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头一回出镜还得先从那天到台里说起。1960年2月12日，我刚满18岁，就以一名高中尚未读满的小小学子身份，心怀大志且又诚惶诚恐地报了到，成为央视第七十八位正式员工和继沈力之后的第二位播音员。在走进广播大楼之前，我没看过电视。报到的那一天，央视开播已一年零五个月。央视50年庆典之际，我仍然差一年零五个月来纪念自己从业50年。这是我和沈大姐来台先后永远无法靠近的历史瞬间，所以我是第二，第二个央视播音员。

那时央视被称为广播局的电视部，蜗居在广播大楼东翼四层楼上，拥有十多间办公室和一间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演播厅。

一栋三层地上和一层地下的新楼，在广播大楼以南偏东的后院拔地而起，即将竣工。那就是我们1960年的新台址。

中央电视台的老员工在这个台址内勤勉奉献，台前幕后演绎出了多姿多彩的“戏剧”，度过了25年激情四溢的宝贵时光。

此前我受命从2月16日到4月18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其间，在齐越、费寄平、夏青等前辈的教导下，直播过几次头头尾尾的小稿件。当我正跃跃欲试地期待播像样一些的节目，却接到回台的调令，并于4月22日，接受了一个神圣使命。

1960年4月22日，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挥之不去的记忆坐标点。

那一天，新台启用，沈力大姐在新台演播室播报稿件，我被指派在四楼老台演播间做“备份”。万一新台发生技术和电路上的故障，就切回老台图像，我就顶上去。

灯光照着我，镜头对着我，我也有一份与沈力大姐一模一样的稿件。当时台里立下规矩，除新闻外，再长的稿件，也要背下来脱稿上镜。1999年，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与俄罗斯一位资深女主持人同台主持《为中国喝彩》时，发现并了解到，人家不管什么晚会一律拿个夹子上台照本宣科。我想要是从1960年起我也照他们那样播出，得少受多少累呀。但我无怨无悔，我为我们对工作的认真、投入深感欣慰。

话说1960年4月22日那天晚上，虽然站在镜头前，但我丝毫不慌，没事人一样，和其他值班人员彼此心照不宣——根本不会用上我们。晚7点整，开始曲奏响，标志放出，随后沈力大姐出现在屏幕上，那年她应该是25岁，她的屏幕形象端庄大气并充盈着亲和力。

我看得很专注，“可是忽然间”，读过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的读者，一定记得小说中时常会出现的“可是忽然间”。

而1960年4月22日晚上7点出现的“可是忽然间”，并不是小说情节而是真事，只见荧屏上一阵雪片纷飞，黑白道乱滚，沈力的图像消失了。哎呀，我吃了一惊，继而又吃一惊，咦，谁这么讨厌挡在画面上，还侧着头不知干什么呢。大约不到两秒我终于如梦初醒，发现并确认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正是我本人。从出生到18岁，我从没看见过自己侧面是什么样，那年月好容易照回相，没人会花钱照侧面的。

我立刻转向镜头，做播出状，并学沈力大姐的样子开口：“各位观众……”但忽然间摄像机上的红灯熄灭了。沈大姐在荧屏上又出现了，正笑容可掬地播讲，一切又归于平静与正常，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可我上了电视这事儿，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把我的图像就这么快地切上荧屏，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就露了那么一小会儿，还是侧脸。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镜。

事隔多年，从那以后出过多少次镜记不清了。对于常态性的工作，缺少记录，其实是个不小的损失，包括许多重要的经历，也如云烟般地淡忘了。唯独1960年4月22日那次的出镜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铭刻在心，历历如昨。那一年，那一天我记住三件大事：第一，新台启用；第二，从稿件中我记住那天是列宁诞辰日；第三，或许只有我记得，我在不经意间上了电视。

摘编自：《岁月回眸》赵忠祥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编辑：黄启哲

责任编辑：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