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轶对本案进行了点评

全国首例保险公司重整案

审理法院：北京金融法院

基本案情

易安保险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16日，是全国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以意外险、健康险、财产险为主要经营险种。2020年7月17日起，原中国银保监会依法对该保险公司实施接管。2022年7月8日，经原中国银保监会许可，该保险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申请重整。2022年7月15日，北京金融法院裁定受理该保险公司的重整申请。2022年9月6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申报债权并表决通过了该保险公司财产管理方案等议案，并指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债权人会议主席；2023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高票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23年2月24日，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其后，在三个月执行期内，完成投资款及重整费用支付、各类债权偿付、股东变更批复及实施，于2023年5月24日裁定终结案件重整程序并发布公告。本次司法重整通过市场化方式公开招募引入实体企业投资，用于对该保险公司职工债权、保单债权、普通债权等各类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内全额现金清偿、调整原股东权益并增加该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同时，对该保险公司现有职工进行全员现状承接；并将借助投资者自身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全面改善提升该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

推荐理由

本案既是我国金融风险司法处置的生动案例，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探索。一、全国首例保险公司重整案件，创新金融机构破产规则体系。本案在保险公司破产原因审查、保单债权分类及申报审查、保险保障基金统一代理、保险公司业务模式分析及资产负债认定等方面具有规则创设意义，对于破产重整程序在金融风险处置中的积极适用、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立法修法，具有示范意义和深远影响。二、未动用公共资金全市场化法治化处置风险，优化金融治理协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行政接管有效衔接司法重整，通过公开招募投资人，未动用公共资金、确保国家、人民利益不受损失情况下，实现了债务全额清偿、员工全员承接、偿付能力全面达标，有效挽救具有重整价值的互联网保险企业，全面化解问题金融机构风险。三、创新风险处置涉众层面无感稳妥推进机制、全面稳妥化解风险。论证设置保险保障基金统一代理，监督指导保险保障基金在取得合法授权的基础上统一代理7641家保单债权人申报债权112 452 252.82元，并作为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参与司法处置，最大限度保护各方合法权益。近8000名投保人不受重整程序影响，实现金融风险处置在涉众群体层面无感稳妥推进。四、“危机”中寻找“生机”，化解金融风险助力实体产业发展。市场化方式引入实体民营车企作为重整投资人，助力民营车企实现上下游垂直生态链网络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推进新能源汽车保险业务延伸，进一步扩大实体与金融协同效应。

法官说案

北京金融法院法官 蒙瑞

本案系全国首例保险公司重整案，涉及法律问题多，《保险法》虽然有关于保险公司破产的规定，但尚无明确具体规则。我们在保单债权分类及申报审查、保险公司业务模式分析及资产负债认定、保单持有人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在确保个案正确恰当法律适用的同时，积极为立法修法提供建议，梳理报送《保险法修改建议稿》。

本案未动用公共资金，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全面化解问题金融机构风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行政接管有效衔接司法重整，通过公开招募投资人，确保国家、人民利益不受损失情况下，实现了债务全额清偿、员工全员承接、偿付能力全面达标，有效挽救具有重整价值的互联网保险企业，全面化解问题金融机构风险。

在案件审理时，我们充分考虑考虑到易安财险作为网络保险公司的特殊经营模式，保单持有人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且分散、保单金额不等情况，为确保重整程序有效开展，尽可能减少保单持有人参与重整程序的成本，积极探索金融机构破产重整涉众层面风险隔离机制，论证设置保险保障基金统一代理，监督指导保险保障基金在取得合法授权的基础上统一代理7641家保单债权人申报债权112452252.82元，并作为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参与司法处置，最大限度保护各方合法权益。近8000名投保人不受重整程序影响，实现金融风险处置在涉众群体层面无感稳妥推进。

本案中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入实体民营车企作为重整投资人，助力民营车企实现上下游垂直生态链网络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推进新能源汽车保险业务延伸，助力实体产业的发展。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对本案进行了点评

隐形加班劳动争议案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李女士曾入职某公司担任产品运营岗位。李女士主张某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等。关于加班情况，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某公司认可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女士主张其下班后存在延时加班、未调休的休息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情形，公司未向其支付加班费。李女士就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等证据。经查，李女士主张的加班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李女士表示自己系运营岗位，岗位职责是搭建运营组织构架、负责程序整体运营、管理内容团队、负责投放计划制定和实施、研究产品优劣并做跟踪、负责商务拓展等。某公司则表示，李女士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工给李女士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女士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某公司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某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的范畴。一审法院对李女士的主张未予支持，北京三中院二审改判支持李女士加班费3万元。

推荐理由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首次对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隐形加班提出相关认定标准的案件，北京三中院突破了传统认定加班案件中对于工作场所固定化、工作时间可量化等要求，认为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了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工具由实体化向数字化转变，但加班不应因“虚拟化”而隐形，“隐形加班案”体现了法院对于劳动者利用社交媒体加班的认可与尊重，保障了劳动者的“离线权”，让工作和休息的边界“清晰化”，切实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法官说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郑吉喆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首次对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隐形加班提出相关认定标准的案件。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工具由实体化向数字化转变，随之也产生了加班“虚拟化”“隐形化”的问题。新技术、新发展对既有审判规则提出新挑战。传统认定加班的案件一般要求工作场所固定化、工作时间可量化，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单位之外的地点，利用社交媒体等虚拟工具开展工作是否应认定为加班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缺乏认定标准。

科技在发展，工作模式在转变，司法实践也应与时俱进。对于此类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劳动争议问题，本案能动性地突破传统加班认定模式，创造性地提出“提供工作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填补了法律空白，保障了劳动者的“离线权”，为后续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深刻诠释了“能动司法”的理念，生动体现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科技发展、回应科技创新的态度与能力。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提名案件

被告人牟某翰虐待案

一审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被告人牟某翰与被害人陈某某（女，殁年24岁）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10月9日，二人曾在本市某学生公寓以及陈某某的家中、牟某翰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翰、陈某某先后到广东及山东与双方家长见面。2019年1月起，牟某翰因纠结陈某某以往性经历一事，心生不满，多次追问陈某某性经历细节，与陈某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某，并表达过让陈某某通过“打胎”等方式以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陈某某在与牟某翰争吵后割腕自残。8月30日，陈某某在与牟某翰争吵后吞食药物，被牟某翰送至医院采取洗胃等救治措施，院方下发了病危病重通知书。2019年10月9日中午，陈某某与牟某翰再次发生争吵。当日下午，陈某某独自外出，后入住某公馆房间，服用网购的药物自杀，当日16时19分至22时30分，被告人牟某翰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寻找陈某某，后于当日22时55分将陈某某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被害人陈某某经救治无效而死亡。经鉴定，陈某某符合口服药物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牟某翰涉嫌犯虐待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某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被告人牟某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被害人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推荐理由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在婚前同居男女之间的暴力伤害行为屡见不鲜。在规范调整家庭成员关系方面，《反家庭暴力法》将具有较为稳定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家暴规制的主体，“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也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犯罪可以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本案判决认定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同居男女可构成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反复、持续、长时间辱骂，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积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化，合理界定家庭成员范围，对侵犯此类情形家庭成员人身权益犯罪案件的办理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Dr.A R申请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琛地方法院破产裁定案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德国A公司系德国亚琛地方法院工商注册簿注册的公司。2011年1月1日，德国亚琛地方法院作出第91 IE 5/10号破产裁定，开启A公司的破产程序并指定破产管理人为Dr.A R。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与新加坡B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将A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房产出售给B公司。之后，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破产管理人向北京一中院申请承认德国亚琛地方法院作出的破产裁定，并承认其管理人身份、许可其在我国境内履行职责。北京一中院根据法律互惠进行审查，认为依据《德国破产法》之规定，我国破产程序在德国可以获得认可，同时亦无证据证明德国存在拒绝承认我国破产程序或破产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形，故可以认定我国与德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亚琛法院作出的案涉裁定未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遂裁定承认德国破产裁定及管理人身份，允许其在我国境内依法履职，并确定了具体的履职权限。同时，德国破产管理人提出该案申请系为了处置债务人位于我国境内的财产。在承认德国破产程序之后，根据管理人申请，北京一中院为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协助，许可管理人处置过户位于北京市的房产。

推荐理由

本案系我国内地首例适用法律互惠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案件。在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及企业跨国经营日益频繁，对我国法院加强跨境破产领域合作提出新要求、新期待。本案创新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在我国与德国不存在跨境破产领域事实互惠的情况下，从德国破产法律规定、是否存在拒绝承认我国破产程序的司法实践等方面综合考察，以法律互惠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互惠关系，高效推进跨境破产程序效力认定，对推动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发展，加强跨境破产协作，深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编辑：郭进

审核：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