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那个戴眼镜的白胖子导演叫英达

1994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在一个中专当老师。老师的工作和工资都喂不饱我，所以我兼职为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写喜剧、小品剧本，也在报纸杂志开逗趣儿的专栏。

一天，我高中同学贾乐松，当时该人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当编导，她对我说：

“我想从电视台离职。”

“为什么？”我很吃惊，那可是电视的鼎盛时期。谁舍得离开电视台呀！

贾乐松说：

“有个叫《我爱我家》的电视剧组，找我去给他们当切换导演，那电视剧特好玩儿。”

“再好玩儿拍个一年半载结束，剧组也就散了，中央台多稳定呀！”

“这我知道，”贾乐松又摆出上学时文艺女青年那副不顾死活的叛逆表情，“可是特好玩儿，我一看剧本就笑出猪一样的尖叫，我就想去干这个。”

“好玩儿”，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极高的价值标准。于是贾乐松就离开电视台，奔了《我爱我家》剧组玩儿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贾乐松又找我：

“你能不能来一趟广播学院（即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跟我们导演见一面？”

于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我见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白胖子，唤作英达。一见这白胖汉子，我便心中一喜，这这这……这不是《围城》里的赵辛楣吗？须知《围城》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现在赵辛楣当导演了？那这个《我爱我家》还是很值得期待嘛！

遂与“赵辛楣”各据一床，盘腿而坐。听他聊美国一种叫“情景喜剧”的新鲜东西……那时候剧组通常都驻扎在一些便宜的单位招待所里，同志们在招待所标间的床上、地下各自盘腿打坐，开聊剧本，是创作的常见形态。

记得英达讲的是一个叫《我爱露西》的美国喜剧，大概就是一个胖胖的黑人妇女去不同的人家当保姆，遇到的各种好玩儿的故事。

“每集很短，但全剧很长，想拍多久拍多久。”导演说，“剧本一边写一边拍，现实生活中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随时写进去，跟做电视栏目似的，演员能从年轻演到年老，与观众互相陪伴、非常亲近的感觉。”

“那真新鲜。”我说。

“所以，我们要拍一个情景喜剧，你来参加写剧本吧。”导演发出邀约。

“啊……啊？我可不会写。”

“不会写怕什么?”导演很想得开，“反正谁都不会写，全中国也没人写过，试试呗。”

“可是我连电视剧都没写过，就会写小品。”

“所以我才找你呢，”导演说，“在电视台写小品的有个优点，快！固定栏目，每星期到点儿就播，剧本必须写好，不能拖活儿。我这儿现在边写边拍，剧本要得急，编剧忙不过来，所以需要找快手儿。我听人说你写剧本跟上厕所似的，蹲下扑通扑通，一会儿工夫就拉完了，站起来走了。”

我：“……”

后来我才了解这个剧组有句口号叫“宁伤交情不伤包袱”——说话必须有哏，为了哏伤了谁的面子都活该，不许生气。

暴走的编剧组负责人梁左

那天我跟导演要了几期已完稿的剧本，署名梁左，拿回家一看，我也笑出了猪叫声。兴奋得夜不能寐，索性不睡了，到第二天早晨写出了个上下集，叫《老傅病了》，后改名《真真假假》。就是老爷子为了刷存在感装病求关注，结果被医院误诊得了癌症，大受惊吓，留遗嘱，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那个故事。

导演拿到本子，据说他也乐得睡不着觉。其实里面最好玩儿的段落，是老爷子吹嘘自己的伟大历程，如何与毛主席、周总理并肩战斗，但吹得太厉害有点儿圆不回来……这场戏整个删掉没敢拍，怕被批评不尊重老干部，可惜了那些包袱。

这两期本子写完就算通过试用期可以正式上岗了。

“请你于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点，去红庙路边某某处对接编剧组负责人梁左。”我得到这个指令。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接头方式，因为梁左老爸在《人民日报》工作，他家住红庙《人民日报》院儿里，所以每周定时在家门口马路边发活儿收本子。

那天，我到接头地点正赶上两个年轻编剧去交稿儿。好像他们拖期拖得厉害，已经到了马上要拍的时间点，他们的本子质量又不行。作为文学师的梁左应该十分焦虑，于是就暴走了，朝两个年轻编剧大声嚷嚷。我一看，当场就慌了，那时候的职场环境与现在不同，八十年代大学生很珍贵，尤其女大学生在单位通常都被领导同事照顾着，没挨过骂。面对这种有攻击性的激烈场面，完全不知所措，一句话不敢跟梁左说，扭头上了一辆公交车，去广院找导演辞职去了：

“导演，导演，我不参加了，你们的编剧太厉害，骂人。”

“他又没骂你。”

“万一他骂我呢？”

“有人耽误事儿他才骂的，你不耽误事儿，他骂你干吗？”

“那万一他骂我呢？”

“行吧，行吧，你进另外一个编剧组直接对接我吧。”导演勇挑重担。

具体来说就是有了两个编剧组，一组组长梁左负责差不多所有编剧，二组组长英达只管俩人儿，一个我一个梁欢。我的电视剧创作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每周一至周六导演在广院的棚里拍戏，周日回家休息一天。我就去他家谈出一期本子的构想，然后回家写稿。下周日再去他家交上周的本子领下周的构思。印象中他家住东城一个胡同的四合院儿里，我和导演在客厅聊剧本儿，宋丹丹在旁边儿炸饺子热菜，圆乎乎的小巴图在院儿里追跑打闹，时常要被提醒：

“巴图小点声儿，大人工作呢。”

有时英若诚老先生也过来聊聊天儿，逗逗趣儿。有一天他开心地显摆了一张卡：

“看见没有，这叫信用卡。有这个VISA的字样，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能用。”

我看得啧啧称奇，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VISA卡。

我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节奏被打乱了。盛夏一个周四的中午，忽然接到英达导演的电话：

“写完了吗？”

我写得差不多了，还差两场，周日交稿毫无压力。忽然虚荣心大作：

“当然写完了，随时都能交稿。”

只听电话里说：“那你下楼来，我在你们家门口。”

我脑子嗡的一声，知道这回下不来台了，赶快救场：

“那个……门口太热，您去对门亚洲大酒店大堂，那儿有冷气，我两分钟就到。”

然后我拔了电话，关了寻呼机，趴床上就写，写得字要飞起。差不多一个钟头，赶完最后两场戏。

后来导演是这样愤怒控诉的：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电话也打不通了。我又不敢走，服务员都看我，这是被谁放了鸽子了？你们敢情都是小孩儿，无所谓，我好歹是一熟脸儿。”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笔一扔，抓了稿子就往外跑。完全忘了由于天热，家里又没有空调，我穿着睡觉的粉背心儿绿裤衩儿，还在头上扎了二十来个横七竖八的小辫儿。按导演的说法就是：

“服务员都等着看我这儿等谁呢。嗨，敢情一精神病，还扎一脑袋小辫儿。”

后来我再也不敢说瞎话了。

偶尔，不用上班的时候，我也去广院现场看看拍戏。拍《我爱我家》是带几百个现场观众的，所有的笑声都是现场观众的真实反应。我就坐观众席跟大家一块儿傻乐，特高兴。

有一天又去看戏，远远就见墙根儿蹲着一人，穿着旧衣服，编俩麻花辫儿，脸蛋儿红扑扑的，还挽一包袱。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同学贾乐松吗：

“你不当导播改逃难的啦？”

原来该同志客串了一个不安分的小保姆，就是剧中那个与小桂竞聘上岗说一口河北话，四处拍马屁，挑拨离间，最后被淘汰的贾小兰。那口河北台词至今是我们同学之间的梗。

我进入这个剧组比较晚，承担的大部分是起承转合溜缝儿的工作。比如赵明明要离组，我就负责把她写走；蔡明要离组，我也负责把她送去海南；要回来，我就把她写回来。有一个故事我比较喜欢，因为英达是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一直对心理学念念不忘。我们就商量了一个心理诊所打广告写错地址，把病人都招到贾家来的桥段。不过我那时候真的不懂心理学，把心理疾病跟精神病混为一谈。后来王志文、林丛客串的心理病患怎么看都像精神分裂，这不科学，不过倒挺逗的。

《我爱我家》意外地成功。其后这拨儿人又做了好几部情景喜剧，我参与的有《临时家庭》《电脑之家》《候车大厅》等，还和梁欢一块儿写过一个哭哭啼啼的言情剧。哪个都未能再现《我爱我家》的辉煌。

1995年年底，我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邀请去当了主持人，就此改行。

20年后，一个叫郑猛的记者联系我，要求采访我2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还叫我去参加一个《我爱我家》播出20周年纪念会，说是《我爱我家》有一个全球影迷会，好几万人呢，大家都盼着20周年好好聚一聚。我没想到自己都快忘了的事儿，居然还有人记得。如约去了纪念会现场——鼓楼西剧场，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回来的影迷，以及影迷会会长凉油锅。他们差不多全是80后，是在这部剧的陪伴下长大的，在座的人几乎都会背台词儿，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几百人一起铿锵：

“姆们、姆们、姆们……”

我真的惊了！

后来这样的纪念活动又搞过好几场，其中《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一场，一个年轻女观众说：

“《我爱我家》我看过几百遍，但最后两集一直没看。只要不看，这个剧就没有结束，我心里就还有个惦记。”

我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在我短暂的编剧生涯中，第一次学着当编剧就碰到了英达，碰到了《我爱我家》，碰到这样一个剧组和这样一群观众，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