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

在从未断绝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我们继承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丰厚的一笔文化遗产。

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共有可移动文物超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备案博物馆6565家……

打卡博物馆，正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光是今年的五一假期，就有超过5000万人次蜂拥而入。

一百年前，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

阿信从浩如烟海的博物馆和文物中，为你挑选了5件考古发现中最珍贵、对于中华文明史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物，分享它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出土文物的旁证下，我们得以对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程有更深刻的认识，感受中华文化与文明绵延千年的独特魅力与生生不息的脉搏。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在孔子的时代，夏代的文献已经因为年岁邈邈而不为人所知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活跃于距今3800年到3500年。它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朝，在活动地域、年代、发展程度上都较为符合。

尽管没有全然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朝，但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源头，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二里头二期3号和5号基址建筑群是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其中3号基址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做工精巧的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石龙由2000多片绿松石嵌片组成，长度仅几毫米，宽度最窄处不到1毫米。每个嵌片的图案依据形状制成，各不相同。嵌片黏嵌之后严丝合缝，不但牢固，而且整体形象十分生动，犹如一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龙。

如此精密的工艺，其制作难度超乎常人想象。即便是千年之后，现代学者以此为参照，通过三维建模、3D打印，依然很难拼装出同样的龙形器。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是罕见的珍品，是当时最高贵族的专用品。其用工浩大、体量超常、制作精美，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十分少见。

有专家认为，绿松石龙形器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斟鄩大道1号。共有5个基本展厅，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馆内共有馆藏文物2089件，代表有七孔玉刀、绿松石龙形器、龙形牙璋等。

殷墟：司母辛鼎

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是中国百年考古史上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殷墟的考古，掀开了《史记》中商王朝的神秘面纱，使有关商朝的记载成为信史。

1939年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无疑是众多殷墟文物中璀璨的瑰宝，但它是由农民挖出来的。

在殷墟正式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最有名的鼎，也有“司母”二字，被称作“司母辛鼎”，出自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的墓中，研究者认为这两件鼎的主人“母戊”和“母辛”当年可能认识。

司母辛鼎涉及商王武丁、妇好，又涉及“母戊”，因其涉及了商王武丁的家族，在考古和文化上意义重大。

司母辛鼎，图：动脉影 摄

妇好墓中除了司母辛鼎，出土的青铜钺也能窥见商朝祭祀文化的一隅。与诸多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不同，青铜钺上有非常醒目的虎噬人纹饰。纹饰中，两头猛虎相对而立，中间含着一个人头。

著名的司母戊鼎的鼎耳上也有类似的纹饰。学者将这种特定图像称为“人兽母题”，这是商朝的重要意象，背后隐藏着商朝的祭祀文化。

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上那些零零碎碎的文献，与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结合在一起，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商王朝。既看到商王朝宏大的历史，又看到其中的生活细节。历史长河中的吉光片羽，一直在向我们娓娓诉说。

殷墟博物馆位于安阳市殷都区殷墟路一号。

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博物馆因坐落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而命名，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

2006年7月13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星堆：青铜人像

在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的湔江南岸，分布着3.6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这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

三星堆曾是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古蜀人在此处繁衍生息，演绎着文明的兴衰。

恒温恒湿考古工作舱，考古人员变“ 大白”（三星堆七号坑清理情形）

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了大量以人像、神像、半人半神为主题的青铜塑像。其中对宗教仪式中的祭司、巫师表现颇多，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礼器、容器主题迥然不同。

这些塑像通常有巨大的面像，表现神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塑像突出的双眼，则表现了第一代蜀王“纵目”的特征。它们反映出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架构，神职人员享有崇高地位，称三星堆文明为神权国家亦不为过。

青铜人像的发饰也隐约向世人透露出古蜀国的侧面。在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57件人头像中，有47件为辫发形态，其余则为簪发。专家推测，辫发者是古蜀国统治集团中的世俗贵族，而簪发者则是掌握神权的祭司阶层。

三星堆青铜簪发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辫发人头像

中原的商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三星堆文明。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连珠纹、回纹、蝉纹，这些商代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广泛出现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

李学勤先生曾说：“鉴于古蜀文化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内设“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综合馆、“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青铜器馆等展馆。馆内代表文物有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黄巾面具、黄巾杖等。

秦始皇帝陵：金骆驼

在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寝中，秦始皇陵绝对是最神秘、最有吸引力的一座。

《史记》记载的秦始皇陵景象，使读者无不心驰神往。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秦始皇陵封土早期照片

尽管出于“保护第一”原则，秦始皇陵不得发掘，但从帝陵外城西侧的9座大中型的陪墓葬中，已经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不断刷新着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想象，提供了研究秦代高等贵族日常生活和丧葬习俗的一手资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号陪葬墓中出土的金骆驼。

秦汉时期，墓葬中随葬马较为多见，而骆驼形象则非常稀少，金质骆驼更是尤为罕见（后来又发现一例大小一致的银质骆驼）。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单体金、银骆驼形象。

秦始皇帝陵金骆驼

在以往的认识中，骆驼在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才频繁地进入中原文化的视野。这例金银骆驼的出土，说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已经有了文化交流，为研究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除了出土的文物，秦始皇陵本身，因其高大外观、威严形制，也集中体现了一种文化风格、民族精神和时代节奏特征。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骊山脚下，包括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骊山园。馆内设置了兵马俑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铜车马展厅、文官俑坑、百戏俑坑、真彩秦俑展等展厅。

1987年12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与《齐论语》简牍

汉代的海昏侯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王、侯和平民的人。虽然史书对他的记载不多，但他短暂的人生中却充斥着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而他的墓葬，则是他传奇人生的最好见证。

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

汉代墓葬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地下的布局、器物，都反映出海昏侯生前社会中的思想观念。

墓葬中的孔子屏风与《齐论语》，是当时大汉文化的浓缩精华。

在主椁室的西室，出土了双折式的孔子屏风，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上面有孔子及其7位弟子的画像及传记。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孔子像，文字则多抄录自《史记》，是目前所见《史记》的最早实物资料。

孔子画像（左）孔子屏风复原图（右）

墓葬中还出土了5200多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其中有失传1800余年的《齐论语》。海昏侯墓是迄今所见随葬《论语》抄本最早的墓葬，该抄本也代表了《论语》的早期面貌，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以《论语》为代表儒家经典，和最早画有孔子像的屏风，体现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也是汉代儒学勃兴的重要见证。

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木牍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关西村。

截至2021年末，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竹简、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1万余件（套）。代表文物有“刘贺”螭纽玉印、熊形石嵌、孔子徒人图漆衣镜等。

考古中发掘的文物，跨越时间再次在博物馆中与世人相遇。每一件文物都在历史的回声中，向后人浅吟低唱自己的故事。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的通道，置身其中，仿佛可以回溯千年。

而考古学则是打开通道的钥匙，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百年间上下求索，将诸多历史的奇迹再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