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在今天一早有了新的进展。

易烊千玺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胡先煦就争议本身拿出了一连串证据自证清白。

图源：新浪微博

处在风口浪尖的公众人物给出了回应，但舆论依然没能平息。

因为明星考编一事，引发舆论的本质是百姓对明星特权的监督。

而后续一篇来自某周刊，质问大众明星为何不能考公、讽刺“小镇做题家”的文章，更是彻底搅活了民怨。

某周刊文章

明星考编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公？

讽刺小镇做题家为什么又让人觉得不适？

这一切已经脱离了事情本身。

真正点燃愤怒的，比起不公。

或许是利益既得者们的偏见。

是这几年来，各种特权群体。

以及簇拥他们的那些明明也“做过题”，已达到或自以为达到精英阶层的“精神贵族”们，愈演愈烈的傲慢。

先从点燃舆论的那篇文章说起。

那篇文章最刺眼的地方在哪？

在于这篇文章错用、滥用了“小镇做题家”这个词。

看看这段措辞：

“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这种滥用、错用，反映的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无知和傲慢。

因为“小镇做题家”本来是一个自嘲梗。

是无数出身底层、又无罕见的天选才能，只能在应试制度里匍匐、努力的普通人，对生命不公、辛酸和困苦的一种消解。

类似于单口喜剧（国内叫脱口秀）的起源之一。

所谓嘲解嘲解，自嘲就是为“自解”。

自嘲，本质是一种底层百姓以开玩笑的方式抵御生存之苦、生活无奈的解药。

而当这种无害的自嘲、自嗨，都被丛林社会里的特权者，以及特权者的拥趸们拿来作为攻击、蔑视底层草根的武器。

那么，这就构成了最顶级的傲慢。

恰如《疯狂动物城》里所说的：

“兔子可以说自己可爱，但其他动物不能说。”

《疯狂动物城》

因为其他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丛林上游的群体，没有体会过，也根本无法共情这种被困苦逼出的幽默。

如果无法共情，如果无法理解，那就尊重。

甚至旁观、无视，都更像一个人。

而不是用一个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其情感色彩的词，去进行一场愚昧傲慢的攻击。

有一些人，甚至煞有介事地拆解“小镇做题家”一词，极力佐证大多数人连这份自嘲都配不上。

比如这个事件中，涌现出的某些大V的言论——

“被‘小镇做题家’冒犯到的，一般都是小镇出身，但是做题功夫又不太到家，但是却坚持觉得自己能配上更好的生活。”

言里言外什么意思？

即大多数人，不配叫“家”，最多配叫做题匠，甚至只配叫“小镇做题集”。

但说真的。

一个人是要有多自卑，才需要在一个网络梗，一个他人用以自嘲的玩笑话里，去寻找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图源：新浪微博

滥用普通人的自嘲来攻击普通人，是一种没素质。

而把他人的自嘲当真，并且煞有介事地把一个自嘲梗拆文解字，然后见缝插针释放自己的优越感。

当事人以为这是一种睥睨和夸耀。

旁观者看到的，除了滑稽和傻缺，再没别的。

普通人的一点自嘲的幽默都容不下，连笑称自己是“做题家”，都要被精英主义者们再踩一脚，说你们配不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种无底线贬低底层尊严的富人精英崇拜，其实已经膨胀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这一点，从近几年国内的文娱作品也不难看出。

其中最典型，是这两年的素人恋综。

国内主流恋综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社会精英、名牌大学毕业生、各种海归、富二代、企业老板。

没点title，你都不好意思住进节目组的精装样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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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人标准和设置，无一不在宣告一种刻薄的理念——

非精英阶层的爱情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被看到的必要。

国产剧同样，若非都市丽人、精英中产，是不配当主角的。

社会题材剧。

女主角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企业高管。

再不济，也是个有四、五套学区房的。

聚焦升学苦恼和鸡娃教育，聚焦的，也是海淀顶级中学的升学苦恼和鸡娃教育。

都市大女主剧。

男女主都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后来双双就职金融街。

聚焦的全职妈妈困境，聚焦的，也是一毕业就能进头部企业的，精英全职妈妈的困境。

时装恋爱剧。

女主不住精装样板房，红酒杯豪车红底高跟鞋全副武装。

哪里够格谈独立女性人手一段的姐弟恋。

穷人在这些剧里都成了贪小便宜、计较功利的丑恶代表。

他们的形象，通常都是觊觎富人财富，渴望在有钱人身上薅羊毛的无赖。

不是剥削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儿恶妈妈。

就是嫌贫爱富，一心高攀白富美的凤凰男。

恰如著名影评人毛尖说的。

这几年，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进行了链接，把天真和富人进行了捆绑。

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是把物质水平，当做了一个人道德水平的佐证。

富人富有，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努力、道德水平和人格品性，全部优于比他们穷的人。

而穷人贫穷，则是因为他们又懒又菜还要酸，计较、自私又品性低劣。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其实就提到一个观点：

社会上层精英们的成就，并不是依托于绝对公平的努力。

家世、机遇、外貌，这些因素的分配，在一个人取得世俗的成功上，显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天赋、健康，在每个个体的分配上，都是严重不均等的。

它们都属于“个体无法控制的因素”。

而，既然没有绝对的公平，既然很多促成成功的因素，都不具备纯粹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在道德上就没有绝对的合理性。

“市场驱动的社会会慷慨地给予成功人士巨额报酬，从道德上讲，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有才能的人理应得到这么多报酬。优绩至上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滞留底层）。”

身为成年人的我们，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和“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这个事实和解。

但和解，不等于认可这种不公合理。

只不过既然这种不公，很难人为地去平衡，继续在实操上纠结，反而容易陷入绝对公平主义。

那么至少要观念、情感上做到一点。

那就是，当一个人获得了越大的权力，取得了越大的成功。

那么，TA应越要懂得谦卑。

越应该时时记得，他成功里那些幸运的因素，进而对这份成就和社会地位心怀敬畏。

但如今我们所处的现实，却与之恰恰相反。

处在上层的精英者们，非但对成就没有谦卑敬畏。

还要反过来蔑视那些，也许只是在先天因素上比自己不幸的下层。

同时，很多明明身处中下层的人，也会反过来为上层精英者们的傲慢拥护，在精神上成为精英，贬低与自己一样被侵占社会资源的底层。

这就构成了全社会一种自上而下，绝对慕强、慕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很多嘲笑小镇做题家的人难道真的出生在罗马吗？

恰恰相反。

他们中的很多人，恰恰是通过升学、入职、升迁，一步步做题、考试、竞岗向上走的。

这便说明了，丛林法则的慕强社会，是不存在换位思考能力和共情力的。

一个人，哪怕也是通过做题上升的寒门贵子，一旦进入了精英阶层，成为了利益既得者，也并不会因为曾经辛酸的做题经历共情还在挣扎的后来者。

这是因为，慕强的另一面是嫌弱。

而这种嫌弃，必须要塑造得理所当然。

怎么塑造？

那自然不能强调弱者不幸里的无辜，必须得把这种不幸，狡辩为他们“活该”“罪有应得”才行。

而这种弱者不幸是“罪有应得”的另一面，则是强者、精英者的财富和成就，全是实至名归。

就好像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察——

“幸运的人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

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这种为弱者赋罪的心理，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

因为每一个成功熬出头者，都仿佛是被命运宣判洗清冤屈。

如果他要陶醉于自己的成功，就必须要承认那些熬不出头，或者还没熬出头的人有罪。

话语权更强的圈层，往往更有描述其他群体画像的权力。

当我们走出这种霸权叙事，看看那些，被蔑视的“小镇做题家”们，或者被嘲笑连“做题家”都配不上的“做题匠”们。

他们或者出厂配置普通，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天才天赋，却依旧不放弃人生，追逐光明未来。

或者监督着流量明星们膨胀的特权，在社会普遍的不公中，寻求着相对公平，寻求着普通人不被践踏的尊严。

他们的形象“活该”吗？

“不自量力”吗？

是“酸”吗？

他们认死理、不服输的姿态。

难道不比那些站在高处，用鼻孔睥睨他人向上看的目光的人，要敞亮得多吗？

点个「在看」，为每一个出身普通，却依然不放弃人生的人。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