民和县，直到黄河界”。雍正三年（1725），西宁卫改设西宁府，首县为西宁县，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撤销西宁县，设立了西宁市。不过，西宁虽有卫所的经历，但“知识产权”不属于明朝。毕竟早在宋元年间，这里就是西宁州了。
相比之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则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卫所“孑余”。在明代，宁夏是个边疆军事重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宁夏驻军达7万余人，仅宁夏平原就有多达156个驻军堡寨，即“村落多土坦环峙，兀为堡寨”。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宁夏南部设有“固原镇”，北部则为“宁夏镇”，所谓九边重镇，宁夏一隅居然独占其二。其中的宁夏镇下辖七个卫（宁夏卫、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后卫与宁夏中卫）。到了清雍正年间，其余卫所或是废弃，或者改名（比如宁夏卫改成了宁夏县，即今银川市前身），唯独宁夏中卫不但成功改制成县，还径直称为“中卫县”。“中卫”这个名称也因此留存至今。
相比“中卫”的名称来源于“卫”，辽宁省抚顺市在明朝的级别则要低一些——它在当时只是一个“千户所”。洪武十七年（1384），明军建起了抚顺城，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虽说是个小城（周围仅三里），抚顺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它是当时辽东城（辽阳）以东的边防重镇，明与女真“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抚顺城东二十里的马市就是建州女真与汉民互市贸易的场地。乾隆帝前往永陵（努尔哈赤祖先的陵墓，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祭祖路过抚顺时，曾在诗里对“抚顺”之名做了解释：“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抚顺城》）他当然是站在满洲（女真）的立场说这番话的。
实际上，除了抚顺这样的“所”，在明朝的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下的多达25个“卫”里，也不乏成为后来城市名称的例子。比如海州卫“控东西之孔道，当海运之咽喉”，就是今天的海城市（今属鞍山市）。另外，位于辽西走廊的绥中县（今属葫芦岛市）也值得一提。
对于建都北京的明王朝来说，“密迩京城”的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条负山面海的走廊，实为沟通山海关内外的最便捷通道。因此，明朝开国以后，就在这里密集设置卫所（广宁卫、宁远卫等）。明朝与后金（清）的战争开始后，明军更是以这些卫所为基础，构筑了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坚的“宁（远）锦（州）防线”。正是因为这道防线的存在，令努尔哈赤与其子皇太极（清太宗）如鲠在喉而不敢正面进攻，直到明朝灭亡，清军都不曾攻破山海关，盖因此也。遗憾的是，辽西一带的卫，后来名称得以保留的很少。广宁中后所算是其中的“特例”。清末在中后所设县时，据说就取“中后所平安绥宁”之义，起名为绥中县。
和平的向往
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签字的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按理说，李鸿章的新官职两广总督与直隶总督级别相当，为什么还被看作是被贬呢？这当然与直隶总督位居“疆臣之首”的特殊地位有关，当时直隶总督驻地之一保定（另一个是天津）的地名上，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保定的历史非常悠久。《史记》说，黄帝与各诸侯“合符釜山”，成为天下共主。这个“釜山”当然不是今天韩国的第二大城市，而是现在保定市徐水区的釜山。保定地处太行山东麓，扼华北平原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元刘因赋）。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因此而战事不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时，主战场就在保定附近。十几个世纪之后，成吉思汗攻金时，在保定（当时叫保州）遇到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屠城，“杀众数十万，老幼无孑遗”（《田喜墓志铭》）。后来明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保定又一次沦为战场……
不难想象，人们因战争而生的对和平的渴望，会反映在地名上。而且保定还有个特殊情况。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于是出现了“顺义”“怀柔”这样带有帝都色彩的地名），这就使得处于京南主要陆路交通大道之上的保定成为京畿之外的“护城河”，所谓“清苑（今为保定市辖区）为京师门户，最称要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保定这个地名最早就出现在了元代——朝廷以“保卫大都安定”之意，将其改为“保定”。日后清代将地位崇高的直隶总督驻地设于此处，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同样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对和平长久向往的地名，还有陕西省的西安市。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西安还有个名气更大的古称——“长安”。在从汉到唐的10个世纪里，“长安”一直是中华声威的象征。盛唐时期，长安人口已达百万之众，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诗人樊珣在《忆长安·十月》里追忆那时的盛景：“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秦祠。昼夜歌钟不歇，山河四塞京师”。
五代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地名仍旧保留了下来，宋金时期，长安所在地区依然叫作“京兆府”。“京兆”这个名称早在汉朝就开始使用了，意思是“京畿之地”。北宋建都河南开封，金的京城从会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路南下，先到中都（今北京）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也没有长安什么事。奇怪的是大家却都不觉得“京兆”之内缺少京城有什么关系。
直到元代，人们才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于是最后决定把“京兆”改成“奉元”。到元末，又是一场天下大乱，关中一带陷入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令百姓苦不堪言。洪武二年（1369），明军在攻占大都之后兵锋转向西北，名将徐达、常遇春统兵一举击溃陕西军阀拼凑的十万大军，奉元守军立即逃之夭夭。三月六日，徐达率明军整师入城，受到百姓夹道欢迎。一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所言，新建立的明朝地方政府当即“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诸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修复水利这类的善政使得“秦民大悦”。
不过，入“明”之后，奉“元”这个名字，断然是不能再用了。因此，徐达入城伊始，即代表明王朝宣布：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元代在“京兆”改名的过程中，一度想到过另一个名称 “安西”（1278—1312），取的是“安定西部地区”之意。但实际上，蒙古汗国早在1264年，就已经在今甘肃省南部、青海省东南部一带设有一个“安西”州。后来改用“奉元”，可能也有杜绝重名的考虑。明朝所用的“西安”其实与“安西”是一个意思。清朝雍正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即元安西义。”
自明朝始，“西安”代替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古都长安之名，首次以陕西省会的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走过了6个多世纪，至今沿而不改。就像西安以及其他寓意类似的地名所期许的那样，愿硝烟永息，和平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