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世纪80年代，大陆这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台湾那边则废除党禁报禁，海峡两岸都有所变化，开始了一定的接触交流。

台湾当局允许当年渡海而去的老兵回乡探亲，大陆这边也不再将这些老兵看作敌特分子，而改为欢迎态度，于是老兵回乡成为一道风景，而且演出了许多动人的悲喜剧。

这个时候，我们家人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谈论起二叔的事。二叔汝为正是败退到台湾去的老兵。

我们浙江人在国民党时代当兵吃粮的很多，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去的也多。

弟妹们常说，东边谁家的丈夫回来了，西边谁家的爸爸也来探过亲了，怎么我们二叔一点消息也没有？

而且还做出种种猜测：是不是我们搬了几次家，他找不到了？或者是在那边又讨了老婆，不好意思回来见婶婶了？

爸爸听后，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临海就这么大点地方，再搬几次家他也能找得到，分离那么多年，另讨老婆是可能的，但只要他还活着，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不来找我的，恐怕还会是第一批回来；现在那边回来过那么多人了，他连个音信都没有，我看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父亲说得很肯定，我也相信他的话符合实情。因为我知道，二叔是一直跟着我父亲闯天下的，他们兄弟情深。

二叔和我父亲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迥异：我父亲禀性刚强，遇事喜欢自作主张，有决断力；二叔脾气随和，但比较软弱，缺乏主见。

他们生母死得早，后娘常要打骂他们，我父亲总是护着二叔，到处带着他跑。

二叔到上海进工厂，是父亲介绍的，后来到部队当兵，也是我父亲安排的。

不过当兵在当时并不是好差使，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睛，很是危险，所以父亲原不希望二叔进部队，后来二叔失业久了，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去当兵。

不过他进的是辎重部队，搞运输，管后勤，虽然升迁得慢，但危险性也小一些。我父亲自己却是带兵打仗，在枪林弹雨中跌打滚爬。

我与二叔原很陌生。虽然我生下来刚满月不久，他曾护送母亲和我从蚌埠回临海，但那时我不能认人，所以毫无印象。

直到抗战胜利，母亲带我来到父亲部队的驻地河南洛阳，这才与二叔相识。

我们与二叔一家合住在一个小院里，朝夕相处。父亲是儒家信徒，又是军人脾气，对我管教很严，二叔总是护着我，常常连累他一起挨训。

有时他干脆将我藏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因为里面有二婶在，父亲不便进去，只好作罢。

但二叔对我也不是一味放纵，如果他认为我不用功、不长进时，也要竭尽督促之责。

记得在洛阳第一天上学时，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只知道浙江的规矩，以为总是在早饭后才背着书包上学，所以早上起得比较晚，不料二叔一大早就在院子里高声大叫，呼着我的小名说：你这个小懒汉，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还不去上学！

我赶快起来，一问，才知道河南的小学生是连早自修也要到学校去上的。从此我每天摸黑出门，走着夜路上学，天刚亮就进教室读书，比在临海时用功多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与二叔一家相聚于洛阳。左边是二叔与二婶，右边是父母亲，中间是我。那时弟妹们都未出生

02

但我们相处没有多久，国共内战就爆发了，他和我父亲都奉调到前方去。

我父亲在宜川、韩城一带驻防时，与共产党部队有所接触，比那些高官们更知道实际情况。

他在一开始，就觉得这场战争前途难卜，部队调动之前就叫我母亲早日收拾行装带我们回老家去。

那时我有了一个妹妹，二婶也生了一个儿子。但我母亲是个优柔寡断之人，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吧，父亲走后，她就带着我们，与一些军官家属一起住进部队的留守处。

直到解放军第一次逼近洛阳城，这才匆匆带着我们兄妹和二婶母子，一起逃回临海，丢掉了不少行李衣物。

我父亲在宜川战役失败后，不愿再打下去，即以治病为由，决定解甲归田。

他在临行前曾嘱咐二叔，叫他设法早日脱身回临海。

但父亲走后，部队中的朋友劝他不要走，说你哥哥病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也就稀里糊涂地拖了下来。

后来，战局逆转，他要脱身就更难了，于是就一直随着部队败退到越南。记得1950 年我父亲还收到过二叔一封信，说是他经商到了越南，路上很不太平，历尽艰险，益意兄染疾身亡，他自己则尚健康云。

我们一看就明白：我父亲的老朋友陈益意（时任副团长）已经阵亡了，二叔则跟着部队败退到了越南。这之后就音信全无。

再后来听说国民党将败退到越南的部队接到台湾去了，想来二叔也跟随部队到了台湾。

我们年轻时很强调对组织上要忠诚老实，我在填履历表时把二叔的去向也如实地写上了。但这层“台湾关系”，在当时可是个大问题。

据说，在我的档案里，就明确地写着：此人有“台湾关系”，不可重用，只能做业务工作。

好在我的兴趣本在业务上面，并不想做什么干部，所以这个限制对我打击不算太大。但后来一直受到批判，大概也与此有关。

当然，即使没有这层“台湾关系”，单是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和家庭的地主成分，我也注定要入另册的。

二婶进工厂做工，在各种压力下，与二叔离了婚，当然只是单方面离婚，二叔并不知晓，但在我们这里，与台湾军政人员离婚，却是可以单方面进行的。

不过二婶并没有马上再婚，她口头上是说怕她儿子受委屈，实际上可能还在等待二叔，直到我堂弟中权长大成人，有了工作，并且娶了亲，她等待二叔无望，这才与一个追她多年的南下干部结了婚。

03

尽管我们同意父亲的判断：二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总想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

我曾拜托一位到复旦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台湾学者打听情况，这位学者听说我二叔是胡宗南部队的，就说他与胡宗南太太很熟，胡太太手里有一些胡部的资料，可以请她查查看。

我听了很高兴，就一心等待消息。但等了很久，却音讯全无，只好另找门路。倒是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托一名台湾旅游业同行找到了信息。

他到台湾“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打听，查到了我二叔的死亡档案，证明已于1964 年在台北荣军医院亡故。

我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小姑、小叔和堂弟。堂弟想把他父亲的骨灰迎回临海安葬。

那时大陆的人还不能到台湾旅游，只有托台湾人来办理。堂弟托过几个到临海做生意的台湾商人，请他们吃饭时，个个都很有把握地答应下来，但回去之后却都是杳无音讯。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有时要出境洽谈生意，她说等她有机会到台湾去谈生意时，一定要把二叔公的骨灰找回。但她的出差地点，是由上面指定的，不可能任自己来挑选。她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就出国留学去了。

后来倒是我自己得到一个赴台讲学的机会。2002 年暑假，我应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之邀，到青岛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东道主曾繁仁兄介绍我与到会的台湾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认识，相谈之下，颇为投契。

刘校长听说我刚从复旦大学退休下来，看我身体还很健康，就要请我到东吴大学做客座教授。校方的请柬很快就寄过来了，而且还邀请我夫人同行。

但赴台手续在复旦方面却颇费了一些周折。学校管理此事的部门说我已经退休，不能办因公赴台讲学，把材料退回中文系。

我想仿照办因私普通护照那种方式来办一张因私赴台证，但打听下来才知道到台湾讲学只能公办，不能私办。

正在为难之际，陈思和打电话来，说他听说了此事，认为校方不应这样处理，他要去力争。当时思和是中文系系主任，系里事他有发言权。

学校管理部门说，外出讲学名额应该给在职老师，不应由退休老师去；

陈思和说：这是人家指名邀请吴老师，他不去，别人是不能去的，我们的教师退休了还有人邀请讲学，是我们的光荣，学校应该支持。

在系主任的一再坚持下，校方总算同意了，只是夫人不能获准同行。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因为除了想考察一下台湾的学术风气以外，我还有一个私愿，就是要去找回二叔的骨灰。

04

找骨灰的事并不麻烦，他们的档案工作做得很好。

我打电话到“退辅会”，报了我二叔吴汝为的名字，以及所属部队，他们在电脑中一下子就找到了，告诉我，骨灰存放在台北县某某路几号的骨灰塔中。

这台北县，就在台北市旁边，好像当年上海市旁边有个上海县一样。我决定在清明假日先去祭奠一次，再商谈领取骨灰盒之事。

有一位同学自告奋勇愿意陪我前往。有当地人陪同，当然就方便得多了，我们很快就找到那地方。

这是一个塔形结构的骨灰堂。院子里两边各摆放着内战时期留下来的一辆坦克和一尊大炮，表明塔里存放的都是当年老兵的骨灰。

塔有好几层，每一层都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木柜子，样子有点像书橱，但分成许多小格，每格放一个骨灰盒。我报出二叔的名字，办事员打开电脑一查，就告诉我，在二楼第几号格子中，并给我该格的钥匙，说可把骨灰盒请下来，在一楼的祭厅中祭奠，但不能烧香烛纸钱。

我们到二楼打开这个号码的柜门，拿出骨灰盒一看，骨灰盒是木制的，木料很好，盒盖上刻着死者的军衔、名字、籍贯和生年：陆军上尉，吴汝为，浙江义乌人，某某年生，一切都符合我二叔的情况，就捧到祭厅来，买些水果来祭奠。

我想，二叔孤零零地一个人流落到台湾，许多朋友都已早死，剩下的几个朋友也都年事已高，不知平时有人来祭奠否？一时颇有些伤感。

但转而一想，人死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有没有人祭奠已并不重要。看看骨灰盒保存得很好，骨灰堂也很整洁、高旷，算是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

祭奠完毕，将骨灰盒放回原处，我就下来与管理人员洽谈领回骨灰盒之事。管理人员很客气，说家属来领是可以的，带回大陆也有先例，但是要“退辅会”开个证明来，这里才可放行。

这话说得在理，我就告辞回校，准备与“退辅会”打交道。心想这只是个手续问题，不是难事。

谁知这一关却一直过不了。

“退辅会”的人说，你只是吴汝为的侄子，不是他的儿子，所以不能直接领他的骨灰，要大陆公安部门证明吴汝为有个儿子吴中权在大陆，而且要吴中权出具证明委托你来领骨灰，我们这边就可发放。

这话当然也有道理，我就通知堂弟中权，要他赶快按台方提出的要求去办。

他先寄来他的委托书，同时向当地公安局要求开证明。不想一向将中权作为台属打入另册的公安局，这回却不肯认这笔账了，说办这种事的不止你一个，要台湾方面先开来证明，我们才能给你开证明。

我连忙再找“退辅会”，要求他们先开证明。但他们坚持要大陆方面先开证明，双方都是寸步不让，皮球踢来踢去，这就苦了我们小老百姓。我想，这事大概是办不成了，心里很是恼火。

有一次给一个在职学生研究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大家聊天，不知怎的，谈到了此事。

于是我就大发牢骚道：我叔父为国民党卖命，把命都送在台湾，现在我想把骨灰带回大陆去都不给，岂有此理！学生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就将双方踢皮球的情况说了一下。

有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老师，我给你想想办法看。我想，她一个普通学生，做着普通的工作，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安慰我罢了。

没想到下次上课时，她交给我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她过去的一个同学写给骨灰塔负责人的，略谓：我的老师吴中杰教授要到你处领出他的叔父吴汝为的骨灰盒，带回大陆老家，以尽孝道，请给予方便。

我说，能管用吗？你这同学是什么来头？她说：一个普通小会计，但刚好管那边的医疗报销。你去试试看吧。

一到星期日，我赶快再到骨灰塔去，拿出这张便条递给那位负责人，心里还有点惴惴。

想不到那人看了之后，马上说：你要现在就领走呢，还是等学期结束回大陆之前再来领取？

我怕夜长梦多，忙说：东吴大学到这里路远，跑一次不容易，现在就领取罢。

他说好。我赶快领出，带回学校。

想不到两岸虽然暌隔多年，但是人情的作用却还是一样的。

一切阻碍，在人情面前，都冰消雪融了。

当时我与另一位大陆来的教授同住在一套单元房里，虽然各自有一间卧室，但客厅是合用的，不便将骨灰盒带进来，我就将它放在研究室里。

我的研究室在一个小山坡上，夜深人静，每当我备完课，抬头看见书橱中的骨灰盒时，就不禁思绪万千。

我想到了他幼小时困苦的境况，想到他抗战时的到处奔波，想到他内战时的身不由己，想到他稀里糊涂地跟着到了台湾，而台湾又给了他什么呢？

我记得抗战胜利，我刚到洛阳时，他就已经是上尉军官，直到将近二十年后死去，骨灰盒上写的军衔仍是“陆军上尉”。

我问过“退辅处”，吴汝为有没有遗物，可以让我带给他儿子留个纪念，回答说：什么也没有。

是的，他死于1964 年，台湾的经济尚未起飞，他们的生活还很艰苦，而且当时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所以不准老兵们在台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在台遗族。

作为一个小民，他是随着时代的风云而漂流，自己又能有多大的选择权呢？

我从台湾返沪前，先打电话给堂弟中权，告诉他我回沪的日期和航班。他因为没有出过远门，有点摸不清方向，所以特地要我那个做生意的弟弟宗左陪着赶到上海浦东机场接机，很高兴地将骨灰迎回临海。

次年我回乡探亲时，堂弟陪我扫过我父母的坟墓之后，又带我去扫二叔的墓。这是一个新建的公墓，条件不是很好，但堂弟却感到很欣慰。

他虽然自幼与父亲相别离，恐怕没有留下多少记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要将父亲的骨灰迎回自己的身边。

这是天然的骨肉之情！

上文选自《鹿城纪事》

《鹿城纪事》（精装）

吴中杰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图书提要

本书为纪实散文集，与作者已出版之《海上学人》与《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版）属于同一系列，是用特写形式，反映出时代面貌。

本书以20世纪鹿城生活为背景，以特写的形式，写出时代的演化给百姓所带来的生活变迁。写得较多的是自己所熟悉的教师、学生、学者、医生等知识阶层，也写了一些地方民俗文化，力图能写出地方风情。

中国的史书，大抵写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时下的纪实散文，也大都是学者名流的记事。但历史的主体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命运，最能反映出时代的变化。本书着重写小县城小人物的故事，写他们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以及在历史巨变中的承受。这才是历史底层的东西。

本书以20世纪中期的社会变革为核心，上溯古代情事，下及新世纪变化，使小城故事具有立体感。

作者简介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功尤勤。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系列》《鲁迅传》《鲁迅后传》《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等，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旧途新旅》《曦园语丝》《海上学人》《复旦往事》等。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1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全书篇目

河水分流

台湾寻骨记

宋家台门

隔岸相望

庆典上的悲声

邵氏父子

朱洗与琳山农校

周文达与台州医院

陈宏阁：从印刷工人到造币专家

一个银行高管的末路

市井中的文人

位卑未敢忘忧国

真诚的求索者

惜君此生未尽才

爱的教育

沙粒，在大浪中浮沉

苍茫山水吟咏中

江南八达岭

台州义军与台州绿壳

一个泥水工的文化情怀

被遗忘的将军村

巾山上的钟声

鹿城弦歌

功存文物千秋业

大陈沧桑

古刹之劫

故乡的饭菜

清明忆旧

从抬阁吹亭到秧歌腰鼓

为即将消逝的民俗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