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廖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7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热点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时常出现隐私曝光、舆论批判、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互联网的便利性和匿名性使得网络暴力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和隐蔽，不少网民出于道德义愤或不明真相等原因，针对热点事件的当事人表达负面情绪和极端观点，随意地对他人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在网上遭到讽刺或谩骂的比例为16.6%；自己或亲友在网上遭到恶意骚扰的比例为7.0%；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在网上被公开的比例为6.1%。

网络暴力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心理及精神上的伤害，也对网络空间的秩序、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网络暴力事件的频发使得网络暴力问题愈发凸显，逐渐成为当前互联网治理的突出和紧迫问题。频繁发生的网络爆料事件，进一步引发各界重视程度的提升。面对网络暴力问题，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网络平台、主流媒体等各方都在积极探索治理措施。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加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力度。2022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草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同时，网络平台也根据政策要求，持续加强内容审核机制和用户举报机制等。

不过，与网络暴力事件形成后的补救和治理措施相比，从过程上乃至源头上阻止网络暴力的产生才更有必要，而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和舆论引导的行动主体，在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体可通过深入调查、客观报道、理性评论对网络暴力事件进行信息把关、专业解读和积极引导，有效帮助公众更全面地认识网络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危害，同时通过呼吁社会共同抵制网络暴力的方式，引导公众形成文明、理性的网络言论氛围，由此从源头上降低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概率。本文将结合一些网络暴力事件和媒体报道案例，从核实真相、慎贴标签、传播知识、理性发声等四个维度，探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媒体责任。

 核实真相：快速查明事实，避免社会误读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核心载体，主流媒体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报道不仅能引导舆论方向、加速事件的传播和讨论，还能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塑造公众的价值观念。当网暴事件发生或呈现发生苗头时，媒体可通过多方信源的深入调查和准确报道，快速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让公众了解事件的全貌和背景，避免对相关事件和容易被网暴的当事人产生误导、滋生不良情绪和偏见。由此，有助于公众理性判断，保持情绪克制，从而降低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反之，若媒体报道有失公允，存在片面或不准确的信息，就会加剧公众对网络事件的误解，迅速导致相关事件负面情绪的发酵，从而产生难以控制的非理性舆论。

以“寻亲男孩”刘某州遭受网络暴力后服药自杀这一事件为例，某都市报在刘某州生前报道了其生母指责刘某州向他们索要房产一事。报道发出后，该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刘某州在众多网友眼中成了一个“多次要求父母为其买房，威胁已离婚的亲生父母再次与现家庭离婚”的自利小孩，网络舆论的质疑和批评快速压向刘某州。如果从专业角度进行反思的话，该都市报在采写规范和操作流程上，可避免直接引用当事人生母陈述这一消息源，而从多个信源角度对“要求父母为其买房”进行核实；如果无法准确核实事实，也可通过采访刘某州来平衡报道的信源使用、呈现对争议事实的不同态度。此外，媒体还可适当预判单纯报道其生母的言论被舆论放大后可能对刘某州造成的心理伤害和声誉影响，从而在处理相关报道时更加慎重。虽然我们很难下结论是由于媒体的片面报道激发了网民对刘某州不公正的社会评价，由此引发他遭受网络暴力后服药自杀，但这一令人遗憾的结果确实应该引起媒体对相关报道的反思。

因此，媒体报道应该对可能出现网暴的事件进行多方调查，快速核实事实、争取查明真相，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让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若确实发生网络暴力事件，媒体应快速介入事件关键事实的核实中，及时监测网络舆情，了解公众的非理性批评和暴力行为的情绪来源，快速核实公众非理性言论背后的事实，及时补充之前报道中不全面或有纰漏的信息，从而澄清误解、传播真相。尤其是当事人在面对网络言语暴力的指控时，媒体对非理性言论或被误解事实的快速核实至关重要。

 慎贴标签：区分非理性言论与网络暴力

尽管网络暴力事件日益频繁、普遍地存在于数字社会中，但现有的学术研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文件中还缺乏对网络暴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确规定和统一共识。一些媒体对网络暴力的理解与官方的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致使一些非理性言论在媒体报道中被简单等同于网络暴力或贴上网络暴力的标签，从而导致大众情绪被过度渲染，影响公众对网络暴力问题的准确认识。实际上，当媒体报道一些热点新闻事件时，往往会为了更高的关注度、更多的阅读量去刺激公众情绪，使得一些原本可能并非网络暴力的事件加速发酵成为网络暴力事件，从而导致舆论的偏颇和非理性。

以“武汉校园内被撞身亡的学生母亲坠楼”事件为例，在公安机关等官方机构尚未通报该事件明确调查结论、没有证据显示该母亲因网络暴力而坠楼的情况下，多个互联网平台上的“自媒体”账号及少数媒体已将此事件的归因与网络暴力挂钩。尽管那些非理性言论看上去很刺眼，却并不代表这就是当事人坠楼的真正原因。然而，一旦将该事件贴上网络暴力的标签后，就容易导致多数公众忽略了影响该母亲坠楼的其他因素，如儿子的意外离去造成的心理创伤、为已故儿子维权但未得到妥善解决等，由此掩盖了事件背后的多层次成因以及更深层背景。

鉴于上述案例，媒体应该秉承职业伦理和报道规范，在针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新闻报道时应更为审慎，不仅要关注事件的外在表象，还需要深入挖掘事件的背景和内在本质，从多个角度调查和把握事件的真相及其因果关系。若媒体简单用“网络暴力”这种单一标签处理非理性言论，很可能导致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变得更加片面，从而阻碍公众对相关事件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更理性的思考，继而导致网民认知偏差、加剧网暴行为的生成。因此，媒体应谨慎区分非理性言论与网络暴力，避免将非理性言论大而化之、简单归结为网络暴力，从而掩盖复杂事件背后的多重事实。

 传播知识：鼓励当事人及时采取自救举措

身处平台社会，网民的网络素养、视觉素养等变得更加重要。有研究指出，网络欺凌的源头与缺乏媒体素养和媒体教育呈正相关。因此，媒体可通过提供互联网平台对网络暴力的风险防范工具和具体治理手段来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激发和促使公众在面对网络暴力时及时运用平台工具进行自救止损和自我保护。调查发现，很多网民在遭受了网络暴力事件后，并不清楚如何与网络暴力环境隔绝开来、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自救。《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如果遭遇网络暴力，超过九成的未成年网民会向外界寻求帮助。其中，55.8%的未成年网民表示会向父母等亲人寻求帮助，尽管如此，仍有8.5%的未成年网民表示如若遭受网络暴力不会告诉其他人。

诸多互联网平台都给用户提供了管理网络暴力风险的相关工具和功能。以抖音平台为例，就评论管理而言，从最早的评论权限管理、评论关键词的过滤、评论精选到最新的评论区一键取证，从私信发送的人员管理到对私信特定垃圾内容的过滤、自定义屏蔽私信内容，用户可以积极使用多项工具、自主配置多项权限，如一键关闭所有的评论、过滤不当言论、一键加入黑名单、一键举报等功能。当用户预感到网络暴力事件即将发生，与非理性网络舆论快速形成物理隔离，往往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奔驰的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以脱口秀演员杨某为主角的短片宣传其C级轿车后，有关奔驰官方及杨某的负面评论快速增长。随即，奔驰官方微博将推广视频设置为仅粉丝可见，而杨某也及时关闭评论区。在后续采访中，杨某也表示面对网络暴力时，她几乎不看有关侮辱、辱骂性言论，物理隔绝网络暴力言论后，生活很少受到实质性影响。再比如，杭州某女孩因染粉色头发在爷爷病床前分享保送研究生的喜讯遭到大规模网暴，在经历网络暴力后，她选择反击网暴者，收集、保存网暴言论记录，公证了上千条严重侮辱性的内容，在律师的帮助下要求平台提供网暴者的信息，起诉网暴者。这种做法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不过很遗憾，当事人最终因抑郁症自杀。总体上看，面对网暴敢于屏蔽舆论、积极自救的案例还太少。

尽管互联网平台已经提供了预防网络暴力的应用工具，但多数公众对于平台这些工具和举措并不了解，因此需要媒体进行更广泛的知识推广和传播。特别是当网络暴力事件发生时，公众关注度相对较高，抓住热点契机、进行知识普及，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网暴事件的报道中介绍相关知识，可让更多公众了解和使用平台防网暴的功能，鼓励公众在可能遭遇网络暴力时果断屏蔽非理性跟帖、攻击和舆论，通过提升网络素养来有效遏制网暴伤害。

 理性发声：积极引导舆论，倡导多元共治

在日益严峻的网络暴力问题背景下，媒体作为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的重要角色，其责任不仅在于传递事件的真相，更在于以理性发声引导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平衡、专业的视角来呼吁社会共同努力、参与网暴的多元共治。

首先，媒体的理性发声，意味着在报道中坚持真实客观的原则，避免情绪化语言和主观臆断的加入。通过事实的陈述和全面的分析，媒体能够帮助公众理性地认识事件的背景信息和事件经过。这有助于为被害者正名，防止社会情绪的过度激化。其次，媒体的理性发声，意味着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应更主动、更善于引导舆论走向。通过深入的报道和多方面的讨论，媒体能够引导公众思考事件的复杂成因和社会背景，避免公众过度关注事件的表面冲突。网络暴力事件具有复杂场景，网络暴力治理需要多元协同，需要社会多重力量的共同介入。因此，媒体不仅应该发挥信息传播的作用，还应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媒体可以发表专业深刻的评论文章，鼓励不同声音的理性表达，可以促进相关利益方的对话和问题本身的解决，推动各界力量的汇聚，促进网暴的多元共治。

以“钢腿女孩”牛某遭遇网络暴力事件为例，在当事人遭遇网络暴力的信息登上微博“热搜”当天，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通过报道牛某参加汶川马拉松、当选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做“自媒体”呼吁社会关心关爱残障人士等生活记录，肯定了牛某积极开朗的生活态度。通过正面报道和理性评论，媒体不仅及时为牛某的形象做了正名，也在舆论发酵的关键时刻及时引导舆论走向理性，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网络暴力事件的发酵。

媒体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理性发声，扮演着塑造社会价值观、引导公众认知的关键角色。通过理性发声，媒体可准确传达信息，避免误导和偏见，促使公共舆论朝着理性、建设性方向发展。同时，媒体倡导的多元共治，可凝聚集体智慧、促使各界参与。

综上所述，在热点事件网络舆论趋于情绪化、非理性的当下，媒体在网络暴力治理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既要求媒体承担报道事实、传递真相的基础责任，又要求媒体人拥有更广阔的舆论知识和洞察能力，能够深刻理解舆论生态的特征和传播环境的变革。特别是要能够敏锐意识到复杂舆论生态中，网络暴力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伤害，这就要求网暴治理中的媒体角色不仅仅是记录者，还是参与者。媒体角色，从过去单纯的客观报道事实的记录者，逐步转变为有意识介入关键暴力行为的引导者。

总之，媒体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责任，要求媒体人既善于履行新闻传播的专业职责，也要善于果断介入和引导舆论，适应变化中的传媒环境、承担更具挑战性的媒体功能。回到网暴治理的具体过程，媒体可通过“抓情景、抓重点、抓底线”，更全面把控情境复杂性，找到网络暴力治理工作的路径和体系思维，从而实现对网络暴力事件的有效遏制、对网络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促进。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志安,廖翔.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媒体责任[J].青年记者,2023(17):8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