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里的五福
谈论中国对于幸福的看法，先要从语词入手。“幸福”一词，虽非中国古代就有，但表达这个意思的概念自然是有的。这就是“五福”，《尚书·洪范》中可以见到。
《洪范》，意指大法，据说是当殷、周王朝交替之际，某位贤人向为王者陈述的种种规鉴。其中谈到的“五福”，恐怕是了解传统中国人的幸福观的重要线索。
《洪范》的写成，其实已在殷、周之交过后，不过最晚也在汉朝建立以前、公元前3世纪左右。其中写道:“享用五福，威用六极。”
“五福”意含褒扬，“六极”意含贬低，恰相对照。
五福中的第一项是“寿”，即永生。第二项“富”，指蓄财，第三项“康宁”，是说健康，第四项“好德”，第五项“考终命”，指善终，俗话说的无疾而终。
相反，“六极”中的第一项“凶短折”，是指不幸短命。第二项“疾”，是生病，第三项“忧”，是有烦恼，第四项“贫”为贫乏，第五项 “恶”，指面呈凶相，不是说心地很坏，而是说貌相不好。最后的“弱”，指意志薄弱。
在中国，春节时要将对联贴到客厅和门口，即所谓春联，这是很久以来的传统，最早的春联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世纪前后，而它的兴盛则在明代以后。这里举出若干迄今仍在流行的春联：
第一条春联“人臻五福，花满三春”，是讲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七言对联“天上四季春为首，人间五福寿宜先”，如前所述，五福中的第一项是寿即长命，这副对联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剩下流传至今的春联，如“花开富贵，竹报平安”“花开富贵家家乐，灯照吉祥岁岁欢”，可以说都没超出五福的范围。
所以说“五福”的观念、“五福”这个词代表的幸福观，在迄今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可以说确实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里面。中国人的所谓幸福，首先是现实的、生存的幸福。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再来谈活着有哪些幸福。
进一步分析“五福”的观念，可以发现五福中的“寿”和“考终命”，是与“六极”中的“凶短折”对应的，“富”与“贫”、“康宁”与“疾”又相对应，这三组对应关系比较清楚。不过“六极”里的“忧”、“恶”、“弱”，在 “五福”中就找不到对应的概念，而“五福”中的“好德”这一条，也是 “六极”没有的。
“五福”中唯一涉及伦理的就是这个“德”。实际上，正是由于引入了“德”，在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中，“五福”才变成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如果少了“德”而只有其他四项，儒家“福”的概念，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成立。
孔子在普通人希望谋求的长寿、财富、健康基础上，又补充进一项好德，就使“五福”也变成了一个伦理体系。在五经、《论语》等经典当中，讲到幸福，都以德为前提。
试举几例，先看《诗经·小雅·鸳鸯》：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这是一首讽刺周幽王为所欲为的诗，它说从前英明的君主决不会放纵自己。“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毕”指用带柄的网、“罗”指用小网捕获鸳鸯。汉代旧注说，不能随意捕捉动物。幼鸟不能捉，鸟却是不捉不行的，不过要有节制。“这么一来，君子便可得长寿而享福禄”。
“福禄”是韵尾相同的叠韵词，也是幸福的意思。这是说由于有德，而使幸福降临。
再看《大雅·既醉》：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既醉以酒”是说酒足而醉，由此推衍，“既饱以德”，即是多多积德。因为积德多多，“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景福”，是很大的幸福。据汉代郑玄注说，这里讲的也是“五福”之事。
五福角度看《论语》
从五福的角度来看《论语》，也非常有趣: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孔子决不否定世俗间的富与贵，这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中即可窥见。“执鞭”指驾驶马车的车夫，如能致富，心甘情愿去当车夫。“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他更有名的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以不正当手段攫取的财富及地位，对于我，就像天边的浮云一样遥远。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有钱也罢，有地位也罢，它们本身并无好坏之别，要看的，是获得它们的前提。前提是什么?就是德。获得富与贵的方法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富与贵的价值。
这种由个人得到的福祉，同时也与家族联系在一起。《易经》里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名言，反之，“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个人的恶行，会给一代代家族积下各种灾难的隐患。
这是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个人所属家族为单位的一种思考方式，个人之德的积蓄，会变成家族之德，带来家族的繁荣。在子孙这一方面，则因为对带来家族繁荣的祖先怀有敬意，从而引出“孝”的观念，孝受到极大的重视。祖先为子孙创造出基于德的福祉，子孙对这样的祖先表现出基于孝之德的尊敬。这大概就是传统儒家的“五福”观念。
《庄子》的幸福观
所谓神仙思想，也是从“五福”中的“寿”、亦即寿命在时间上的无限延长这一点上衍生出来的。由活着的时间的无限延长，获得永久的生命。与这种长寿想法相对立的，是《庄子》的思想。《庄子》属于道家，神仙思想与道家哲学也有很深的渊源，可是《庄子》常常敢于说出不同的话来。
《庄子》的幸福观，一言以蔽之，是以从世俗幸福上升为一种体系的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形式存在的。例如在《天地篇》里出现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儒家的圣人尧，还有一个封人，是驻守边境的下级士兵。这个故事的讽刺性在于，圣人尧与无名封人的价值观的全然颠倒。
先是封人对尧说:“请祝圣人。”“使圣人寿” “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都为尧所拒绝。尧的理由是，“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寿则多辱”，也曾为《徒然草》（日本14世纪随笔集，兼好法师善）所用。“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尧说。这里的“德”，与儒家的意思很不同，“无惧，无事，无辱”，才是《庄子》说的“德”。尧在这里否定了世俗所谓寿、富、多男子的幸福观，可是封人却认为:单纯的否定，没什么了不起。真正伟大的处世之道，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顺其自然。一句话，就是无为。以无为来超越人世间的小智慧，听其自然，就能得到充实的人生。
《至乐篇》里有“至乐无乐”之语。“至乐”是最高的快乐，也是超越了世俗的快乐。“至誉”为最高荣誉，也可以说是超越世俗荣誉的 “无誉”境界。
在生命的问题上，《庄子》与儒家的看法不同，人有肉体之身，在肉身形成以前是气。本来，气也是从无产生的，它是无形的，从无形中产生出人的生命。而死，便是回到原点，从有形、有生命的状态，回到原来的无形无气。
这也就是说，所谓生命，就是自然的流变，是如四季循环那样的自然流变，死也不足以令人悲伤，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生是假借”，生是借来的。“生是尘垢”，生也如尘和垢。从生到死的转变，也不过是像四季那样的自然迁移。
在中国，无论时代、历史如何变化，基本没有对幸福观造成什么影响。三千年不曾改变，恐怕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但是如前所述，其中也有庄子式的站在对立方面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究竟限于知识阶层，多数平民仍然是以“五福”为自己幸福的象征的。
从时间的观念上来讲，在儒家传统的世界观里，是比较崇尚古代的。古代有尧、舜那样杰出的帝王，理想的世界就在古代。
随着时代的下移，越来越不行。因为不行，所以必须要回到往日有过杰出帝王的时代。这是儒家的基本看法（在法家等其他诸子中，也有人类越来越进步的思想），不过，它倒不至于导致世界终结论的产生。越来越坏、最终世界毁灭的想法，在儒家思想里并不存在。
当然到后来，出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搀进了业的观念。在遥远的未来，现世将为大火所灭，然后再生，这就是业。
业的观念进入到道教中，道教也说，世界最后将为业火烧毁，从中诞生新的世界。佛教和道教虽然争吵不休，却相互影响，成为中国的两个宗教。
来源：《异域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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