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美术馆展厅现场。

“古渡美术”，是从日本“舶来”的概念，泛指古代中国运往朝鲜、日本的美术作品，时间一般界定在宋元。

事实证明，从中国宁波到日本博多，这条往来东亚的忙碌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运送瓷器、茶叶此类“刚需”，也是艺术品交流的大航道。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的日藏宋元佛画里，我们经常能读到这样的落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四明咸塘赵璚笔”“四明赵宁华笔”“四明普悦笔”……

已知含落款的海外藏宁波佛画。

车桥、石板巷、咸塘，当我们在地图上统一标注它们的方位，会很直观地发现，这些地名全部集中于灵桥门附近，出了灵桥门，就是“日本船津”。

《宁波府城图》标注“日本船津”方位。

因为这种交通上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我们有理由说，“宁波佛画”便是宋元时期日本僧侣、商贾往来宁波习惯带走的“伴手礼”。

800年前，当渡海而来的他们试图从宁波带走一些什么作为海上旅程的纪念，他们走进离码头最近的店铺，挑选了几轴绘画。

不同种类的“罗汉图”

被带走的“伴手礼”有哪些不同类型？让我们走进“大系”展宁波特展的现场。从《五百罗汉图》开始，绕场一周，四壁上挂的，全部都是。

首先是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十六罗汉图》，共10幅，每一幅都有落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十六罗汉信仰来自唐玄奘翻译的《法住记》，罗汉作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受佛嘱托，不入涅槃，常住世间，受人供养。

跟宁波产的《五百罗汉图》一样，这些十六罗汉形象也非常“世俗”，极具人情味。第六尊者坐在山石上，跷着二郎腿，抱着膝盖，在看瀑布，俨然一高士形象；

人字拖依然醒目，翘起的那只脚脱了鞋。

第五尊者好像眼神不太好，双手拿着一张经卷，凑得非常近，怼到眼前看；

第七尊者是一位伏虎罗汉，“扒”在他膝前的老虎，憨萌可爱，如若一只“萌宠”；

还有第十六尊者，手边红色食盒里放着两只沙梨，在仔细一看，边上一位梳着双髻的童子手持水果刀，正在给师傅削梨。有网友看到这处感叹：宋朝人真是太会享受了！

值得注意的是，展厅里还有一单轴罗汉图，现藏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十六罗汉图》源出同一套，也有“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落款。在这张罗汉图上，那位梳着双髻的削梨童子累了，正趴在桌上休息。

与之相似，我们还能看展厅看到法华经寺藏赵璚作《十六罗汉像》10幅，这套中的其中一轴第二尊者收藏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在展厅展出，还有新知恩院藏颜辉作的《十六罗汉图》16幅，相国寺藏陆信忠款《十六罗汉图》16幅中的12幅。

展厅里，“散装”罗汉图还有收藏于东京艺术大学，题签上写“张思恭”的两轴；分藏常照皇寺与能满院，款署“陆仲渊”的两轴。其中收藏于能满院一轴，图中罗汉正在奋力用“痒痒挠”类似物挠背，而其左下角是一幅“备茶图”。

痒痒挠。

备茶图。

虽然都叫“罗汉图”，但这几套图的风格、图式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罗汉画体系。于此，有专家推断，在宁波诸多画坊中，提供有很多套不同类型的罗汉图，购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然后把它们带回家。

灵桥门内画坊街

在1914年出版的《最新宁波城厢图》上，依然清晰标注这些地名：“灵桥门”“车桥”“石版（板）庙”……车桥，在民国之后写作“车轿街”；“咸塘”“石板巷”之名，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1914年版的《最新宁波城厢图》。

在宁波众多老街巷中，这些街巷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1985年，日本艺术史学者海老根聪郎到访宁波，第一时间把车桥街、石板巷、咸塘街转了个遍，写了一篇《宁波：佛画的故乡》发表在1986年的《国华》期刊上，并配有照片。

他细细考证了“车桥”“咸塘”“石板巷”之名在宁波历代方志中的演变。过去，车桥一带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岳庙西河，直到1929年的填河运动才被填塞。车桥、咸塘汇桥都是这条河上的桥，也用作街道的名称。只是，今天这些道路，已经找不到昔日画坊的痕迹。

海老根聪郎感性地写：“画师们都受竞争原理的支配吧，他们留下的款记不正是在说‘欢迎再次订画，敝店地址记于此处，请君勿忘’吗？这对于远道而来的日本人而言，难道不是尤其必要的吗？冥冥之中，我们也被款记指引着，回溯百年穿山越水，站在车桥街和石板巷的土地上探寻沉淀了千年的画骨。”

海老根聪郎配图20世纪80年代的车轿街。

在过去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发现了这一点，即落款亦是“商标”，告诉日本人，到大宋可以来这个地方买画，带有明显的“广告”意味。宁波人的经商头脑，渗透到了南宋古画的细节当中。

同时，经过观察也会发现，宁波佛画与同时期的文人画风格并不相同，色泽浓艳，戏剧性强，格外符合日本人喜好。这些画坊拥有多套粉本，或采用流水式作业，职业生产有销路的“商品画”“订单画”。

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代表作《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分析这种现象说：“这个方法使绘画过程合理化，并造就经济上的优势：画坊能够提供可选择的一套之全部内容，以吸引宽广的具有各种程度财力的顾主圈。”

这种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结合地缘交通上的优势，才有了在世界美术史上拥有姓名的“宁波佛画”。

石板巷今影。

宁波佛画，一片未知的深海

在留有款记的宁波佛画中，有一轴藏在日本爱知县中之坊寺的《佛涅槃图》，竖行款识写“明州江下周四郎笔”。宋时，灵桥门外下番滩头有“江下寺”一座，“江下”即后来的“江厦”，这行文字是目前所见宁波“江下”这个指称首次出现在书面记录中。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轴《阿弥陀如来接引图》，款署“庆元府洗马桥东画”。洗马桥东距车桥六七百米，紧邻日僧造访频繁的景福寺（今城隍庙位置）。

城池内外，寺观林立，也是宁波佛画成为最有地域代表性的“伴手礼”的原因之一。据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恒武研究，车桥、江下、石板巷、咸塘、洗马桥所在的宁波旧城市舶司周边以及灵桥门附近，是宁波城内佛寺最密集的区块。

延庆寺、西寿昌寺、天封院等天台宗寺院；五台开元寺、兴法院、景福寺、东寿昌院等律宗寺院；吉祥寺、兴教寺等禅宗寺院，都集中在这一片。其中，天封院是宁波故城地标——天封塔的所在地，延庆寺、五台开元寺则拥有悠久的中日交流史脉，延庆寺等天台宗寺院也与地域社会联系密切，在周边颇有影响。

宁波日湖周边过去寺观林立。

旺盛的香火促进了佛画种类的兴盛。“大系”展览中，除了《五百罗汉图》《十六罗汉图》，还能看到满愿寺藏、款署“四明赵璚笔”的《三佛诸尊集会图》，清净华院藏、款署“四明普悦笔”的《阿弥陀三尊图》，奈良国立博物馆藏、款署“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的《佛涅槃图》，以及神奈川建长寺藏的《释迦三尊图》、二尊院藏的《释迦三尊图》、本圀寺藏的《出山释迦图》、圆照寺藏的《观无量寿经序分义变相图》，以及多套《十王图》等等。

“明州”“庆元府”等落款。

这些四明佛画分藏日本不同寺院，少有图版现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出版将它们一并收入，将局部原大高清影印，使我们得以清晰看到这些失落于历史的影像。

而除了这些，在《宋画全集》《元画全集》中，还收录了很多佛画，没有落款和署名，在最后的图版说明中，许多专家都撰文表示这些画“具有宁波风格”，其数量难以统计。

直到今天，其实并没有人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宁波佛画”或“宁波风格的佛画”做过完整统计，因为没有办法统计。我们不知道分藏世界的这些画，有多少是从宁波出口的，多少是仿造宁波风格生产的，又有多少是高丽、日本的画家在宁波风格基础上的“再创造”。

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宁波佛画曾深深影响800年来东亚佛教美术的创作，这中间有过怎样的递藏，又有过怎样的演变，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某种意义上说，宁波佛画，仍是一片未知的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