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义强，云南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原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4月，武雪彬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19—P20
在1993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一文，其中追忆了一段自己与顾先生的往事，描述的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关于此次民族问题的论争，学界大多认为顾颉刚、傅斯年与费孝通、吴文藻分属两个阵营。笔者在翻阅12卷本《顾颉刚日记》时，偶然在1932年冬至这天的日记中发现寥寥数语：“归，宴客，至十时许客散……今晚同席：费孝通……”笔者旋即意识到这大概应是二人最早的交往记录！照此说来，在1939年之时，顾费二人是已有多年交往基础的“旧年故交”了。本文试图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交谊考述
在《顾颉刚日记》中，1933年，顾颉刚连日阅读费孝通论文，并邀约费孝通来家长谈，充分说明顾颉刚对其毕业论文有所指导，反映出二人关系上的趋近。1936年5月24日，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成立，他在日记中摘抄了5月30日报纸关于学会成立的报道，其中提到邀请费孝通演讲。由此可见顾颉刚在费孝通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对其事业的大力支持。1938年8月，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10月22日，顾颉刚任教于云南大学。11月初，费孝通受吴文藻邀请任教于云南大学。至此，顾颉刚、吴文藻与费孝通在昆明再次相逢。
费孝通自英伦回国辗转到达云南大学仅仅两周后，也就是1938年11月15日就下乡调查。费孝通晚年曾多次说他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是从云南禄丰调查开始的。透过顾先生日记，我们发现费孝通的调查经历与顾颉刚有着很大关系——亲自参与并有所指导。然而，这一重要事实，在关于《云南三村》及禄村调查的回忆、研究，包括费孝通本人，从来都无人提及。若非借助于顾颉刚日记的再发现，恐怕要永远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并且，据《顾颉刚日记》，1938年11月，顾颉刚与吴文藻有4次会面。这就把顾颉刚、吴文藻与费孝通三人紧紧联系到一起了。
1939年1至8月，顾费二人交往骤然增添。笔者统计发现，1939年1月5日至4月9日，《顾颉刚日记》中有关与吴文藻、费孝通交往的记载就有5次，且都属于面对面交往。这意味着参与辩论的学者在论辩之前有着稠密的私人互动。论辩之后，笔者从《顾颉刚日记》中梳理出来的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记录就有5次，这意味着两个已经“发生论辩”的学者在论辩之后依然有着稠密的私人互动。顾颉刚离滇赴川后，与费孝通的交往逐渐减少。但顾颉刚1940年12月31日的日记将费孝通列入边疆工作可用人才，与爱徒白寿彝、张维华、谭惕吾等并列，可见对其好感与重视。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费孝通、顾颉刚个人际遇的改变，《顾颉刚日记》对于费孝通的记载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与费孝通同会”之类苍白描述，再无之前热络的私人性的畅谈了。1953年到1980年，顾颉刚仅有4次和费孝通私人性的交流。另有数次属于顾颉刚记录关于费孝通的信息。
回到历史现场：一封“被发表”的信
就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费孝通晚年回忆说：“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5月1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了，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由当事人的这段回忆，我们可以解读出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即费孝通直接写信给顾颉刚本人进行商榷，可算是私人性的师生间学术探讨，但顾颉刚将其公开刊登出来，并取了个“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的标题。这一细节极为重要，却被诸多研究者忽视，从而导致了对这场论争的一些误判。
当我们对历史的细节之处进行考证，明晰事件来龙去脉，回到历史现场，即可发现这样的判断是不正确的。首先，费孝通从来就没有写过一篇名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的文章，而是给顾颉刚写了一封无标题的信；其次，费孝通没有直接投稿给《益世报》编辑部，也没有寄给负责编辑的张维华，费孝通的信属于“被发表”；最后，看不出来费孝通有公开论战的意图，反而有私下商榷的意愿，此后顾颉刚在《边疆》连作两文想和费孝通讨论，费孝通却没有继续发声。显然，是顾颉刚决定将费孝通的来信推向公开报刊，并取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颇具引导性的标题，欲借此掀起一次关于“民族边疆”话题的讨论。
从《顾颉刚日记》可见，这期间顾费二人有数次见面的记录，笔者认为顾颉刚见面时肯定会聊到此一话题或者专为此而见面。从心态上，费孝通对此事极有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持一种半推半就的姿态：如果作为老师的顾颉刚觉得有价值也无碍于冒犯师辈尊严可以发表，那就发表，如果顾颉刚不打算发表，费孝通也已通过书信抒发了自己看法。总之，我们至少已知，费孝通之文并非投稿而是“被发表”，如果费孝通的文章属于自投稿件，不会连标题都没有想好。
善意的共谋：学术论争的风气
费孝通的这封信，也是初生牛犊式的血气方刚使然。当时费孝通刚从英伦回国，对这种学术化的讨论其实已习以为常。而顾颉刚的性格里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求真态度与胸襟开阔的气度。对于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而发生争辩的人，往往持欢迎态度，引为诤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的反驳文章不是发表在别处，而是刚好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上，这恐怕绝不仅仅是巧合。如果顾颉刚判定费孝通的观点错误荒谬，完全可以不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他的刊登带有主动性，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讨论，百家争鸣，消除疑惑。如果再考虑到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私人情义，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学术论争是二人心有灵犀之举，在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之下，把中华民族的议题渲染得轰轰烈烈，造起学术声势，激起国人关注以引起共鸣。
从《顾颉刚日记》我们发现，这次论争并没有影响顾颉刚和费孝通的私人情义。费孝通和顾颉刚的论辩丝毫不涉人格，只是因学术角度和观点不同而展开，二人私下往来一直无碍。从顾颉刚的出发点而论，此举尚有提携后学之意。总之，1939年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两个人一直互相往来，经常聚餐，私交甚笃，怎么可能会因为一封信和一次论战而交恶？
学术论争中的国家情怀和深远影响
这场以《益世报》为载体、发生于西南边疆的论辩，实在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只不过这封信的后果却大大出乎费孝通的意料，甚至超出顾颉刚的预期。从社会思潮来说，掀起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从私人际遇而言，引起傅斯年过度解读到与吴文藻的派别之争，最终取消了中英庚款的补助，而使吴文藻不得不离开云南。从政治后果来说，导致了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相继出台，甚至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民族自治与少数民族识别等，也依然留有这次论争的雪泥鸿爪。
一言以蔽之，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一元性、提升中华民族整体上的凝聚力与直面各民族差异性、尊重文化多样性这二者之间并非必然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完全可以做到不冲突的，这正是日后费孝通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基石。费孝通很快选择了放弃进一步的辩论，这同样是出于国家大义。费孝通本是从学理层面上讨论，在政治立场与国家情怀上与顾颉刚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甚至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路径上有分歧。费孝通之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便是对“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的辩证认识。
总之，对于“中华民族一体”而言，费孝通和顾颉刚二人的观点表面上看有不同之处，但实属同源，或者说二人的论争实际上是近代中国“重塑中华”这一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最初思考。可以说，费孝通和顾颉刚的这次讨论为“中华民族”概念与内涵提供了更多的启迪，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