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几次传染病大流行，其中包括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的疫情。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知道这些事件是一连串可以追溯至史前时代的生物灾难的一部分，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是大规模的疾病、死亡和难以形容的痛苦，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崩溃。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都被视为严重的破坏性事件。一些社会能从这种灾难中幸存下来，并催生出新的组织和制度，而另一些则会走向深刻的变革乃至重新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可以追溯到历史深处、涉及许多领域的全球性现象？是通过传统方式按时间顺序讲述事件进程，还是更加关注医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能否以及是否必须从研究结果中得出结论？考虑到流行病的历史性特点，医学史是分析特定时期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偶然性的一种方法。我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历史、理论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海纳·房格劳（Heiner Fangerau）将流行病史视为一个由多重价值因素相互作用组成的“无缝网络”（seamless web）。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我们将其置于自然、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相应的对策（包括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来分析。
从自然角度来看，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于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决定的人类文化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以特定的文化方式解读和应对疾病，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和处理通常具有文化特异性，在分化的社会中则由社会阶层决定。
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化的物质基础及其社会秩序决定了疾病、流行病或大流行病能否产生和传播。在封闭的小群体中，例如在狩猎采集者中，流行病能消灭整个群体。社会越是分化，越是依赖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传染病蔓延成为地方或区域性流行病或世界性大流行病的风险就越大。交流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同时也会成为流行病和大流行病蔓延的基础。
从生产、再生产和对策角度来看，流行病会扰乱社会秩序。以19世纪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镇为例，一个社会由于人际关系紧密，因此基本材料、商品等贸易网络也为无缝交换的状态。当商业活动受到流行病威胁时，这个社会所采取的对策较为被动，只是针对单独的环节展开，如隔离载有感染者的船只。后来，这些措施才逐渐变得更有前瞻性，会对每一个可能带来瘟疫感染的环节进行把控，从而影响社会秩序。
基于新的生产形式
从18世纪末开始，煤炭和蒸汽的使用，将人力和畜力取代为机器和技术，能源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工业化、原材料、产品和人员相互交流等因素不断叠加，因此当时公共卫生辩论的焦点是奉行“传染主义”（隔离和检疫），还是“反传染主义”（通过普遍改善卫生环境实现自由交流）。通过这番激烈争论，工业化国家的公共环境和国际交通环境得到了改善，地方的流行病不再有机会传播。
20世纪末以来，数据处理提升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大脑智能，数据处理和信息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领域，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商品、货物和人员在世界各地流动，通过繁忙的国际交通将以往独立平衡的生物圈连接起来。这些全球化网络为新疾病的出现和传播铺平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世界一直在与这些疾病作斗争。
可以说，工业化和19世纪的公共卫生运动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自己为流行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甚至还通过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新的病原体，从而危及以交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因此，人类必须在不损害文化等基本要素的情况下作出应对。如今，全球网络化生产的基础是数据处理，基于这种新的生产形式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需要建立全面的全球卫生基础设施。
“无缝网络”的研究方法
要实现以上目标，在从实际出发的流行病史的指导下，可以采取大流行病“无缝网络”的研究方法。从全球流行病史的主体来看，需要关注尚未得到观察和分析的传染空间（可能存在迄今未知的病原体），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动态关系（迄今未知或新出现的病原体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性），由文化决定的科学和社会协商过程（影响对未知的病因和病原体进行命名和划分的发展阶段），传染病产生和传播的生产与繁殖形式，针对未知的病因和病原体采取由文化决定的科学和社会对策，以及确保新病原体不再扩散的地区、国家和国际对策。
此外，有些生态空间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第一，内部遭到破坏、被打破平衡的生态环境（如城市人口密集化、农业和普通畜牧业的扩张等）；第二，生态平衡的地区，但是经历了未接触过本地病原体的外地人进入；第三，病原体被携带至其他生态区域，在这里具体表现为个人感染、流行病，甚至可能是大流行病。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目前流行病史研究的四项最重要的任务。第一，了解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经验上把握地方和区域生物圈的变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第二，调查由文化决定的科学和社会协商过程，这些过程导致了最初未知病因的命名、定性和传播，并与由文化决定的、始于病因出现的对策相关联。第三，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通过新的技术可能性、全球组织生产形式，以及相关的贸易、运输和通信交流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密集影响。第四，组织地区、国家和国际性的适时对策，以监测人们的健康状况、防治大流行病。
（作者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德国] 阿方斯·腊碧士（Alfons Labisch）/文 练志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