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历史研究所的潘谷西先生领导的一个大团队，当时在做金陵大报恩寺遗址的相关研究，比我们做扬州古城南门遗址博物馆项目的时间要早，起码是2004年就开始了。潘先生和南大的蒋赞初老师等都知道大报恩寺就在那一片，但是看不到了，地面上都是棚户，密集的棚户，根本看不到大报恩寺的影子，但是他们知道史料记载就在那个区域。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名列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这个过程当中，陆陆续续地有新的发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历史理论研究所做过一系列研究。南京市政府、秦淮区也做了多种项目建设可能性的研究，也做了复原性的研究和设计。以明代建筑风格为主的方案也做了很多版，甚至都出施工图了，但潘先生说一直没有找到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准确位置，他觉得这个事儿不踏实，还是下决心要去找。后来真找到了，不仅找到了古塔的所在，还发现了地宫，震惊海内外。这个过程花了很多精力，很艰难，中间也有很多故事。
大报恩寺在明代都城中的位置
《金陵梵刹志》中的大报恩寺全图
自从发现大报恩寺塔基和地宫的遗址，项目的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文物局明确了作为遗址公园的定位，以遗址保护为首要原则。南京市2011年就举办了国际大赛，征集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保护规划设计方案。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走进这个项目的。
当时王建国老师是建筑学院的院长，就开始组队去参加国际竞赛，我也才从陈薇老师那儿逐渐知道我们的历史组已经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研究。当时王建国老师组队，有个多学科配合的组织结构，王老师亲自负责城市设计，陈薇教授负责历史研究和遗产保护，我负责建筑设计，就像三驾马车一样，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虽然专业不一样，我们此前还是有合作的基础，我跟王老师、陈老师也一起配合，从广州到南京做过很多跟历史城市或历史地段有关的城市设计，我跟王老师零几年的时候一起做过广州老城中轴线的城市设计，大家有合作基础。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总平面图
国际竞赛当时邀请了6个单位，国内有2家，国外有4家，都是在历史保护方面有经验积累的知名设计机构。最后专家评选下来，东大是专家评审的第一名，南京市把这个项目委托给了东南大学，但是对新塔的建筑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在规划设计的竞赛中，关于原琉璃塔是不是要新建——原来的塔基和地宫要保护，如果新建一个塔，建在原来的塔基上，会不会对遗址保护造成影响？如果不在原址上建，那在哪建，什么样的建筑形式……诸如此类的问题。
为此，南京又组织了一个国际竞赛，专门针对新塔的问题，还是原来那些投标单位又做了一次设计方案评选，我们前后两次都获得优胜，所以后来南京就让我们去完成这个项目的设计。对我来说，虽然有前面跟着陈薇老师做扬州古城南门遗址博物馆的经历，但是金陵大报恩寺的尺度是完全不同的，遗址的重要性、等级、与城市的关系都更复杂了。
如果是跟着做，不懂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大知道害怕的，做扬州古城南门遗址项目的时候，觉得反正有陈老师，不懂肯定会被陈老师指出来，所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但是完成了扬州南门遗址博物馆设计之后，我又有一种认识了，觉得这种事情是非常需要知识支撑的，也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出错的时候往往是无心的，是不知道的，不是说蓄意破坏，而是因为专业上认识不到位，所以错了，也很容易犯。做到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时候，我已经具备了这个意识，所以觉得步履维艰。
明确要求我们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创新，那么什么叫切实地保护？保护的内涵怎么理解？遗址本身没有把它糟践掉就已经算是保护了吗？保护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够为观者了解遗址的价值？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不断地学习过程。
从竞赛到后来我们走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现在完成的也只是一部分。做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整个过程从2011年算起，到了2016年才开馆，前前后后6年多，事实上开馆的时候工程还没有完全完成，中间又有与民国建筑遗址的叠压，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发现新的遗址，宋代的地层、从宋到明的古井，在不同的平面位置，不同的剖面土层上被发现，真正大报恩寺遗址开馆稳定下来已经是2017年的事。我原来也是没有这些意识的，也是随着这些工程有了体会，参与这种工程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特别有意义。
北画廊遗址
关于这个项目，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认识的。我也知道有的人对后来的报恩新塔的形式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说看上去像“脚手架”，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不采用明代琉璃塔的造型”，对于不同的看法，我本人倒是很坦然，因为它引起讨论，而讨论的很多问题是很难分对错，说明有更多的人关心。无人过问我觉得是最悲催的。建筑师是这样，如果你一个作品出来根本没有人议论，那就说明作品没有在观念上提出新东西。
所以我觉得有人议论不是坏事，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应当通过建筑把明代南京城市的结构性特征呈现出来。因为大报恩寺在明代来说是皇家寺庙，跟聚宝门所在的现在的中华门，这条轴线，都有很密切的结构性关联。依着护城河，又延伸到雨花岗上去，这个皇家的第一大寺，而且还承担全国的佛教讲寺的地位。如此重要的城市结构性的要素，它的展现对于后人去理解明代南京，是非常有价值的。
南京古代都城轴线、明城墙与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格局关系
它现在也是一个公共的文化场所，不仅是封闭的存储遗址文物的空间，也安排了很多活动，能够吸引年轻人去体会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报恩文化，成了一个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有的时候利用内院做一些民俗活动，比如元宵节宫灯的展示，把保护做好的同时，也成为现代人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它已经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地标，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对我来说，其意义还在于它比较完整地帮助我这样的建筑师，加深了对城市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你怎么在历史文化的情景当中去工作，打开了一个新认识，我不再认为我们做新建筑跟历史没有关系。我们在历史层面中做事，就变成了跟历史关联的基本问题。我在创作中会下意识地寻找，去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
这种历史它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在现场有古井、古树。即使没有这些本体要素，一个建筑的创造仍然是要回答它在历史维度上的一种价值，当然这种价值有的时候就会同时影响到在空间上的建设。另外我还有一个认识，这种工作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我们过去说到历史文化，说到遗产，总是会想到就是文物保护，问在不在紫线里面，在不在控制线里面，如果觉得不在，那就觉得关系没那么大，如果在，就会认为是做古建修复、做遗产保护本体的专家的工作，跟我们的距离没那么近。后来发现不仅跟我们距离很近，而且只有我们还不够。像做扬州古城南门遗址的时候，要去理解扬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你才能知道南门所处的城市结构，更不用说像金陵大报恩寺这样。
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南入口
当时主门的设计也有争议，有的认为新建一个博物馆，应该朝南开门，是自然选择，但中华路又是在西边。后来定下来主入口朝西，是因为我们确立了博物馆的大门跟原来寺庙的轴线，两根轴线是重叠的，确定了大报恩寺周边的回廊，复廊里面的内院，把内院的长方形做完整的保护，所以我们没有在内院里面做东西，博物馆室内空间是围绕着回廊的外部去圈了一圈，所以它的轴线也就跟原来的大报恩寺空间结构完全吻合、轴线完全吻合，这个时候门自然就得向西。
这种关系的确立不是从建筑出发的，是去理解一个皇家寺庙跟城市的轴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层面上就判断了建筑的主入口在西边，而不可能在南面。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不管是领导还是专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回溯当初不同机构提交的那些方案，你会发现其实是有过多种构想的。这就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单一的学科思路是不行的，这些问题不是遗址本体能直接告诉你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形态结构层面的问题，那就要具备城市设计的专业意识和知识。
报恩新塔回廊
做工作时，需要不断跟各方去沟通。我们跟规划局的配合非常密切，中间有很多交互性的讨论。当时叶斌局长在主持规划局的工作，非常认真，都是研究性的，每次都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再确认哪些是规划要恪守的东西，哪些应该要根据新的研究结论做出积极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多学科、多角色的参与，我们不能说这个工作是重要的，那个工作是不重要的，我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不同的角色会有自己关心的维度。有很多的工作其实不是去斟酌是非，而是去斟酌不同的需要是不是有可能统筹，或者做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往往这些工作的处理就需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处理出来的结果可能不是任何一方认为最满意的，但是如果能够为各方所接受，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成功。
报恩新塔彩色塑形玻璃幕墙
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设计中做玻璃塔的前提，第一是要对原来的塔基和地宫完成严格的保护，不可能再建一个明代的琉璃塔，明代琉璃塔就在这塔基上，下面还有宋代的，原来是砖塔外设琉璃，这从文保角度就不成立。
报恩新塔塔基
我为了做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新塔，我去了杭州再次考察雷峰塔的遗址保护，绕前绕后地看，觉得这个方法并不适合大报恩寺遗址馆的新塔。琉璃的材料工艺在明代已经达到高峰，此后未见有超越。当代则应该立足于这个时代的材料和工艺的新成就和高水平。另外，从遗产保护角度说，文保部门的专家也不主张复古，而是明确指出遗址公园必须要把新的建设跟历史遗址的本体明确区别开，以免对历史信息的混淆。
现在的新塔，有文保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看过之后还认为我们做得比较保守，说终究还是用了一个古塔的轮廓。实际上竞赛的时候，我们的方案比现在这个要激进，还要大胆一点，后来在评审论证的时候，有很多专家主张对传统的形式表达可以再多些最好能看到中国古塔的大家熟悉的形象，尽量做到雅俗共赏。
后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有几个要点，怎么去解决“既不能复古又希望大家有历史联想”的问题。这不是说怎么去表达我的想法，而是怎么让民众去理解，它是跟历史有关的，但它又不是一个古塔，要做到这个分寸，当时我觉得压力非常大。坦率地说下面还有地宫，是供奉佛祖顶骨舍利的所在，必须要慎之又慎，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怎么找到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
建筑与遗址的叠压关系
最终找到了——我们一组人，隔三差五地碰头，画了无数的草图，但草图画完就扔，我仔细看潘先生主导的复原塔的轮廓，研究它的特点，理解它的特点，我理解到几个东西：一是中国古塔它是水平肌理的，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它不像西方的塔，砌个大竖墙，我们是水平的肌理，这是它节奏上很重要的特点，明层暗层交替向上；另外是有色彩，不是单一的，轮廓上有收分，不管是砖塔还是木塔，都有这些特点。我们参照潘先生主导的报恩寺琉璃塔复原方案的节奏和收分的特点，用钢结构重新组织它内部的结构。钢结构也是明层暗层交替，水平构件是外围，垂直构件收到塔心部位，所以在外围看不到柱子，我们看到都是非常透明的轮廓，结构体系和原来它的轮廓的肌理的特点达到了统一。
新塔另外一个难度就是怎么落在地上，如果我们再做一个大套筒，比例就完全失真。当我做跟过去有关联的东西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它的尺度？我发现如果1:1的做会让人觉得小，因为现在城市的参照系长大了，城市也变得更高了。我根据自己的工程经验，发现1.2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形体这个层级，如果1放大到1.2，不会让人觉得偏差过大。明代大报恩寺的原塔高记载也不完全一致，但差不多就是八十多米，如果乘以1.2，就是九十多米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数据，做到九十多米我认为是比较恰当，控制在百米以下，正好也控制在不进入超高层的范围。
塔不能再用过去砖塔实心砌筑的，必须要用骨骼，用钢结构支撑，因为还没有找到比钢结构更轻的方式。如何让塔落地？原来的塔基不仅仅是塔体部分，地面层还有回廊，新塔的落地都必须要落出轮廓之外。后来我发现，原塔是一个八边形，所有的新塔要落到它之外，我就找到了八边形外切的正方，在这个点上把所有的结构落下来，所以这个方向的尺度是最接近。后来我就是拿了这个方案，上面是一个八边形，通过八边形的点，在空中塔的轮廓跟落地点之间连线，就把这个结构撑住了。
报恩新塔八边形塔身转向四边形塔基
报恩新塔塔基大样
我们第一个关于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新塔的模型，是一个骨骼式的结构模型，而不是形体模型。从上面两个点下来，它是斜杆，不是直杆。斜杆产生的水平推力怎么处理？这就延伸出下面基础结构的预应力处理方案。为了让它更轻，结构后来用了分散的小型阻尼器抵抗整个塔的水平摆动。在孙逊总工程师提出了系统的结构结构解决方案后，后面基本上就比较踏实地去推进工作了。这些东西就是创新，所以说创新也不是只在形式上玩花样，创新就是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后来又遇到一个问题，怎么在玻璃上再现明代琉璃塔的轮廓，做了大半年的实验，探讨过很多的可能性。后来有一次发现了上海的琉璃艺术大师施森彬先生，他代表了中国目前该领域里的最高水平。我们后来就跟他合作，做了有4个月不断地实验，我们在明代琉璃塔复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把它像素化，这样便于他去工作。4个月的实验取得了高温热熔彩色玻璃的成功，后来又解决玻璃挂在空中保证安全的问题。
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报恩新塔用的材料是彩色高温热熔玻璃，在国际上是首创的，在这样的建筑尺度、丰富色彩的应用是国际上的唯一，施森彬先生自己也非常满意。报恩寺博物馆设计在材料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创新是预制混凝土外墙板与琉璃碎片的复合，那段时间马晓东总师带着助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性研究。事实上，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项目设计前后6年，能成功得益于一个能够充分有效合作的团队。
大报恩寺塔顶云中佛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