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年前有人迹 

“秦岭被视为中华文明祖脉”找到依据

“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位于东秦岭地区的洛南夜塬遗址等项目入选

3月12日，“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泾阳蒋刘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咸阳北城墓地等三个项目入围。

此次入选的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以及入围的泾阳蒋刘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咸阳北城墓地项目都曾作为“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在今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作过项目汇报。而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最近入围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角逐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陕西是文物资源大省，每年考古新发现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2021年，陕西启动全省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每年一次，至今已举办三届，旨在推荐在田野发掘、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取得重要收获且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促进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提高考古发掘的质量，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

  洛南夜塬遗址第36层发现的石制品

洛南夜塬遗址：确定百万年前洛南盆地有远古人类活动

位于东秦岭地区的洛南盆地是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1995年—2013年间，考古工作者在盆地内发现的丰富而典型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业类型石器，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商洛市博物馆、洛南县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洛南盆地在距今110万年前已有古人类活动轨迹，这一发现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使洛南盆地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信息的重要地区之一，对研究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掘面积达50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厚达24米，可划分为36层：第1—4层为表土和近现代堆积，第5—35层为旧石器时代堆积，最底部的第36层为含石制品的河流相洪积-砂砾石层。据项目负责人张改课介绍，此次发掘揭露的地层堆积物，让考古人员首次完整获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标准地层剖面、构建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发掘总计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断块和碎屑。经科技检测可知，夜塬遗址第36层地层堆积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便已形成，当时人类的石器工具主要是简单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目前国内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轨迹的地方不多，年代确定的有十多处。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河北和山西交界的泥河湾盆地、秦岭地区。秦岭地区靠近山的地方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说明当时这里资源丰富、水源好，便于人类生存。从这一点看，把秦岭视为中华文明的祖脉，是有依据的。”张改课说。

“洛南盆地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与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有很多一致性，并以阿舍利技术更加流行为显著特点。大量阿舍利技术石器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发生了重要的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事件。这一发掘成果为中国境内阿舍利技术的出现和流行时代、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以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张改课说。

旬邑西头遗址：泾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西头遗址位于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2018年—2022年经考古人员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确认南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根据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项目负责人豆海锋说：“结合此前在这里发现的西周坑状储粮遗迹、大型储水坑及先周时期居址，为我们研究西头遗址商周时期的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发现的木桩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发现的木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发现于西安市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现浐河约400米。2022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汉代桥桩874根，分为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圆形细木桩年代较晚，可能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西安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

项目负责人陈爱东告诉记者：“发掘过程中由于地表被破坏，加之后期的河流冲刷改造，古桥上半部已经破坏，所以我们对它的上半部的结构不清楚，发掘过程中也未发现任何的遗物。”

此次发现的古桥位置特殊，正对着白鹿原上的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考古人员推测古桥的存在可能和白鹿原上帝陵的营建有密切关系。“它可能是营建帝陵的一个重要的配套设施，古桥遗址作为汉长安城和霸陵之间重要交通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为我们后续寻找从古桥到霸陵的交通线和古桥到汉长安城的交通线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的植物纹瓦当

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有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　　

秦汉栎阳城，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22年，考古人员在原考古基础上完成发掘区清理，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主要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是近年来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使大家对战国时期，并对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和演变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通过发掘确定，通过三号建筑东侧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建筑的南北向轴线，是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而在三号建筑发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筑和厕所，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同类遗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发现的褐釉双鱼形壶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隋唐朱雀大街宽约130米

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等遗址，此次发掘总计发现隋唐至明清各类遗迹2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又称“天街”。关于朱雀大街的宽度，文献记载“广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资料，朱雀大街的宽度达150米—155米。考古实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的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中桥中轴线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西岸相距63.5米，据此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约130米，与社科院考古所近年根据明德门附近考古推测的数据大致相当。该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处，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发掘的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同类遗址，是元大都周桥、明南京内外五龙桥、明清北京内外金水桥、明清帝陵中轴线上五桥、三桥并列制度的先河，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对研究都城礼制、道路排列、里坊布局、桥梁结构、人工沟渠的修筑及流向以及当时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义。

靖边清平堡遗址发现的彩绘泥塑（蒙古服饰）

靖边清平堡遗址：首次对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清平堡修建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弃置于康熙年间，南北长约600米，东西长约300米。堡址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内外高低起伏，被流沙覆盖。

三年来，考古人员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这是首次对中国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考古工作，可以知道清平堡是军事控御与商贸交流并重。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曾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