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

乌克兰危机不仅将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正在改造欧洲人的世界观。近期欧洲智库和高校发表的一系列民调和研究报告表明，令欧洲人惊讶且沮丧的是，无论在对乌克兰危机前景的看法上，还是在对当前国际秩序变化的认识上，国际社会的主流民意与欧洲的主流认知大相径庭。而且，欧洲所坚持的一些关于俄乌冲突性质及出路、减少相互依赖“去风险”以及两极秩序必然性等观念或原则，越来越难找到有力的逻辑支撑和现实依据，因此也难以得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积极正面回应。这种现象会在进一步消解当前一边倒的“挺乌反俄”政策合法性的同时，让欧洲不断产生“去中心化”的挫折感，进而深刻地改造欧洲人的世界观。

首先是在俄乌冲突的性质和出路问题上，欧洲发现有关冲突性质黑白分明的判断并非主流。欧洲以外的多数国家并不关心冲突的“道德性质”，也不接受欧美有关“乌克兰不能输、俄罗斯不能赢”的目标。其中与欧美对立的观点直指俄乌冲突已经成为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代理人战争”，大多数民意也并不关心冲突能否达成政治解决，而是以尽快停止冲突为最大诉求。

其次是欧洲发现尽管它仍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移民和旅游目的地之一，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民众并不那么认同或支持欧洲的价值观和制度。这种被欧洲看作是“点菜式”的投机性固然令其深感不解但却是最真切不过的现实。

最后是如何在变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并维护利益的问题上，与由于要与美国保持政治立场一致而想在产业、技术上对中国搞“去风险”的欧洲不同，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并不拒绝反而乐意在与美国保持政治安全关系的同时，与中国扩大经贸合作和社会交流。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更宏大的国际秩序变化方向问题上，与多数欧洲国家设想的中美“两极争霸”场景不同，国际格局的权力分化和世界秩序多极化的未来则更符合其他国家的预期。

俄乌冲突爆发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它的延宕、升级和外溢会直接威胁到欧洲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欧洲对其高度敏感并出现应激反应可以理解，但想借此跟着美国树立起“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元叙事并向其他国家推销，先从观念上进而在事实上形成“两极争霸”格局，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道义感召力”，也低估了欧洲以外国家的道德判断力。当欧洲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会发现自身的历史经验和道德感受不能替代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独立判断，自身与乌克兰危机的利益关联也难以换算成其他国家必须理解并支持欧洲的立场。更何况，随着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乌克兰必须赢”逐渐无望的形势变化，欧洲内部的分歧在扩大、一些国家的立场也在动摇。最近西方媒体罗列出“冻结冲突”“危机持续”以及“美国介入”这三种乌克兰危机的可能出路，少了“唱高调”的激情，多了回归理性后的无奈。这既是欧洲应激反应情绪逐渐消退的结果，也是欧洲开始真正理性应对危机并冷静寻找可行解决方案的开始。

被欧洲高估的还有自身的制度吸引力和竞争力。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域外民众被欧洲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但又拒绝接受欧式的政治说教和道德洗脑，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大量移民进入欧洲但归化认同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如果解决不了多元文化共存的问题，欧洲将陷入吸引力与认同性之间持续对抗难以和解的恶性循环。

一旦从反思并批判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元对抗思维再前进一步，欧洲就更能接受一种不仅需要和中美俄这些大国打交道，还要和日印加这些“中等强国”促联合，更要和“全球南方”搞合作的复杂局面，而不是偏狭地执着于“西方”的身份认同并在小圈子里画地为牢。如果能再理性一些，欧洲应当果断抛弃“欧洲是花园、世界是丛林”的单一中心观，真正严肃地去认识俄乌、巴以等一系列冲突的体系根源，去反思落实经济安全、推进战略自主的合理指向，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更适宜的土壤、培育出更发达的根系。

但要在更抽象的层面完全接受国际秩序去中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现实，对欧洲民众甚至精英来说可能要更困难。毕竟迄今为止大多数时候，欧洲仍主要活在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世界观中，对“国强不霸”“共同安全”和“多极依存”等来自其他文明的经验、具有创新性并最有利于消弭乱局的愿景既不熟悉也不信任。好在形势比人强，一旦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和更理性的反应，欧洲应该能够认清并顺应形势的变化方向，并且勇于更新那些不合时宜的世界观，尽管这个过程对于一向自视为“世界中心”和“精神高地”的欧洲来说很不轻松。（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