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从1931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曾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三年多，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直奔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甘冒风险的革命胆略、关心群众的人民情怀、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和紧抓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一直深深地印在中央苏区人民心中。
敢钻“矛盾窝”
邓小平曾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邓小平在到达长汀后得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成立；朱毛红军也曾多次在瑞金活动过。他想象，其时的瑞金，革命斗争一定像这七月流火热气腾腾。
可是，越过汀瑞边界的古城，越往前走，离瑞金越近，邓小平心中就越犯嘀咕。
他看到的景象是：田野的稻谷早已黄熟，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却很少看到，没有歌声，没有笑语。他们由交通员带领走进村庄，向老百姓询问红军总部在哪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问他们村里建了苏维埃吗？一个个摇头不语。
从长汀进入瑞金后，他们没有遇见过一个放哨的赤卫队员，也没有遇见过一名苏维埃干部。邓小平到达瑞金后，很快与设在瑞金的中共赣东特委联系上。他们都为瑞金的严峻局势所震惊。为迅速扭转局面，一致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
危难之时，邓小平毅然挑起了这一重担。邓小平悄悄来到肃反扩大化受害最严重的武阳、桃阳等区乡调查，了解掌握最真实的情况。
武阳区是瑞金较早闹革命的地方。1930年4月，武阳的共产党员杨斗文等人，就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赤卫队，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区委、区苏维埃干部，大都是经受过革命严峻考验的同志。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世沂、区游击大队长朱晒塘，都是武阳暴动的参加者，可是他们都不明不白地被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杀掉了。武阳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曾一度瘫痪，无人负责。为了保护自己，近两个月来只要一看到县里来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就扛着红旗上山，躲藏起来。
桃阳区也是瑞金县较早暴动的地方。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区出来的革命骨干。这些革命骨干很多都被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杀掉了。
通过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邓小平认为，要立即制止这一恶性事态的扩展，保护革命力量，在肃反运动中要以实事为依据，严格掌握政策。
于是，他以中共赣东特委名义，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告诉大家：目前一切都是为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回去以后，大家要努力搞好工作，巩固苏区，发展苏区。以前的工作有缺点、错误，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
9月间，邓小平又召开了瑞金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揭露肃反扩大化的偏差，明确肃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负责肃反的领导人没有掌握政策造成的。
会后，邓小平继续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在9月底10月初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的被怀疑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这一宣布，瑞金全县人心大快，人们额手称庆。
风雨飘摇的瑞金终于回归平静，恢复了往日的革命与激情。
解决土地问题
对于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作风，瑞金的许多苏区老干部都有深刻印象。当时曾任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的朱开铨回忆说：“邓小平同志还派了工作团，深入各区帮助工作。他自己也亲自下来，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小平为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邓小平对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早有所闻，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认真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对少数没分田的地方，邓小平指示要发动贫苦农民迅速重新进行分配。他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这就让农民吃了定心丸。
据朱开铨回忆，邓小平正式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后，经常深入乡村，了解群众生活。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
有一次，邓小平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调查，得知贫农黄木生家6口人，上有两老，下有两小。但在分田时只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看着别人家田里收割稻谷，他的田里种红薯也尽长根不结果，忙碌一年，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黄木生比较木讷，只知道起早贪黑地干活，自家收成少，也只怨自己功夫没到家，怨自己命苦。
后经调查了解，原来主持黄埠头村分田的干部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光顾自己分好田，对群众意愿不理不睬，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了下来，他挨家挨户地访，一块田一块田地看，问题弄清了，将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一个个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对土地实行丈量，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进行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木讷的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黑黝黝的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邓小平针对瑞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的现象，进行艰苦深入调查的工作，纠正了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使瑞金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拥护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中央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邓小平深以为然，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
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像在瑞金时一样，经常“一个人，一匹马，轻车简从去调研”，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导致筠门岭很多地主、富农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增加了敌对营垒的力量，扩大了革命的对立面。所以，在查田运动中，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制定的土地分配方针政策，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而是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把这些清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给地主、富农以活路。
一要革命，二要建设。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经济建设重要论断：“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此，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积极贯彻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保护发展私人工商业等，会昌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工农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各县的经济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
邓小平有在苏联学习的背景，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反而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实践中产生的正确思想路线。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潮来说，无疑是开“顶风船”。但他虽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了战略退却，而被当时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监管劳动。
“邓毛谢古”事件，实质是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左”倾领导者批评打击“邓毛谢古”，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邓毛谢古”认为：“左”倾领导者是“洋房子先生”，“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机械地把外来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削足适履。
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交集不多，但他们都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总的来说，被批判的邓小平等人都反对和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诱敌深入，主张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等。
为此，邓小平等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他没有搞过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仅仅只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罢了。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事实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作者廖九平 苏春生 单位：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