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电影《长安三万里》，又迎来新一波舆论风波。

8月16日，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发布声明，称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部分情节描述与历史不符，极易误导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影响历史人物出生地、事发地的同胞感情。他们委托律师团队向制片方发出律师函，要求电影制片方、导演、编剧等发表纠错、致歉声明。

（一）“发函行为”点燃公共讨论与争鸣的“舆论场”

洛阳隋唐史学会梳理的几条“罪状”，主要有四点：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逢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一日三绝”发生在洛阳天宫寺，并非影片中描写的扬州；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高适。

这些问题，电影在洛阳路演时，网友就在影院举牌抗议时提出过。此番洛阳隋唐史学会正式出面发函，代表了当地的一些“民意”。学会指出电影中“戏说”的部分，强调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值得点赞。但不能排除，他们在强调尊重历史的同时，有为洛阳鸣不平的因素。不管怎样，洛阳隋唐史学会的发函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场公共讨论与争鸣，是一次有多方意义的公共事件。

（二）历史类题材影视剧改编的边界在哪儿？

改编中如何平衡艺术创作与历史考究的关系，做到作品不降低欣赏价值的同时，尊重史实方面也赢得加分。通过这件事，更多人开始独立思考，并重新审视和讨论这些问题，是这次电影风波的重要意义。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不可能完全忠于历史，需要一定的虚构来增强戏剧冲突。但这个度怎么把握？业内公认的标准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在这个标准中，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李白与杜甫第一次见面是在洛阳还是在长安，可能在电影创作者眼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洛阳隋唐史学会的历史学家眼里，这就是“大事”了，这么大的事儿“虚构”在长安，肯定不行。

究竟谁说得更有道理，通过双方的舆论交锋乃至诉诸法律，或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点，为以后的历史类影视剧改编，在处理真实历史实践，与合理虚构之间关系时，提供一种思路或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考虑，这次发函，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化交流。

（三）《长安三万里》的一些历史细节被普及

从普及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次对电影史实细节的纠偏，也是一次很好的史实观念碰撞与传播机会。

洛阳隋唐史学会提出的四点问题，在影片上映不久，社交媒体上就有过争论，甚至个别话题，升级成了网络骂战。这次通过学会发律师函的形式，将争论提升到较为权威的层面，通过双方的博弈与历史学者的参与，既是对电影中的谬误进行纠偏，也扩展了受众接触不到的史实，是一次具有公共价值的历史知识传播与史学观念碰撞的机会。

这次“交锋”中，我们起码普及到，有些内容在学术层面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比如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逢、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等。而有些史实，还有争议。比如“一日三绝”的故事发生在洛阳天宫寺，来源依据是《唐朝名画录》。但也有学者提出，《唐朝名画录》的记载，不能完全等同于正史，这段记载的真实程度和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而“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一说，也有学者称，国内外的李白研究专家都普遍认为，李白与郭子仪互救这一段，可能是后人的伪托，当时救李白的另有其人……

试想，要不是有发函这件事所引发的讨论，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电影之外，还有如此丰富的“画外音”。冲这一点，这个函发得有高度。

（四）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形成现象级传播值得思考

当然，洛阳的学术机构发律师函，也反映了洛阳当地人的心态。为洛阳鸣不平也好，普及历史知识也罢，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好像是洛阳人急了，有评论认为，事情发展至今，“与其说这是针对历史细节的争论，倒不如说更像是洛阳一些人对城市品牌的焦虑”。这话有没有道理，其实都值得洛阳人民好好思考：洛阳的历史文化遗产很丰富，但怎么继承和挖掘这些文化遗产，像洛阳的“汉服友好”城市一样，形成更多现象级的传播？也是这次事件可以带来的第三个方面的思考。

总之，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发了律师函要求澄清，电影方也不妨大方回应，双方也可以通过法庭明辨是非，这么做既不损害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成功形象，又能产生诸多公共意义，在争鸣中寻找共鸣，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