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经典角色的诞生无异于从深入地心处挖掘出矿石，它揭示着人类无意识的某部分，经久不衰。在电视剧《无证之罪》中，李丰田就是那颗矿石。
开拍前，导演吕行对李丰田的设想是《老无所依》中的安东·齐格，反逻辑反经验反人性的冷血杀手，或者《黄海》中的金久男，在长期边缘和颓丧中以命搏命。李丰田也应该看上去并不狠毒，与众人无异，恐怖之处来自他对生命的漠视，应激反应似的以暴力应对一切。选角团队把近几年演过悍匪的演员的照片找出来，都不对，一些辨识度太高而稀释了悬念，一些演戏全靠吹胡子瞪眼，吕行害怕那样的表演方式。
白板上还贴着一张照片——选角导演几次力荐，但未落定——演员宁理。
吕行想起来了。2010年左右他在一次许多人参与的饭局上见过宁理，那时宁理已从国外搬回国内——出国前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并且演过不少戏，在上戏圈子里颇有知名度，但年轻导演吕行见着面生。“他长得很有意思，眼神有戏剧性，但是待人又谦和，跟我平时接触的演员性格不太一样，甚至你会感觉到（人多的时候）他有些拘谨，然后会有紧张。”真人斯文，而过往的角色更偏喜剧。吕行想起来是这样的。
“宁理可以演李丰田。”制片人忽然说。
吕行以为他胡扯，转念又想，演技过硬又不是熟面孔，甚至还有错位感，可以一试。剧本和角色李丰田由此递到了宁理手上。
《无证之罪》 (2017)
《无证之罪》出现时，宁理回国已经十年。他经历过一段难熬的适应期，跑组面试而收获寥寥，太过焦虑的时候会无法控制发脾气，自然也于事无补。他仍然一年只能演一两个戏，“有什么戏能演就演什么，只要内心不是过于拒绝。这就是个工作。就像是医生一样，不管病人是英雄也好，凶犯也好，你的职责是把他救活。”
宁理接演了李丰田。
看过《无证之罪》的人很难忘记李丰田，穿着破棉袄，大小眼，不咋说话，抽烟时撕掉烟嘴倒着抽，阴森得令人不寒而栗。宁理显然也很高兴，反复拿出“你家天黑是几点呐”这句来吓唬人—— 一句李丰田勒索时用来恐吓对方的台词，末了露出危险的笑。
李丰田杀人时也会不自觉露出微笑，这一点甚至宁理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直到观众提醒他。不过他在准备阶段看了很多《动物世界》，时隔近五年仍能清晰记得并提醒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当豹子或狮子掌控了猎物的时候它们不再看猎物，它们只是看四周，进入一种放松的愉悦的状态——虽然我们不知道动物的微笑是怎么样的——它那个状态是在向世界宣布，我是胜利者。因此宁理塑造李丰田时，将之理解为人本能中兽性的部分，与正义、理性相制衡。
即使人们认不出宁理，也能认出李丰田。
这之后，宁理进入不再愁没戏拍的阶段，可接踵而来的多是脸谱化的杀手角色。2021年年初一个叫《警察荣誉》的项目找到他，没翻开剧本之前他以为又要演一个被警察抓捕的反社会人格罪犯，刻板印象都成为他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了。
这回不是了。宁理看《警察荣誉》的剧本，好像在看讲述警察于职务和个人生活之间捉襟见肘的《今天我休息》，主角是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面对的不是大案重案，而是家长里短。他要饰演的民警陈新城人到中年，年轻时因工作失误导致妻离子散，困顿消极，直到遇到见习警员李大为，年轻莽撞和他过去如出一辙。看到陈新城，观众再次意外，这是当时演李丰田的人吗？
吕行说，好像他演得多好你都不会觉得意外了。
《警察荣誉》 (2022)
采访在线上进行，我询问是否可以视频连线，他婉拒，又发来一段话：“我有社恐、不喜欢拍照、不习惯视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选择当演员，而且很喜欢！可能在角色身上可以弥补自身的这些不足吧。”
宁理第一次登台演话剧是小学三年级，一共十分钟，讲白色恐怖下重庆一个小团体的故事，宁理戴个小圆眼镜和长围巾，扮演富有同情心又不想过度介入时事的大学教授，最终被学生的事迹感动而投入革命。
“非常稚嫩地表演生气，表演无奈，那时候知道演戏是一个集体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缺席都没办法进行，而且这个东西并不会把所有光环都集中在谁那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点。”宁理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玩，但表演仍然离自己很遥远，“家里没有人干这个的。”
高中时期，宁理跟着“文革”期间被下放的父亲从北京到了安徽，毕业前一位朋友带他去看话剧《中国梦》。在刚建好的安徽大剧院里，宁理像钉子一样被钉在了原地——幕布、灯光、演员营造出梦幻场景，他感到一阵恍惚。
那年他因为贪玩高考落榜，还没来得及为未来着想，现在想起来都有点迷迷糊糊。总之第二年他决定去考上海戏剧学院，过了三次面试，把早已扔掉的文化课课本借回来，大夏天在父亲的办公室埋头补习。天气热，蚊子多，他在屋子里点上十几盘蚊香，看着蚊子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印象极其深刻的，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我都像在梦里，我真的进到这里边了吗？每个人一大早起来学唱歌、跳舞，有形体课、台词课，看各种各样的剧本——这种书平时在家我爸都是说你别看那些闲书了，好好看看你的作业——原来好像不务正业的事情反倒都变成了主业，我突然就觉得我的人生有一道光。”那时候宁理才19岁。
从上戏毕业，被分配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顺风顺水，几个天真的少年角色落到宁理手上，在《小浦东传奇》中是淳朴善良的无业青年阿土根，在《窍哥》里是灵巧机智的穷小子窍哥。但有一个角色成了他人生的某种印证，在1992年上映的《阙里人家》中，宁理扮演活泼浮华心比天高的孔维本，孔家是孔子故乡曲阜的大家族，在改革大潮冲击下，孔维本想辞掉教师公职出国留学，固执守旧的父亲是他眼里的“保守势力”，而离家在外的爷爷孔令谭则被他视为英雄。孔维本曾在与爷爷的相处中讲出自己心声：“我觉得人生就像是冲锋，军号一响，你就得往前冲啊。甭管三七二十一，死了也不在乎。要是冲上去了，那就是胜利，辉煌的胜利。”
《窍哥》 (1993)
年轻时担主角，与好导演和德高望重的演员一同工作，出好作品，宁理几乎摸到过天花板了。到28岁，春风得意之时又觉察到一种年龄危机——即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宁理都觉得自己老了，小学毕业时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了五分钱一场的电影，而得花一毛五了，他很快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变成老人然后死去，像电影《平鹰坟》里一样的，挖出一个骷髅。他在被窝里痛哭一场——必须做些什么。
像是要替孔维本完成未竟心愿一样，1996年，宁理去了美国。
结果呢，只是从一个泥潭踏进另一个泥潭。他讲过很多遍刚出国时的窘境，因为缺钱而买最便宜的罐头，加点水兑成汤，去二手店买五块钱的牛仔裤十块钱的毛衣，去送报纸，当房屋中介等等。在终于有机会成为邮局正式员工、进入稳定体系前夕，他忽然敲了自己几下：我到美国干什么来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答案是，还是喜欢演戏。
“突然觉得我人生就这么长，从小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这个做那个，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那就任性一把吧。”宁理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念电影制作研究生，“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还得要打工，还得要生活，拍东西得自己掏钱买胶片。这东西不但没带来收入，还会让我在经济上透支，唯一支撑我的就是对它的喜爱。自己喜欢，能咋办。就像谈恋爱似的，中午休息时间才20分钟，头天晚上工作还没睡好，但是男朋友说咱一块吃个饭，咱一块到哪儿见个面，感觉跟打了鸡血似的，就是得去。喜欢嘛，没办法。”
明尼苏达州的寒冷是出了名的，有一段时间宁理要早晨6点多从住所出发，步行去剪辑室，走20分钟。后来《无证之罪》在哈尔滨拍摄，从12月到来年2月，室外的温度十分钟就能把人冻透，嘎吱作响的冰雪使他想起明尼苏达常走的那条路，想起那时候略矫情的自我感动，觉得“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寒冷从此变成一种记忆，打着哆嗦，感到兴奋，肾上腺素飙升。
《阙里人家》中爷爷孔令谭早对孔维本说过：真正有志气的人不走捷径。当然啦这样的生活很艰难，需要一点真正的勇气。
过了很多年一回头，宁理意识到焦虑的30岁简直年轻得不得了，并领会到人生是一个经历和体验的过程，“都是要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的”。
《阙里人家》 (1992)
宁理说，真正让他成熟起来的是成为父亲。
小时候父亲常常出差，宁理想象他是特务，丝丝拉拉玩着他的半导体，出差前答应带他去哪里玩，回来后忘得一干二净，一定有人冒充了他。不过比起对孩子们严厉的母亲，父亲更温和。新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小人书要好几毛钱，他犹豫着不敢跟母亲讲，父亲则说那是好东西，给了支持。
宁理11岁的时候，母亲因车祸意外离世。那是礼拜三的下午，他和姐姐、弟弟一起在下象棋，“这个象棋很特别，是手工做的。”接受《人物》杂志访谈时他曾回忆，“那时候的家庭普遍比较拮据，买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笔开销。我妈妈是医生，她就自己画了个棋盘，用医院输液瓶上的橡皮塞当棋子，然后请会书法的人在上面写上车、马、象、士、帅。玩着玩着，突然一个堂姐来了，说我妈妈被车撞了，去世了。当时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还想那她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吗？后来每天每天，逐渐逐渐，意识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
父亲买了一台手摇留声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后来音乐在宁理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喜欢甲壳虫乐队，喜欢“The love you take equals the love you make（你付出多少爱，便得到多少爱）”这句歌词，他把人物表演视作一场交响乐，或者说人生就是交响乐，“它有时候是快的，有时候是慢的，任何能给人带来美的东西都是有节奏的。”
不过原先温和的父亲开始变得严厉，他调皮，有时候就被打骂。
后来宁理问过父亲，为什么他变得那么苛刻。父亲说，爷爷很早去世，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因此他特别担心自己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失职的父亲。
20年前，宁理也成为父亲。大女儿出生那天宁理在产房看到她，“我真的特别吃惊——怎么刚出生的孩子那么难看，皱皱巴巴的像青蛙一样，绿不拉几，当时我想这孩子正常吗？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女儿出生了，他说太好了，孩子漂亮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书上说的什么一道光什么巨大的神圣都没有，你只能说看到一个孩子皱皱巴巴的。”
“可是慢慢地，当她真的能看着你的时候，当她的小手能攥你的手指的时候，那一瞬间，你突然就觉得，我的天，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他保留着一页女儿的作业本，上面是女儿写了两行的日记。当时他以为女儿敷衍了事而大为生气，一把撕掉，女儿愣愣地看着他，“没有哭，完全没有哭，但是那种没有哭比哭更扎心，所以那张纸我偷偷把它粘起来，一直保存着，提醒我自己，一颗心灵和另一颗心灵可以讲道理，但不能伤害它。”
宁理想起小时候有一天半夜醒来，全家人都住在一间屋子里，他看到父亲在灯下一边给他缝书包一边落泪。他好像终于开始理解父亲了，粗糙的，矛盾的，小心翼翼的。
父亲对他的影响极深，如何在人生略有错位时也要认真过活、努力发现乐趣、不要抱怨、对人事物始终保持包容和理解，都是从父亲身上学到的。
“父亲”也因此折射在了他的许多角色上：出演《无主之城》时他拿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跟剧组说，一个退休的略带些古板的老教师该穿成这样吧；《警察荣誉》里陈新城出差前反复叮嘱女儿一个人在家时关好门窗、煤气，那是他在生活中也常和孩子们交代的；哪怕是《无证之罪》里如此漠视生命的李丰田，杀死法医的妻子和女儿，也是因为法医间接导致了他从未谋面的儿子的死亡，是父亲的复仇。
如果宁理要自己创作一个故事，他想他也愿意写写亲情。
《爱情神话》 (2021)
如果细看宁理出演的每一个角色，会发现他热衷现实主义，契诃夫式的毫发毕现和暗潮涌动，也热衷在表演中对人性深入挖掘——
以三个间谍为主角展开的《对手》借谍战外壳，讨论人至中年的困境，宁理是其中最冷血的林彧，为了工作切割掉所有生活，他知道自己饰演着“反派”，也饰演着普通人，会在工作与生活产生矛盾时陷入巨大的迷茫和悲哀；
《对手》 (2021)
《无主之城》中的退休教师刘正毅总是拿着一本《蝇王》，这是宁理为角色的内心信仰和悲剧精神所做的设计，戈尔丁笔下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治理的民主派，强烈地暗示着刘正毅对人本身的失望；
《沉默的真相》中法学教授、刑辩律师张超为完成学生遗愿，终于从沉默走向冒险，宁理觉得他们悲壮，在官商勾结的势力迫害下，翻案如同蚍蜉撼大树，在剧组他无意中又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忽然泪如雨下，于是借角色之口表达对他们的礼赞：“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的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沉默的真相》 (2020)
全心全意的表演如同现实之中的梦境，宁理也在梦境中寻求庇护。“有时候晚上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觉得幸亏只是一个梦；我是在演着别人的噩梦，但我知道我不是他，我很安全；而当我演一个英雄的时候，我又能在梦里体会到英雄的荣耀。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进入到忘我的那一瞬间，进入到角色当中，就好像进入了一种冥想的状态。”宁理说，“这就是演员过瘾的地方。”
有时候宁理也会看看观众的反馈，看到对他的夸奖时也忍不住得意。但更多时候他告诉自己，观众的喜爱其实投射在角色身上，“并不一定是喜欢我们这些演员，我们只不过是诠释了他们心中的角色，替他们还原一种生活。”
在那些生活中，观众也在寻求庇护，“影视是一颗糖衣炮弹，喜剧片、青春片、悬疑片都是它的糖衣，它就是用这个东西让观众接受它，然后用炮弹实际上去影响观众。”宁理说，“而故事是一场仪式，喜剧也好，悲剧也好，观众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也是一场冥想，它会让你忘掉现实的很多，也会让你感受到更多。”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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