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133—P134
作者：宋红娟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题《“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摘自《社会》2022年6期，王宁摘
一直以来，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如差序格局、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更受重视，但是他的社会理论也包含了情感方面，因其着墨不多，有必要对这些论述进行细致的分析。费孝通对于情感的关注及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其早年有关乡土重建的系列思想中。这些方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桑梓情谊”的现代阐释中。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的主流情感（亲属情谊）在面对现代文明时有力不从心之势，而同时，一种已有的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感类型（“桑梓情谊”），则与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度。
“桑梓情谊”是费孝通在1947年前后提出的一个说法，借自《诗经·小雅·小弁》里“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相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乡土重建》和《漫谈桑梓情谊》两篇文章中。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指出：“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此后，在《漫谈桑梓情谊》一文中，他将“桑梓情谊”界定为：“一个人对于培育他的乡土社区的感情”，“个人和他服务的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感情的联系——和乡土的联系，就是桑梓情谊”。
费孝通讨论“桑梓情谊”的初衷有两个：第一，他不同意吴景超关于现代化的观念，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发展出一条避免乡村衰落、城市反哺乡村的道路，而如何重建“人才”对于乡土的桑梓情谊是其中关键；第二，批判当时国家对地方团体和文化传统的破坏。费孝通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心理上的情谊（爱国）的产生，才会有与国家相匹配的道德基础；国家情谊并不会凭空产生，应该将传统中既有的情谊作为基础，国家团体与地方团体应该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村镇地方团体”和“桑梓情谊”正是他认为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团体发展的地方团体和情感基础。
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在这里承认的是“桑梓情谊”，而非乡土中国里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情感“亲属情谊”呢？
正如王建民指出，费孝通早年的学术讨论是在晚清民国以降的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严复、杜亚泉、潘光旦、梁启超、梁漱溟等。当时这批新儒家的一个基本共识在于，传统中国是家本位，西洋是社会本位。费孝通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也一直强调家庭、亲属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这不利于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的形成。
对于新儒家提出的“家庭中心说”，费孝通承认它是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重要特点，但他认为要弄清楚的是，家庭究竟是如何重要的。为此，他主要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展开了研究。他认为，英美的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堡垒，充满竞争和利害关系的经济生活都被移出家庭之外，在家内享受着感情的共同生活；而中国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经济和生育的中心，而非情感的中心。并且，他认为，在性质上，英美的家庭是非乡土性的，中国的家庭是乡土性的。换言之，中国要从乡土性进入非乡土性，家庭的性质也应该做相应的变革。在费孝通关于现代中国家庭生活的设想里，人应该自由地过情感生活，但情感生活应该在家庭之内，不能蔓延到家庭之外的地方去，家庭之外的地方应该由其他的规则来规范。在这两个范畴下，情感都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
在对中国家庭团体（费孝通又称之为“亲属团体”）的分析中，费孝通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亲属团结。费孝通与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都反对进化论学派关于家庭与婚姻的观点，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有家庭组织、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因此，他强调亲属团体是人类最早的、最基本的生活集团，是社会关系的养成所；亲属团体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扩展，他将这种扩展称为“亲属路线”，即家庭里所养成的关系可以向外推到社会场合中去，个人可以利用原有家庭关系向外建立社会关系。“亲属路线”就是差序格局的基本路线，即由己推出去的社会范围。第一个层次的扩展是在直系亲属之间，第二个层次的扩展是亲属关系的派生。他对亲属原则的反思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很难产生出一种超越性的“爱”，即“不分差序的兼爱”。这阻碍了一种无差别的道德观念的产生。第二，基于亲属原则而产生的差序格局都是以“我”为中心推展去，私人关系贯穿其中，模糊了群己界限。确切而言，将公与私变为相对的了。这阻碍了权利和义务的清晰区分。总体而言，亲属原则充斥着人情，阻碍着个人与超越性的群体之间建立道德关联，也阻碍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共规则的建立。
正如费孝通在《所谓家庭中心说》中所思考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也许不应该再像新儒家那样仅仅强调亲属团体的核心地位，而应该看到乡土中国中另外一种地方结合的重要性，进而去探索如何将“人情”从这种地方结合中祛除，从而促进经济事业的有效发展，同时让家庭退回到私人范畴，让人的感情生活在家庭中充分发生和发展，让家庭承担起一种应有的全新功能。
费孝通所说的另外一种地方结合，就是“村镇地方团体”。这一提法及相关论述也是费孝通对于早期燕京学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费孝通关于“村镇地方团体”的时论主要围绕两点展开。首先，他从“重农”的角度提出了“乡土工业”“民族工业”的思想；其次，他将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情操学说与杨开道的地方性精神结合起来，提出了“桑梓情谊”的概念，增补了对地方共同体道德维度的重视。我们不难看出，费孝通提倡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应建立一种痛痒相关的社会组织来配合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中国乡土社会中既有的村镇地方团体和“桑梓情谊”恰恰可以担当这一重任。村镇地方团体有望成为一种有道义的经济生活团体，让城乡关系、人地关系重回有机循环，让个人与地方承接此前的关联，也就是既有利害上的关联，亦有情感上的关联。
这个设想，一方面推演出以村镇地方团体为基础的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能够保证对人性的高度重视，从而规避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弊端。这套社会理论的设想，建立在他对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充分承认上，这让他与当时的“启蒙者”在理论上发生了明显的分野。而对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承认，首先就是对其情感世界的承认。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人之所以能够独立、自主的重要维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主体，才是自觉的。反过来，情感并不仅仅停留在自我的这个层面。人能够从自我转向他人，转向对集体甚至整个人类整体价值的认同，也正是因为情感。
到了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反思了燕大社区研究的传统。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形成，随之而来的是跨越地域性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因此，应该用“社会”概念突破早年的“社区”概念。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在当下更大的社会流动中重新认识“桑梓情谊”的意义。
总而言之，费孝通有关“桑梓情谊”的论述对于中国当下现代化的进程具有如下启示：第一，他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以地方为基础和重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通过观照到人的“内在世界”，他希望能够有效地修正基于纯粹经济利益的社会关系；第三，国家的发展应建立在地方发展的基础之上；第四，为现代性无根的漂泊提供一种本地的根源。中国的现代化一直重集体目的，即偏重于强调国家的现代化，个人性的、情感性的维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实，人的情感应该同样被重视，因为国家发展终归是要个人幸福，要安置人的情感。这是费孝通情感理论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