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源（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6期

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下，新闻实践由媒体机构所垄断，媒体从业者负责新闻的生产与发布，新闻实践的专业理念和伦理规范勾画出新闻活动清晰的职业边界。这一时期的新闻实践相对理性与客观，新闻选题多关乎国计民生，新闻叙事主要指向公共利益，这样的专业实践彰显了新闻的社会价值。

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下，新闻实践的职业门槛降低，缺乏媒介素养和新闻专业知识、技能的用户广泛参与到新闻资讯的生产与传播中，去权威化、去仪式化的传播格局造成了新闻实践的泛化现象。由于社交媒体和新兴媒体持续挤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新闻实践加速向大众日常生活下沉，使得原本严肃的新闻逐渐让位于情绪化、娱乐化的信息碎片，理性客观的声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主流媒体陷入“边界失守”的窘境。

新闻实践价值取向的偏移，引发学术界对新闻实践秩序与行业发展走向的审视与反思。基于此，本文聚焦变动中的新闻业，探讨新闻实践的泛化表征与底层逻辑，尝试为重塑主流媒体的职业权威提出建议。

边界消融：

新闻实践的泛化表征

泛化是指由于实践语境的变迁，导致特定事物内涵意义的新观念溢出了原有边界的状态。[1]在新闻实践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泛化表现为流动的职业身份边界、模糊的新闻产品界定及游移的价值判断坐标。

（一）身份流动：从稳定的新闻组织到流动的竞争网络。传统的新闻实践主要由受过职业训练的媒体业者承担执业任务，从新闻的采集、把关、制作，到新闻的发布和受众的信息反馈，专业实践的流程多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部运行，一般的受众难以跨越职业门槛，介入新闻生产的核心流程。媒体业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构筑起稳固的职业边界，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的生产、内容把关及事实核查等工作，要求从业者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专业技能的特殊要求为新闻实践筑起职业化的壁垒；另一方面，新闻实践在建构真相与形塑现实的过程中获得了受众的认同与支持，并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媒体机构的信息权威地位。基于新闻业在专业实践和信息权威两个方面积累起来的优势，媒体业者这个群体在专业要求的规范与约束下趋于成型和稳定。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新闻书写权力的下放带来传播生态的重构，媒体业者的身份不再固定，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传统媒体语境下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新闻组织群体走向分化与独立。新闻实践由职业化的事实报道行为转向多元主体围绕事实真相协作与竞争的产物[2]，这标志着从微观个体视角书写公共事件成为可能。在这种新闻实践模式下，浸润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主体与职业记者出于自身利益诉求展开对新闻事件的书写与发布，甚至成为与专业媒体竞争揭示真相的有生力量，共同绘制着新型的新闻实践图景。伴随智媒时代的到来，以算法、智能机器为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作为重要构件嵌入新闻生产链条，与人类行动者共同对新闻产品的呈现形成影响，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新闻主体性、伦理责任归因等问题的争议。

（二）内容外延：从清晰的事实报道到模糊的边界厘定。传统新闻业对新闻的界定围绕事实这一本源展开，从“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到“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再到“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对事实的客观呈现与权威诠释成为新闻实践重要的价值追求。遵照这样的专业理念，新闻实践在事实与观点、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构之间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在媒体业者的执业活动中，记者编辑从海量信息中采择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报道分析，勾连起复杂多元的事实碎片，最终完成真相的呈现与社会意义的建构。

伴随着媒介系统的持续分化，过去被动的受众借助媒介技术介入专业媒体领地，成为积极主动的（新闻）信息生产者，在这种模式下，事实不再被独断，（新闻）信息接受与意义生成的需求变得多元，公众意见和观点以“普遍表达”和“专业判断”的形态共存。[3]不同传播主体对（新闻）信息判定标准的断裂与错位造成新闻边界的无限度延伸，意见凌驾于事实之上，情绪干扰事实判断的情况愈发普遍。受此影响，这种实践模式下生产出来的（新闻）信息不再局限于呈现严肃的议题和公共事件的全貌，相反，泛化的新闻（信息）不乏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新闻要素残缺的泛娱乐化内容，经由“自媒体”包装后以“民生新闻”的面貌出现。这样的泛新闻（信息）多以夸张醒目的标题、强烈直接的冲突、贴近生活的主题等形式出现，以对话而非报道的框架传播信息，一度成为通行于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生活在信息严重过载的时代，受众却越来越难以接近高质量、有价值的资讯。

（三）价值偏移：从道德性评判标准到游移的价值坐标。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4]源于公众对社会角色担当和价值承载的期待，新闻实践倾向于从“善”的向度权衡媒体业者的职业行动和成果，以增进受众的信息消费为最高目的。这一至善目的引领新闻实践形成道德性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人文关怀、维护公共利益及守卫社会良知等新闻理念，新闻伦理精神与道德责任感内化为媒体业者的职业理念，在新闻实践的编辑、把关等操作性环节得以体现。

新闻发布权的消解造成传统媒体预设新闻价值标准的权力旁落，泛化的传播主体告别了传统理性，新闻业长期奉行的以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为核心的固定价值要素，逐渐淡化为一种游离在主流标准外的社会“意见”或“观念”，趣味性、猎奇性等价值因素从边缘向中心移动。新闻场域中的社交媒体平台依照算法逻辑确立起独立且有效的价值坐标体系，内容热度、用户兴趣模型及情感化需求开始超越公共性价值，新闻专业精神和技术主义之间关系的紧张性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私人议题、个人情绪等低质量（新闻）信息充斥在各类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中，公共议题被挤压、舆论监督被弱化。资本与技术共同建构的新秩序，暗含着对原有价值法则的侵蚀力量，有的专业媒体在注意力经济的压力下逐渐屈从于社交媒体法则，媒体机构的业者以道德信念为基准作出的理性判断与价值选择替换为量化符号的数据阐释，以此争夺被抢占的注意力阵地，这加剧了主流话语权力的式微。

价值判断标准之争：

平台逻辑对新闻专业逻辑的规训

新闻专业逻辑奉专业精神、人文理念为圭臬，在技术与市场资源的助推下，商业传播平台以闯入者的身份强势介入新闻场域，形成了以用户、技术及流量为导向的商业逻辑。平台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内在矛盾难以调和，导致平台与媒体长期处于对抗性的博弈之中，由于传统媒体依附于平台生存，新闻实践的专业逻辑不可避免地受到平台逻辑的规训与压制。

（一）用户导向：情感共鸣下的偏好满足。长久以来，新闻产品被视为一种重要而稀缺的公共资源，传统媒体形成了崇尚价值理性，奉行客观、公正、真实的媒体理念，新闻产品中情绪因子的传递并不明显。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解构着以传统媒体为核心的单向度信息传播模式，新闻产品成为数量庞大且容易获得的共享资源。面对信息遍在与用户注意力资源稀缺的内在冲突，情感转向成为媒体机构争取用户留存的行动指南，契合用户情感偏好成为媒体把关时的重要参考。

为适应平台主导下的竞争环境，主流媒体常采用情感动员策略以吸引关注，并在议题选择、叙事结构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偏向，以此维持媒体与用户之间的紧密联结。从“十万+”“百万+”甚至到“千万+”的浏览量，以及不断刷新的转、赞、评的纪录，可观的传播数据似乎昭示着用户导向模式的成功，关于“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的争论也悄然出现，诸如脱离新闻要素的内容是否具备传播价值，一味迎合、诱导用户的新闻是否有违新闻伦理规范，这些问题仍有待考量。

情感元素的合理应用固然能获得用户注意力的停留与聚集，但不能逾越新闻伦理底线，成为部分媒体哗众取宠甚至争夺流量的工具。受众的娱乐需求应该得到尊重，媒体简单迎合受众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公共理性的培育，还会压缩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偏离以人为本的法则和公正对话的目标。用户追求的是深度内容和有真正价值的新闻，没有哪个用户希望在信息消费中被欺骗或被误导，受众需要的是事实真实和客观的分析。因而，在高品质信息传递和情感需求满足之间达成平衡，应是主流媒体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技术导向：算法操纵下的观念适配。作为支撑平台运行的关键要素，算法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被予以充分信任，获得了调节内容可见度的宰制力量。现在，算法在事实上接管了以往由新闻编辑掌握的把关与分发的权力，决定着传播场域中特定信息的去留，成为社交媒体传播流中隐性的赋权者。算法不仅参与了对新闻信息评级、过滤与排序的设计，还通过用户画像预测其需求并最终完成产品的分发与推送。建立在算法逻辑基础上的平台把关，优先迎合用户的信息消费偏好，严谨审慎的把关过程变为数据与代码组合分析下的最优解。可以说，算法的介入把充满人文气质的信息传播活动异化为技术密集的程序化操作。鉴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分配规则与娱乐化逻辑，主流媒体主动适配平台调性调整新闻的选题风格和表现方式，以契合用户使用心理与算法偏好，最终获得阅读曝光和流量累积。算法介入新闻实践，导致价值密度低但趣味性较强的泛娱乐化内容构成了平台的基本景观，对公众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反而被排除在外。

社交媒体依赖算法决策评估新闻内容的价值，无形中忽略了对信息本身的综合考量，导致主流价值观的传递被边缘化。从新闻接收者的角度看，算法施展了一种隐性的统治力量，它以“技术理性”为名，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规训与重构。算法将个体抽象化为数据节点，在定制化、个性化的分发模式中为用户构建起信息闭环，用户接收的信息越来越趋于一元化和同质化，个体深度思考与理性判断的能力被消解，丧失否定与批判的动力，造成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语境阻隔和单向度的人。圈层内部在均质信息的传递下丧失否定与超越的能力，圈层之间在异质算法的支配下价值分化加剧，算法可能成为“扭曲的棱镜”，给公共生活造成难以弥合的分裂。[5]

（三）数据导向：流量驱动下的评价机制。伴随着资本、权力及技术对新闻业的立体式侵蚀，商业逻辑对传统新闻实践的冲击日益加深，平台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及用户黏性，掌握着信息获取的主渠道和内容呈现的控制权。在这种实践模式下，传统媒体逐渐降格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提供者。双方话语权地位上的不对等，使得传统媒体很难保持新闻选择与议题排序的独立性，甚至可能屈服于平台制定的生存法条与传播规则。

商业传播平台以流量变现为终极目标。在平台上参与专业实践的媒体从业者，被数据至上的逻辑规训，成为资本隐秘操纵下功利化、程序化的新闻生产者。浏览量、粉丝数、转赞评等数据指标替代对品质的衡量，内容是否能成为爆款、报道对象是否自带流量决定着一个选题的传播效果。断章取义、夸大事实的标题党、耸人听闻的导语、来路不明的引述、简单直接的是非判断，构成了社交媒体的新型新闻基模。[6]此外，更有部分媒体机构主动与商业资本合谋以获取最大化利益，在新闻中嵌入精准识别用户需求的广告推销、可人为操作的热搜，造成舆论场的混乱与撕裂。

在盲目追求数据达标的过程中，媒体机构自身的专业姿态与价值底线不断降低，导致内容生产的有效性在平台上被稀释，这不仅损害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更放大了风险社会的潜在危机。注意力经济时代，流量并无原罪，但若被平台流量算法逻辑捆绑而抛弃对内容品质的坚守，无疑就背离了公众对媒体的职责期待，可能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主流再塑：新闻实践的

人本坚守与价值复归

当前新闻业的泛化凸显专业性的珍贵，主流媒体需要从内容建设、标准重构及价值回归三个方面长期坚守，重振新闻业的公信力。

（一）聚焦信息增量，发力自有终端建设。新闻实践是一项创造性的专业实践，需要媒体业者创造性的采访、写作、制作和传播，在信息洪流中提炼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回馈社会，超越事实表象以提供信息增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公信力。在数字新闻实践中，同质化信息的批量式发布不仅带来信息的冗余，还造成了公众注意力和舆论参与热情的消耗。从受众需求角度看，围绕新闻事件基本信息的呈现更多停留在事实层面，用户更期待媒体能够挖掘新闻事件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提供价值层面的细致分析与深度解读。聚焦他们关心的真问题，增加有价值信息的供给，与用户进行真诚有效的在线沟通，致力于在流量市场中拥有主动权，这正是以“浙江宣传”“深圳卫健委”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异军突起的原因所在。

由于平台逻辑与新闻专业逻辑的本质差异，主流媒体在平台媒体的发展方面面临诸多掣肘。为此，在兼顾商业传播平台影响力的同时，建立起自身对平台的控制力与传播自主权，实现商业传播平台融入与自主平台搭建双向发展，是主流媒体掌握生存发展主动权、增强主流舆论引导力的必要之举。尽管媒体在客户端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成本收益失衡、用户活跃度低、生产能力不足等诸多难题，但仍有不少媒体机构迎难而上，通过创造性的努力实现了困境中的突围。在这方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做出示范性探索，基本上实现了新闻实践的数字化转型。不少省市级新闻媒体也在区域化、本土化平台搭建上积极作为：河南日报社着力打造“大河云”融媒机制和平台型媒体“顶端新闻”两大枢纽工程，云、端一体化运行的发展模式提升了新闻产发效率和服务效能；青岛日报社融媒体平台“观海新闻”聚合采编发布、高端智库、问政帮办及智能交互等多重功能，力图构筑区域性新闻服务集聚平台。

（二）重构价值标尺，主流价值引领算法。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新闻实践既包括新闻信息的生产与发布，更承载着社会对公共利益的期待，媒体业者在意义建构与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了新闻（产品）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深层价值。新闻产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用户数、阅读量、下载量等量化的数据指标之外，还存在诸多难以用技术、算法衡量的维度，如共情力、思考力与影响力。数据无法完全塑造一个理性对话、凝聚共识的新闻业，主流媒体如果堕于流量漩涡中不能自拔，无疑是拱手让渡话语权的短视行为。为此，主流媒体要在变动的传播格局中秉持不变的追问真相、传播正义等新闻品质，将公共价值因子融入数据评价体系之中，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点，通过对专业理念的坚守迎来一个持续向好、长久繁荣的新闻业。

实践证明，算法并非完全客观、价值中立的工具。当下算法技术对新闻实践的渗透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为此需借助新闻伦理规范的内嵌，实现对算法隐含偏见与结构缺陷的纠偏，规避技术越轨引发的不可控风险。算法工程师、数据提供商、媒体平台应自觉担负起维护社会良善、增进公众福祉的道德义务，在算法的设计、把关、运行及监督等全程中融入舆论导向、主流价值观念，匡正算法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倾斜。在这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总台算法”建立了从细分内容到爆款内容的内容漏斗模型、从高活用户到低活用户的流量阶梯模型，将可能成为热点、爆款的精品内容逐渐放大人群推送范围，实现对优质内容的有效检测与高效率分发。[7]封面新闻的热搜榜摒弃了商业算法的唯流量逻辑，在机器自动集纳全网热点信息的同时，加入正能量、强安全的算法逻辑，让正能量与热流量共振。[8]

（三）回归人本主义，持守主流舆论阵地。新闻起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实践，它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以为受众提供有用信息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活动，对人的关注与服务成为新闻实践的价值指向。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强调对人的处境和需要的关注，认为人应当成为主体、成为生命的中心、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9]流量裹挟下的新闻实践逐渐走到人本主义的对立面，呈现出与人本价值相背离的异化发展逻辑，看似信息充盈的媒介环境，实则被缺乏思想内涵的低效信息甚至毫无营养的“快餐”信息填充，严肃理性的新闻内容正在经历生产困难。新闻业的危机呼唤人本主义的回归，行业亟待廓清技术理性对人价值本性的遮蔽，倡导人的主体性，回应受众对严肃报道的需求和对热点问题的关切。

数字时代，变革与更张成为常态，主流媒体在顺势而为的同时，更需持守不变的价值准则和新闻理想，围绕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提供有价值的释义和多维度的解读，确保有温度、有深度的新闻内容能够进入大众视野，为公众搭建一个良性互动、理性对话的公共空间。此外，主流媒体应以完善的引导机制筑牢主流舆论阵地，在坚持优质内容输出的前提下，采用新闻评论、深度报道等形式传递主流话语，担负起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分歧、引领主流价值的职责使命。

结  语

新闻的泛化带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传播景观，当理性与正义被娱乐与狂欢掩盖，价值偏航在舆论场逐渐浮现，新闻实践的边界陷入混沌状态。边界的模糊将消解传统的新闻生产规范，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人本理念与主流价值的回归，厘定新媒介环境下新闻实践的边界。为此，主流媒体有责任为所有新闻主体提供示范，努力促成公众与优质新闻的双向奔赴，引领新闻实践重回正确的价值轨道。此外，身处公共传播领域的商业传播平台和“自媒体”也要一道承担起社会瞭望者的责任，为实现新闻的公共善而共同努力。公众更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性与客观，避免被情绪化的声音和错误舆论所裹挟。唯有在变迁的媒介语境中保持专业定力与传播良善，让新闻实践重返理性与正义，最终才能迎来向上向善的数字新闻实践新秩序。

【本文为第三批重庆大学一流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项目（编号：014）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海明,马源.消融的边界：新闻实践的泛化表征与主流再塑[J].青年记者,2022(16):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