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15年5月，我在《三亚日报》“影音”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电影史上每一代的代表导演，简要阐述其生平和作品。现将文章整理转载于个人头条号，供电影爱好者或研究者作为入门资料。

文/陈令孤

1986年春天，香港举办了一次“世界电影史10部杰作展映”活动，《战舰波将金号》《公民凯恩》等名作都出现在名单中，而唯一一部入选的中国电影是《林家铺子》。

影片导演水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电影人，他一生只创作了七部影片，在当时讲求共性意识的创作氛围中，他以清晰的个人风格令人瞩目，其艺术表达上的某些民族性探索更有着长远的意义。

建国前：话剧创作

水华原名张毓番，1916年11月23日出生于南京，爷爷在满清当过县知事，父亲也做过小官吏，生他的时候已是50岁了。水华小时候念过私塾，后来跟着姐姐一起进入女子师范的实验小学读书。

在学校，他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胎儿艺社”，在报纸上办副刊，写一些诗和短歌。取笔名时，他喜欢纯洁自然的“水花”，但男孩叫“水花”不合适，后来想到“花”与“华”在古汉语中相通，于是就自称“水华”。“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热潮兴起，水华他们觉得“胎儿艺社”的名字太稚气了，便改为“磨风艺社”，开始排演一些进步话剧。

1933年夏天，“南京剧社”联合上海的“南国社”和“左翼剧联”在南京组织了一次大型演出，水华也在一些剧目中做演员。之后，他前往上海，到复旦大学法学系读书，但只读了一个月就没去了。他和朋友临时组织了一个“拓声剧社”，与电影明星赵丹以及蓝苹（即后来的江青）一起排演奥尼尔的话剧《天边外》。之后，水华又回到南京，被吸收为南京左翼剧联小组的成员，在易卜生的《娜拉》中饰演南陔医生。1935年春，剧组的主要成员被捕，南京剧联受到破坏，水华隐居在家。

1936年春，水华通过朋友帮助前往日本，并开始做话剧导演。业余时间，他还看了很多日本和欧美的电影，受到了电影艺术的熏陶。1937年春，水华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队，开始了四处流亡的演出生活。1940年，他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导演，参加了多部话剧的创作和演出，曾被评为延安文教战线模范工作者。期间，他也见证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艺术观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奉命前往东北，于1946年到达佳木斯市，继续办学。水华也随团前往，并于1948年担任东北鲁艺文工团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建国后：电影创作

1946年10月1日，在接收日本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1949年，水华被调到该厂任导演，从此开始了电影创作生涯。

水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和王滨导演一起，把歌剧《白毛女》拍摄成电影。在众多演员中，他选择了从未上过银幕的田华扮演喜儿，因为觉得她身上有一股淳朴的气息。影片1951年上映后反响热烈，并获得第六届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水华被抽调过去，于1954年独立执导了影片《土地》。

经过两次拍摄电影的经验积累，水华对这一艺术有了深入领悟。1959年，他导演了由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以林老板与国民党官府的矛盾冲突为主线，浓缩当时的社会气象。水华精心安排了各种场面调度，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对林家铺子进行多方面的表现，在结构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完整性。

此后，水华又与夏衍合作，相继拍摄了《革命家庭》（1961）和《烈火中永生》（1965）两部电影，分别塑造了周莲和江姐两位颇具性格的女英雄形象，她们与白毛女一起，成为水华镜头下影响深远的三位女性人物。

“文革”期间，水华曾经想把《西沙儿女》改编成电影，但终没有成功。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他导演了由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伤逝》，从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影片，形成细腻的诗化风格。

1984年，他又和马秉煜一起导演了电影《蓝色的花》，讲述了一个横跨抗日年代和改革开放的爱情故事。

1995年12月16日，水华因病在京逝世，终年79岁。在当年的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世纪杯”评奖中，他被评为中国电影最佳导演之一。

艺术特色

水华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作品中常出现写实与抒情的融合，并大量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形成独特的意蕴。在他的七部电影中，普遍受好评的是《白毛女》《林家铺子》和《伤逝》，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

《林家铺子》所营造的精准的时代特征是名著改编电影的经典范例，影片中的造型意识对之后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有影响。《伤逝》通过旁白和变焦创造了一种反思和深省的风格，可谓是中国第一部心理电影。

在具体细节上，水华常有神来之笔。如《林家铺子》的开头，一条小船缓缓穿行在江南的古老小镇之间，岸边算命的瞎子敲着算盘，一桶污水倒进河里，污水上叠印出“1931”的字幕，寥寥几个镜头便交代了故事的时代氛围。而水乡拱桥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既是环境特色的象征，也是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伤逝》中，涓生把狗扔到荒野，惊起喧叫的乌鸦，极具凄凉气氛，也是为人称道的精彩段落。

在其余那些评价不高的电影中，很大一个问题是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显得虚假造作。《土地》在塑造人物时表现出“高大全”的倾向，把电影变成了一部展示土改运动的教科书。而《烈火中永生》成为那个时代“三突出”电影的标准作品，徐云峰被捕时从楼上缓缓而下蔑视特务的镜头，江姐经过多次审讯拷打脸上却干净无瑕的造型，都是这些缺陷的表现。

作为身处“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中的艺术家，创作上自然会受到诸多束缚，水华也不例外。他就像在时代洪流中乘舟穿行，虽然有所颠簸，不得不顺势而为，但是其成熟的掌舵技术依然征服了不少喧嚣的浪花。

（首发于《三亚日报》201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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