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作为地理区域概念的江南，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两个层面，依仗两个突出优势而名闻天下：一是经济，现有资料显示，在康熙时期，仅苏南的赋税就一度占据清政府财赋的一半以上。二是文化，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堪称中国文化的中心。
江南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江南地区很有特色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剧种丰富，而且历史悠久。以丰富论，仅李汉飞编的《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中，收入的具有代表性的江苏戏曲剧种就有昆曲、淮剧、扬剧、通剧、淮海戏、锡剧、苏剧、丹剧、丁丁腔、淮红剧、海门山歌剧等11种（第276—313页），而这并不包括起源于其他地区，在江苏境内流行的沪剧、越剧、柳子戏等邻近地域的地方剧种。以悠久言，发源于江南昆山的昆曲，有“昆曲六百年”的美誉，即使依照最严苛学者的挑剔考察，也有450年以上的历史，比有“国剧”之谓的京剧“年长”了许多。再以戏曲剧种的影响来讲，昆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自21世纪以来，早已天下闻名，声振寰宇。由是之故，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不可或缺“大江南”这一席，而在中华戏曲文化的源流里，岂可独少“大江南”这一脉！
受“文化守成”观念影响，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学者大都将目光聚焦到具有特色的文化事象上。随着族群和地域的细分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流行趋势，对江南戏曲文化的研究不仅构成了传统文化守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程度而言，民族戏曲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我们消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法宝。
就戏曲和戏曲文化研究而言，江南戏曲文化研究本身颇具“苏式样本”意义。
首先，体现在江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构成上。江南戏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多层”。具体而言，由于独特的历史机缘，江南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城市群落，明清时期文人有《百城烟水》一书，描述的正是这一带小城小镇林立丛生的历史面貌。由于城镇的出现，这一带的戏曲活动点染了文人化和商业化的色彩，尤其是文人文化构成了戏曲文化的重要一翼。其次，体现在戏曲文化类型上。比如，在苏北、浙东南以及其他乡村，民间文化则占据着戏曲文化的主流，诸如“香火”之类的祭祀活动，构成了民间戏曲生存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进入清代之后，扬州又以独特的盐商文化为江南戏曲文化增添了一个别致的类型——伴随着康熙、乾隆十几次的下江南活动，盐商出于迎銮的目的，不惜重金礼聘演员和作者，形成了“官”“商”“戏”互动多赢、独树一帜的戏曲文化分型。可见，江南的戏曲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层质态，既有文人文化，又有市民文化，既有商业文化，又有民间文化，这种“苏式样本”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因而其“示例”意义显而易见。
江南戏曲文化研究的范本意义还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这种“多层”状态存在，相应地就需要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形成了“样本”价值。从学术史和戏曲史的角度看，对戏曲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深化戏曲研究的必需，也对重写江南戏曲史和中国戏曲史都有所裨益。
戏曲文化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术课题，江南的戏曲研究也是如此。说它古老，是因为很多戏曲史问题其实都和一些具体的文化事象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如祭祀等文化事象其实就和戏曲起源问题有着天然的逻辑联系，具有一体性。说它年轻，是因为近年随着文化研究的持续升温，关于戏曲文化的研究又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渐次拓新，呈现出崭新的学术面貌。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戏曲文化的研究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
一是就整体而言，研究戏曲本体者多，研究戏曲文化者少。所谓的戏曲本体是指关于古典戏曲的中心和重点问题，如戏曲文学和舞台艺术等。近百年来，在王国维、吴梅等学者的倡导下，戏曲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门类。目前，全国范围内有十几所高校招收戏曲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形成了一批古典戏曲的研究重镇。有关戏曲本体的研究也相应得以发展并繁盛。但与本体研究相比，有关戏曲文化的研究则相形见绌。2005年出版的“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是少见的大型戏曲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从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人文苏州等多个方面，以文化为视角展开多方面探讨。但严格说来，有些分课题的设计仍然与“文化”有一定偏离，列属于戏曲文化的范畴，着实显得牵强。除此之外，一些高校的博士论文也有关涉戏曲文化的选题，如郑志良的《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戏曲》（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任孝温的《明清江南曲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5年）等，从不同侧面切入戏曲文化的不同专题，使得一些问题的历史面貌渐次清晰。但整体看来，专门针对戏曲文化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间，与戏曲研究的整体繁荣不相匹配。
二是就剧种而言，研究大剧种文化者多，研究小剧种文化者少。这种态势最明显体现在昆曲和京剧两大剧种。如前述提及的那套戏曲文化研究丛书，目光就集中在昆剧。此外，一些零散的戏曲文化论述也多集中在京、昆两大剧种。而多数的地方戏剧种由于受众有限，流布不广，因而也难以引起一般读者和观众的重视，目前除了一套“戏曲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之外，有针对性的文化研究也相对寂寞，成果鲜见。
三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分割式的研究多，统一式和整体式的研究少。文化具有地域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戏曲因地而生，同样具有地域性，因而，戏曲文化研究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很多学者沿循这样的思路，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戏曲文化的研究。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龚国光的《江西戏曲文化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专著分十几个专题，从声腔、文学等方面就江西戏曲文化面貌做了整体的勾勒。但即使就地域而论，该课题仍然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可以通过对地域文化特色的把握来考察戏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地域戏曲文化的特色和精神等。所以，统一式和整体式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从“三多三少”的现象中我们发现：当前戏曲文化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文化”的内涵和“戏曲文化”研究范围的认识亟待厘清的问题。换言之，很多研究在具体展开时，或是一开始就未能对戏曲文化的研究范围有明晰的认识，或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未能把握“文化”研究的统一视角和一贯立场。因而，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很多仍然是从属于“戏曲文本”的研究需要，并未真正形成“戏曲文化”的研究。这一点，是急需补正的。
基于以上考察，丛书分置四卷，围绕江南戏曲文化，将与戏曲有关的文化现象分列为11个专题，整体性展开有一定深度的史论式研究。11个专题围绕四大版块展开：文人文化卷、商业文化卷、民俗文化卷、家族文化卷。本研究既有一般文化史的全面和丰富，同时又必须达到专业史的深度和精度，体现以“史”带“论”、寓“史”于“论”、“史”“论”统一的独特风格。
就研究技术路线而言，丛书因循着“分历史时段+分层分类研究”的逻辑理路，具体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首先，整体上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具有一定广度以及发展线索的专题设置，整体上廓清江南戏曲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专题研究可以深入探讨的特点，立足于文化，就具体文化事象展开具有深度的专精研究。这样，循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路径，形成既有一定广度，又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也自然就水到渠成。
其次，本论著尝试改采摒除学科壁垒的“通融式”研究。本论著的研究视域广阔，具体涉及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等多个研究门类。为此，研究力量上也特意配属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优长的研究队伍，力图充分发挥“融通”和“整合”的优势，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互相切磋中碰擦出火花和闪光来。
再次，论著采用文物和文献互证的方法。江南悠久的戏曲文化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许多实物证据，举凡舞台、会馆、石刻等不一而足，堪称洋洋大观。以文物佐证文献，不仅可以很好地还原古代生活场景，赋予文化研究以生活化，而且可以补充文献研究的缺欠和不足，达成生动逼真的再现效果。
最后，出于地域性文化研究的需要，丛书尝试采用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文化生态和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来凸显江南戏曲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比如，整体性上秉持“大文化”观，运用专题和通论相结合的方式，以达成全面深入的研究初衷。文化，质言之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所谓戏曲文化的研究，其重点自然就应该放置于不同族群与戏曲有关的生活方式的研究，这是本书的“题中要义”。故而，丛书研究就主要集中在与戏曲有关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是一种将文化研究具体到不同族群的“生活化”研究，也是一种将文化活动还原为生活场景的“还原式”研究。对于戏曲而言，则是从文化角度、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角度的独特考察，因而与一般的戏曲本体研究也大异其趣、迥然有别。
要言之，本书论述的特色亦可概括为“戏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生活化”。即将戏曲活动放置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之中，从族群生活的角度展开研究。如研究苏南戏曲家族，重在研究族群的日常生活，从闺阁到园林，无所不在；研究士子和名伶的交谊，也立足交际应对、酬唱应和，无所不包，力图给人一种“行走在明清江南的街巷”式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将戏曲文化还原为鲜活的社会生活模样。
综而论之，江南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格局，使得其戏曲形态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而又自成一脉的兼容性和丰富性，进而形塑了乡村文化、市民文化、文人文化和商业文化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这在全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如若把江南戏曲文化比喻成一个岩石标本，那么对这一标本的“多层性构成”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必将重现江南戏曲文化丰富的“自然纹理”。
实现江南戏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本书全体编撰人员的使命和目标。然长路漫漫，吾辈定当笃行勤勉。野人献芹，大贤且请多多教正。
作者简介
张新科：留德博士，著名作家，现任江苏省社科联党委书记，著有《远东来信》等小说。其小说《村上的王国》以河南上蔡地区槐树湾业余剧团的活动为背景，“树上讲述着纯真的童话，树下演绎着热闹的大戏。”（刘晓波）“以朴素深情的语言和铺陈简约的叙事，塑造了‘童话’和‘现实’两个极具反差却又密切勾连的场域。”（范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