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97—P98

作者：王晨 单位：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原题《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摘自《理论学刊》2022年4期，罗浩摘

数字治理可理解为在数字技术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平台与企业、社会组织、网络社群、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关事务的制度安排和持续过程。作为一种治理范式的转型，数字治理主要表现为优化公共部门的运行流程、高效响应公众需求以及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可见，数字治理对公共权力重构以及社会互动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并相应地产生了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与数字公民等具体形态。数字政府旨在重塑公共部门内部的联动关系。公共部门依托大数据、公共数据平台等信息技术为纽带，围绕公共利益与需求的行动导向，在遵循特定原则与规范的基础上打破时空的限制，从而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作，实现对社会运行过程的整体性治理，在提升城市服务品质的同时为社会公平赋能。数字公民旨在培育数字与公众的数字人文关系。公共部门依托于数字化手段，在精确识别公众服务需求的基础上，精准地为公众提供便捷化、高效化的公共服务，提升公众的数字认同，强化公众数字身份的自我认知，以此来培育公民的数字化共识、数字素养与数字文明。

数字治理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政府组织的流程再造与体制机制重塑，提升了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匹配的精准度，优化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增强了政府与社会以及公众之间的协同与信任，凝聚了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本质上就是在更加高效地创造公共价值。

城市的数字化意味着城市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之上的结构形态、内容属性、制度规则以及生活体验与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处理的是技术与政府、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在数字时代，政府、社会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政府由资源和权力的主导型角色转变为利益协调与平衡的服务型角色；社会与公众由原来的碎片化、零散式参与转变为在数字驱动之下的整体式参与。

（一）数字政府：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价值生产者。作为公共需求的载体，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平等性与普惠性不仅能够在满足社会和公众需要时产生合适且持久的公共效用，更能促进社会主体形成统一的公共认知以及具有公共利益导向的行为规范，这是数字政府进行公共价值生产的正义性所在。因此，回应符合数字时代特征的公共需求是数字政府的首要职责。

数字政府保障了公共价值的高效化生产。在数字时代，城市政府的数字能力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质量与价值定位。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型，技术赋能大大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效率与品质。借助于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政府可以依据数据和信息的反馈作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决策，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解决问题为提前发现问题，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的预判能力和响应速度。

数字政府实现了公共价值的精准化生产。通过大数据搜集、分析、处理与应用工具，政府、社会及公众可以同步对治理问题、治理对象、治理过程进行动态监督与反馈，政府可根据客观事实作出适应性调整，这就使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兼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特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政府供给与社会诉求的精准匹配。

数字政府促进了公共价值的民主化生产。打通社会公众参政、议政、问政的“最后一公里”，在治理决策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在治理行动中接受公众的监督，在治理绩效中回应公众的评价，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中进一步丰富数字治理时代民主的内涵，彰显民主在公共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先进性与优越性。

（二）数字社会：以协同联动为抓手的公共价值整合者。数字社会是公共价值认同的凝聚体现。在数字社会，公共价值认同可以表征为公众对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善治的适应和信赖，并以此为基础整合公众的意志、增进社会信任并达成统一的公共行动，赋予公众强有力的城市参与权和话语权。

数字社会是公共价值生产的协同成果。数字社会治理本身是一项集系统性、复杂性与协同性为一体的持久任务，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跨部门、跨场景的整体性治理，还应是兼容线上和线下的一体化治理。

数字社会是公共价值传承的展示窗口。在疫情防控方面一系列数字化识别工具日益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标配，也充分说明了公众对于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理念的接纳与响应。

（三）数字公民：以民主为特征的公共价值表达者。从公民角度而言，提升数字化学习能力，首先必须从理念和认识上破解对于数据的片面认知，要用大数据思维来发现问题的本质，用数据或数字化来提取或表征问题现象，真正实现用“数治”取代“人治”。与此同时，大数据对传统行政部门的管理方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将海量的原始数据经过云计算等新型处理模式转化为有效的信息资源，如何通过对业务部门进行流程再造提升治理效能，都需要经过专业的学习与实操。

数字技术能在微观层面带来公共价值的提升，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以及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方式的变革，在数字化场景应用中，公民可通过更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数字公民的显著特征是具有确定的数字身份，通过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现公民个人身份合法化的数字转译。通过实名制，公民能以唯一真实的数字身份从物理世界进入数字世界，不仅可以在线上场景中解决线下场景中的需求和矛盾，还能成为公民参与城市治理、促进城市治理方式创新的有效途径，公民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借助数字化手段准确高效地履行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发现城市问题、监督治理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实现个体诉求与城市公共价值的平衡，从而真正实现数字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城市发展目标。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公民所蕴含的公共价值导向，数字治理也应践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增进人民福祉和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治理理路，以此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价值引领。首先，提高政府数字治理的整体性。首要的便是打通数据动脉，建立公共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厘清数据管理和共享的边界和方式，将部门驱动的治理转变为数据驱动的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个体之间的整体性治理，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科学决策、精准服务、精细管理与高效协同。其次，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职责及边界，坚持政府在数据平台、数据系统建设上的主导地位，在城市治理、生态治理等公共价值凸显的领域，提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以保障公平为先；在关乎民生、经济活动活跃的领域，则鼓励政府与市场紧密合作，体现效率为重，以此来促进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共治格局的实现。

（二）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驱动。首先，以“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在数字时代，公众对于数字化公共服务与产品需求向多元化、个性化与精细化升级转向，这不仅是公众对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适应性表现，也是公众产生利益追求、价值取向、社会认同的根本依据和动力。其次，变被动的知情、表达为主动的创造、共享。利用数字平台，政府决策变得更开放更透明，公众偏好变得可感知可预测、可追踪可反馈，以此能够持续优化并保持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性。

（三）开展数字治理的人文反思：以实现数字化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归宿。首先，坚持技术理性与以人为本相统一。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自觉。科技进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消除不平等，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也是技术正义的核心要义。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全体社会人的需求，坚持人的主体性。二是树立数字正义观和数字人文观。三是以多元协同弥补数字单向度治理的局限。其次，坚持技术刚性与人文柔性相结合。面对数字化改革“一刀切”的现实困境，人力服务同样应保持必要的“在场”，一方面，这是提供给数字弱势群体的必要辅助，从而确保数字服务享有的均等性；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助不应因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变得冷漠或隔离，技术刚性与人文柔性相结合的数字治理才更有智慧、更具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