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1973年9月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应邀访华和197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法，实现了中法建交后的首次高层互访，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从戴高乐到蓬皮杜
承认新中国并在两国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法国总统戴高乐执政期间独立自主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奉戴高乐之命来华访问。富尔是戴高乐亲信，曾于1957年访华并受到毛泽东接见。此番他名义上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邀请来华，对外宣称系私人旅行，实则是向中国领导人面交戴高乐亲笔信，商谈中法建交问题。
富尔在京期间，由于中法双方在以何种方式建交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963年10月23日晚，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富尔夫妇后，决定安排他们次日前往大同等地参观游览三天。等富尔返京，中方已拿出新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促使双方立场走向接近。经过在京、沪两地前后6次实质性会谈，11月2日，周恩来与富尔代表双方在直接建交方案上签字。当天，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时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11月22日，戴高乐接见富尔时表示，准备中法相互承认。
尽管美国得知中法即将建交后极力反对，但两国依然按协商一致的步骤迅速完成建交，这给冷战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强烈震动。1964年2月23日，中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宋之光与法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克劳德·沙耶各自抵达驻在国首都，筹划建馆事宜。5月27日，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抵达巴黎。
建交不久，中法两国高层均向对方领导人发出了访问邀请。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都认为对方应率先来访。戴高乐一方面强调“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另一方面又自尊心极强，不肯先迈步。1969年4月，因法国政局变动，他自动引退。退位后，戴高乐访华之心未泯，原计划于1971年6月动身，孰料竟于1970年11月9日猝然病逝，这一夙愿终成缺憾。
作为戴高乐生前密友和戴高乐主义的忠实继承者，蓬皮杜十分了解并支持他的想法，而中方亦不失时机地向法方发出邀请。1966年6月22日，黄镇约见时任法国总理蓬皮杜，当面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访华邀请。蓬皮杜表示很满意受到邀请，但议会讨论预算和国内大选将近，暂无法成行。1969年5月，蓬皮杜继任总统。与戴高乐相似，他同样希望去“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中国看一看。1971年初，蓬皮杜确诊患有罕见的狼疮样白血病，决定接受化疗。考虑到健康状况，一些人劝其放弃中国之行，但蓬皮杜不为所动，反而决定把访华计划从1974年提前至1973年。
精心周到的礼宾安排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特别是高层交往再度活跃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等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相继应邀访华。在当时，接待蓬皮杜来访被视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不仅是关系中法关系的大事，还“有利于巩固与扩大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在此背景下，相关接待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中方接待外国元首访华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模式：安排来访的主宾下榻钓鱼台国宾馆，随员入住民族饭店；由外交部牵头组成临时接待班子，下设若干组，各组由相关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从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分工负责。接待蓬皮杜总统访华基本沿用了这一模式。法方代表团正式成员有65人，另有随员123人。其中，蓬皮杜总统等29人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其他159人入住民族饭店。按照中央确定的“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友好相待”的接待方针，外交部牵头负责接待工作，下设礼宾、新闻、电视、电信、专机、安全、总务等7个组，从各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抽调数百人、大小汽车百余辆共同参与。
与以往接待准备工作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医疗保障受到特别关注，中法双方均作了充分准备。中方将北京医院、首都医院确定为接待法方的主要诊疗医院，另辟积水潭医院、友谊医院、宣武医院备用；在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首都机场各设一个医务室，配备内科、外科、中医的医护人员和救护车；组建出诊一组、出诊二组，还从京内10家大医院精心挑选了25位著名专科医生组成会诊组，作为机动力量随叫随到。
1973年9月上旬，法方先遣来华的代表团成员、医生热罗姆·珀蒂博士与中方就医疗安排进行座谈，并实地参观了北京医院、首都医院。珀蒂坦言总统身体不好，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医疗方面的若干具体准备措施，还详细询问了中方的急救和治疗药物、仪器设备，以及大同、杭州、上海等地的医疗安排和准备情况。对于中方的周到安排和诊疗力量，他感到满意，一再表示感谢。
为了保障蓬皮杜的医疗，中方特制了一辆救护车。早在1971年，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奉上级命令，在红旗CA770三排座轿车的基础上，试制出红旗救护车（CA770JH）。这款车从外观上看与红旗轿车无异，唯其后舱与行李厢相通，利于担架进出，还内设医护人员小座与急救装置等。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首辆红旗救护车运送进京。此次蓬皮杜到访，一汽又奉命紧急为他特制了一辆，在原有救护车型基础上作出若干改进，抬高后备厢和风挡玻璃，增大了后风窗至底板的空间。中央决定，在蓬皮杜访华期间，派该救护车全程随行。
交通方面，除继续由首都汽车公司主要负责迎宾任务外，另有一支特殊的车队整装待命，其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宾接待处，系1971年1月组建，主要承担访华高级代表团的主宾迎送任务。
相约大同
在中法关系史上，山西大同颇为特殊。它不仅见证了中法建交谈判中的柳暗花明，还迎来了首位法国元首到访。在这里，有始凿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有建于辽金时期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还有明代王府的九龙壁等多处珍贵文化遗产。1973年3月法方先遣组前来沟通访华行程时，特地向中方提出希望能安排总统去大同参观，此后又多次表达了这一愿望。外交部礼宾司派人去大同实地查看，认为当地基本具备接待条件。经报中央批准，大同列为接待蓬皮杜访华的京外首站。
1973年9月11日下午，法国总统蓬皮杜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他也因此成为西欧首位访华的国家元首。法方派出法新社等近50家媒体的83名记者，组成庞大记者团作全程报道。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访华期间，蓬皮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深入会谈、互赠礼物，出席了为他举办的专场文艺晚会。中法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恰如9月14日蓬皮杜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言，访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收获。
就在蓬皮杜抵京前一天，由10辆大“红旗”、10辆“上海”组成的国宾车队离京直奔大同，于次日抵达并开展前期踩点。9月12日，车队先后奔赴怀仁机场、大同火车站和各预定参观地点，熟悉参观路线和沿途路况。在交警指挥和当地干部群众积极协助下，9月13日，车队进行“全面演习”，并于次日总结演习经验、查漏补缺。那段时间大同秋意渐浓，雨水淅淅沥沥。细心的司机们将所有车辆反复检查，每天擦洗数遍并打亮油，确保车况达到最好状态。
9月15日上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乘专列抵达大同。当地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现场鼓乐齐鸣、气氛热烈，犹如庆祝盛大节日一般迎接贵宾的到来。车队列队整齐，从大同火车站鱼贯而出，稳稳驶向大同宾馆。
大同参访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宾主双方在接待室稍事休息时，大同宾馆前台服务员徐英华时年21岁，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情十分激动，不假思索地先给他捧上一杯热茶。周恩来见状，微微侧身望她一眼，轻声道：“你怎么先给我倒茶水？”徐英华这才回过神儿来，赶紧给蓬皮杜上茶。外交无小事，周恩来的善意提醒和教诲，使徐英华终生难忘。
云冈石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其精美石刻果然名不虚传，令热衷艺术的蓬皮杜大为赞赏。唯年深月久，少数石刻风化严重，一些佛像的破损状况肉眼可见。当法方提出愿对修缮提供资金帮助时，周恩来予以婉言谢绝。面对随行的中外记者，周恩来表示，陪同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见证，“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好保存下来。”当地负责人计划10年内把石窟修好，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时间太长了，要求三年内修好。他对蓬皮杜说：“三年后，我再陪总统来大同参观。”还当场向随行的中外记者们发出了同样邀约。
当天小雨不断，国宾车队出动频繁，难免沾上泥水。法国人发现，无论天怎么下雨，他们乘坐的“红旗”“上海”车都崭亮如新。原来每每趁外宾参观之际，司机们就迅速擦拭车辆，丝毫不怕麻烦。所有迎宾车辆既安全舒适又干干净净。
大同参访结束后，当天下午宾主双方乘专机飞往杭州访问，继而赴上海参观。9月17日在虹桥机场，周恩来率随行人员冒雨为蓬皮杜送行，一直目送协和飞机起飞。透过飞机舷窗，蓬皮杜看到周恩来始终没有打伞，衣衫已被雨水打湿。
访华期间，蓬皮杜的健康状况总体尚可，对行程安排略有影响。返回法国后，蓬皮杜感慨比自己年长10岁的周恩来“动作迅速，思维敏捷，确实非同常人”，全然不像一位70多岁的老者。其实此时周恩来已患膀胱癌一年多，全程都在抱病坚持。
1973年9月蓬皮杜成功访华，实现了法国两任总统的心愿。197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法，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到访西方大国。在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充满自信地讲：“展望中法两国关系的前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两国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几十年来，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中法关系行稳致远，充分印证了邓小平富于前瞻性的分析与判断。
（作者祁峰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