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乐坛盛世时幕后巨匠，亦是唱片衰败后的孤胆游侠，尽管如今音乐早已退至蛮荒，他性格的谦和有礼，创作的锱铢必较，已与当下格格不入，然而当我们偶尔唏嘘昔日经典的片刻，正是向这些赋予创作以尊严的人致敬的刹那。

《潇洒走一回》隐喻下海潮是误读

武鹏：我们现在看八九十年代，台湾流行乐坛最繁荣的时期，好多的一首歌名，甚至能成为一个时代、一条新闻、一个纪录片的，大标题，比如《潇洒走一回》、《痛并快乐着》，大家会认为它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感受。当时比如在定诸如此类的，《潇洒走一回》和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案例，那时候可能你们也想不到，后续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吧，或者影响力。

陈乐融：应该说任何一个文本，如果你知道你是可以产生影响的时候，通常你不会先去估量他，其他的副作用，其他的延伸性的文本，可是你势必会先想到，你要先打动人心，可是这个人心，应该并不仅止于，听觉上的一个人心反应，所以像后来《潇洒走一回》，我曾经也被这边的一个媒体访问到，好像后来在这边产生了很不一样的演绎，包括很多人那时候下岗、下海，都觉得我要不干了，我要潇洒走一回。他就问我说那时候是否有这样一种，甚至我记得那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我还有点，一开始有点排斥，他说，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倡导人，不负责任还是什么，我就想，第一个，这原来是一个剧情片，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坦白来讲，它不是讲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运动的歌；第二，它也跟现代没什么关系；第三，我怎么看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用真情，我都看不出它有什么是，鼓励不负责任的，或者不顾明天的、然后不计一切代价的，我觉得这不是我创作的初衷。

可是说真的，当初《潇洒走一回》的确是为了，电视剧《京城四少》去写的，可是说真的，就算不是为《京城四少》，是为另外的，我可能也还是会写出类似的字句，只要是那种戏剧里，有人潇洒风流，有人倜傥不羁，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有的人在苟且偷生，什么戏里没有这些戏？民初戏也有，现代戏也有，古装剧也有，你都有可能还是把一些情节，或者是所谓的心理学的情意节complex，也可能放置进去。所以我在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为这个戏剧服务，但是后来歌曲，很神奇的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歌曲又脱离了音乐的本质，又变成了其他的，社会人心的一些反响，我觉得这些不是在我们创作的，优先考虑范围，它只是一个美妙的后果而已。

武鹏：但是这种被误读几乎是作者的宿命，永远无法逃开的。你觉得这种被过度的解读，对作者来讲的话，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陈乐融：其实说真的，要不是那次受访，我还完全不知道，《潇洒走一回》曾经有这样，因为它在台湾，在其他的海外地区，没有人跟我讲过类似的心境。所以我才说“有时候被误读也是一份荣幸”，因为如果它没有那么红火、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大的传唱度，可能也不容易被辗转得误读。大多数流行歌词，其实是不容易被误读的，因为流行歌词，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情况它还是比较反映在，小情小爱上，可能占到八成、九成的，反映社会写实的、反映叩问人生真理的，应该是少之又少了。

武鹏：看过您一句话，说旋律是肉，歌词是魂。本身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自我的使命感在里面，因为很重要，你要去画龙点睛。

陈乐融：应该这样讲，我为什么说旋律是血肉，因为通常一般人是被血肉之躯，美色容易打动的，所以旋律本身、器乐本身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比如说，演奏曲、电影配乐、古典音乐，很多没有歌词，没有唱，它就是用音乐、乐器去打动我们的，光是音乐本身，它是第一优先的，歌词它的的宿命，就是必须依附在旋律，甚至是已经完整的配唱过、有一个人生表达过之后，才会叫做一个词曲，甚至于一首流行的歌。大家喜欢《潇洒走一回》，也不是只喜欢这些字，还因为已经加上了陈秀男、陈大力的曲，加上了陈志远的编曲，加上了叶倩文的唱，这整整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文本，一个复合式的文本，你才会喜欢它。

所以我后来常常觉得说，我是资深音乐人，有的时候我觉得蛮汗颜的，因为我又不会乐器，我也不是真的一个纯音乐的工作人，我是一个用文字、用理念、用想法去跟音乐做结合，让音乐发扬光大的人。所以回头我才讲，你说强迫症也好，你说是一种使命感也好，我都觉得我的这部分角色，我必须要去让他产生附加价值，我要证明你唱这个，比只是听一首Backing要好听，否则很多演奏曲，我们不是很喜欢吗？以前这些钢琴曲、这些小提琴曲，我们听得也如醉如痴的，你要一个人唱进去，起码要加分吧，你让他唱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字进去，跟你决定赋予它一个，典雅的或深刻的，或有趣的幽默的东西，你必须证明你文人的价值，哪怕是在一个团队作业里面。所以，我的确是有强迫症，就是旋律到我手上，我非得给它加分不可，不加分我就不值得做，我就不值得领这个钱，虽然钱现在不多，但你还是得去好好做这件事。

武鹏：我们今天在谈歌词的时候好像有点奢侈了，而且大家已经一首歌的播放完的机会都不多了，歌词要讲究铺陈、转折、起承，更别说还有文案，更很难，没有唱片了，很难被读到。那您觉得，就现在从文本意义上来欣赏音乐的时代过去了吗？

陈乐融：我想其实任何时代对于歌曲都有不同的需求，也有不同接触的途径。我们回想,最早年留声机都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你对音乐其实你根本没办法记录。所以我对于，已经二十世纪开始有所谓的科技保留音乐、传播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已经改变了相当大一个程度，人对于音乐接触的频率跟使用行为了，其实您刚才提到那种，分崩离析，我觉得已经是有一个，满悠久的一个逐渐改变、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欣赏音乐到底是不是欣赏文字、欣赏文本，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那是一个奢侈的怀旧，因为现在人接触音乐，不要说是可能长度，不见得那么完整，就算完整，他如果是透过一个耳机在听，听他里面已经下载好的几千首歌，很可能他连歌名都不知道。我常常有时候看一些朋友在听音乐，我就顺口问他说这是什么歌，他既不知道歌手，也不知道歌名，这时候我们要强求他还知道作词、作曲，是写的什么名字，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奢侈的怀旧了。

武鹏：那作为一个做了二十多年，作词、企划这样的（人），那会不会有一点小伤感会觉得？

陈乐融：其实如果要说伤感，我真的也是一个蛮多愁善感的人，可是如果说理性，说认清现实，看清现状，我也一直算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也就是说我一直对这些载具有所观察，有所体会。我自己也从事过传统的唱片公司到后来的广播电台的主管，一直到网络音乐公司，我也曾经开创过，所以，在每一个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也要学习去面对乐听人，所谓的User（用户），他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文娱产品，可能跟过去我们那个正襟危坐，用很好的音响，在一个很专注的情境底下，去特地听一首歌，甚至还反复的再听，三听、四听，拿起歌词本来看一看，注意到陈乐融、陈志远、李宗盛……我觉得那个年代当然有它的美好，可是如果一直缅怀，也许年轻的朋友，根本就觉得你们是老古板、老古董了。

曝周华健独特审美：最爱《对你爱不完》

武鹏：所有作词人，都不能避免的一件事就是，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因为你们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意象，常用的概念，还是会留下蛛丝马迹在词里面。与其这样，你还不如给我们自己主动介绍一下。

陈乐融：你说坦白从宽是吧？

武鹏：对，哪些词是你觉得更满意？

陈乐融：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另外一个事，前阵子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当然也是热爱歌词的人，就把林夕的、然后姚若龙还是五月天的阿信啊，就是把几个人的（词），他列出他，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真的科学根据，就列出他的常用字的，前十名的排行榜做一个比较。我看了第一个想说没有我，可是我要讲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他搜寻过他多少作品，这个研究是真的、是靠谱的吗？我要说的是，的确从里面会看到，譬如有的人特别喜欢写梦想，一些单字。我觉得单字有的时候不是必然可以代表这个人的，不必然，因为以作词来讲，我更注重有的时候是一个文法的周仄，因为歌词大家都知道，它篇幅很短，跟长篇小说不一样，所以它比的是精炼，比的是在有限的框架当中，你怎么去游刃有余，去施展你的绝技。

所以在那么少量的字数里面，词有时候不见得，一定去铸造新词，未必可以，可是你的说法，你的语气，你的名词、动词、连接词、冠词的调配、组合，有的时候会产生出一个，你特有的一个印迹，我想讲的是这属于文体，文体家他可能会注重这一块。像我其实蛮会辨认姚若龙的词，方文山的不用讲了，因为他自己已经刻意去演练成另外一派，可能很多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他的，甚至有很多人是特意模仿他的，这就属于文体家，文体家是容易被模仿的。但是坦白讲，我觉得我的东西不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因为我写过很多类的，你说比较通俗舞曲类的，深情款款类的，大爱励志类的，甚至批判性的，这些我都写过。所以，我比较不执著于哪一种的，特殊的文风，更不要说用语了。

我还是一个比较多元、善变跟广角度的人，我可能不太喜欢一直老耕一亩田吧。你真要这样说这个代表我，我会觉得那个为什么不能代表我，我会心有不甘吧。所以我常常逃避这一题，考古题，就是你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个，你写过最怎么样的，我觉得我写过这么多样的。

武鹏：但是有一个用法，我觉得是你的词里经常用的，就是叠词比较多。

陈乐融：其实讲到叠词我可以透露，周华健非常喜欢我的一首作品，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

武鹏：哪一首？

陈乐融：《对你爱不完》，因为说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偶像派的歌，它不是一个特别深刻，或者在文艺气息上特别浓烈的歌。然后华健特别喜欢“丝丝点点些些”，这肯定也跟他个人，对文艺的喜好有关吧，所以这也是呼应你刚才说的叠词。

武鹏：您的词我在网上也看过，好多的热心网友整理的您的作品，他们有时候总结得也挺准确的，就说您的词多么洗练，没有冗长的部分，结构上特别会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陈乐融：讲到写词的结构，曾经访问过娃娃陈玉贞老师，她就说她很习惯拿到一个旋律小样之后，她一定得从第一句，她一定得一直琢磨到有第一句的灵感开始写，这样一行一行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是大多数人都是从第一行写起，当然有些电影导演可能一开始先想好结尾了，小说家也可能先想到头和结尾了，但是她的意思就是说，她很喜欢从有逻辑性的，我第一句到底是要写情呢，还是写景呢？先一锤定音一下，可是我后来也访问到蛮多人，包括我自己，我喜欢先想所谓的副歌，也就是流行歌总有一个我们叫做，Catching（抓人）的部分，一个吸人耳朵的部分，最容易让你在收音机，或商场或在任何地方听到，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这个歌。尤其是我以前是做企划出身的，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专辑的名称，现在不太重视了，因为现在连专辑都不是一个概念了，常常大家都是散着听的，一首一首的单曲，那时候譬如说“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为了爱梦一生》”，我必须让它出去就像一个Slogan一样的。所以，在当年80、90的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尤其是我，我所领导的飞碟企划团队，其实是很注重“主打歌词等于专辑名称”，这样子一个营销的手法。

那时候我非得要好好想清楚，到底这个歌是叫什么，《相亲相爱》也是我先想出来的，“飞碟群星《相亲相爱》”，我必须先定了这个事情，才会开始写，我要怎么来把整个事情，演绎出来，是用比较叙事的方法呢，还是说理的方法，是要用画面，回到家看到有灯，出门在外，还是要用什么方法写，我觉得其实写任何一个母题，都有很多种的表现手法，那是表现手法。说到底，你还是要先定位，你这部片是亲情片、爱情片、友情片、战争片、悬疑还是恐怖片，你必须把这个事情先（定下来），在我来讲，没有抓到这个主轴，是没办法开始写的。相对的，我通常如果先想好了副歌，比较最重点的几句，其实其他的我可能会浮动地写，这也就是会让后来的一些听众，或者是爱词人会发现，也许我每次的进场、出场、转场可能有时候，有点点出人意表的原因就是，我并不是完全按照一个散文式的写法，从第一行第一句一直写到最后一句。

我没收到过大陆一毛钱版税

武鹏：在台湾，职业词人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陈乐融：第一，台湾几乎没有职业词人。

武鹏：姚若龙老师应该是吧？

陈乐融：我就说这是特例，我为什么说几乎没有，因为连我当初都不算，我当初一直在唱片公司服务，从企划做到研究发展室主任，做到了事业部部长，做到了行销处长，做到了董事长办公室协理等等，我经历了公司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一些任务。所以我一直不是一个纯粹的作者，当然，我另外还有其他的写作领域，包括写书，写舞台剧、音乐剧、影视剧本等等，还写广告词。

我要说的是，多数就算是大家认为的词作者，可是在台湾蛮多，是依附在唱片公司上班的，他必须做别的活。姚谦其实是从唱片公司宣传出身的，他是宣传公关人员出身的，还有很多人的确是透过投稿，去获得一些报酬。

可是我要说的是，就算80、90这样的作者，就算还有一些，到了21世纪几乎绝迹了，因为CD的销售版税已经，远远不能够支应起这些作者合理的报酬，更不要说其他的商业使用，或者是著作权环境也不够理想的时候，其实很难从我们其他的音乐产权部分获得报酬。纯粹的词作者、曲作者，又不能够像创作歌手陶喆、王力宏、周杰伦，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歌手去演出挣钱，成为一个明星，做代言，甚至可以跨界去排戏、主持等等。纯粹的幕后的创作人，的确在这十多年，不要说是在大陆地区，连在台湾这个曾经是比较繁荣蓬勃的地区，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难以此为生的专业了。

武鹏：像《潇洒走一回》、《再回首》，我估计可能连您自己，也很难去统计被翻唱过多少版本、多少次公开演出，但其实这些都跟您没关系。

陈乐融：其实在我比较量产走红的，一线词作家的年代，我应该基本上，没有从中国大陆收到过任何一毛钱。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漫长的维权努力。可是至少我们前人一定得种树，后人才有机会乘一点凉，不管是不是会大树成荫，可是如果现在不做，那纯创作人以后要从音乐产业链中，获取物质报酬的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武鹏：您刚才也谈到从创作歌词角度来讲，得到的报酬甚至不能足以，养活一个职业词人，但是这么多年来您还是笔耕不辍，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文字载体，您都尝试了而且都非常有建树，包括音乐剧、剧本。这些创作你的动力是在哪？你究竟是要分享什么呢？表达什么呢？

陈乐融：其实我从小就是个爱写作的人，歌词只是刚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就有机会写歌词。我本来就是一个你说是“笔耕”，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农夫，说实在的这就是一个你自己个人的天分、天命，所钟情之所在，你就是爱表达爱写。

所以我才说我可能天生的，想象力比较活跃，观察力也还算敏锐，所以对于怎么样把世间的万象，这些片段的现象能，够组合成一个东西，变成是我的，我发声出去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自己生命重心之所在。

就跟刚才主持人问到说，我写了这么多类型的，有些是商业的，有人请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回头来讲，我自己也在经营一个，我的个人博客，叫“陈乐融自选辑”，我也写了好多年，大概发表了起码一两百万字，这里也没有任何的稿酬，我还是乐于在上面发表感想，评论电影、书籍、美术展，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社会文化的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管你说是读书人的宿命也好，你说是知识分子，你说是文化人，你说哪怕就只是一个有高度好奇心、努力地活着，分享着的人，我觉得都好。

民歌运动全盛时期邓丽君不敢发片

武鹏：我们现在聊一些80年代的台湾乐坛，几乎它是全华语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巅峰吧，我们现在作为大陆的年轻人，也没有机会看那个全貌了，看台湾80年代乐坛。您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话，您怎么看80年代的时候，整个台湾乐坛的环境？

陈乐融：我想其实一般人听音乐只注重歌手为主，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好一点的爱乐人会注意到作词作曲；有的人会注意到制作人，甚至有人注意到编曲人；再有一些人对乐器特别着迷的，他会注意到乐手，会注意到谁吉他弹得很好；甚至还有人会注意到录音师，那就已经太厉害了，这就是他已经有进入准圈内的一个条件了。就是你对这些幕后工作人员，是有一份敬意的，你知道不是只有歌手在那边，“哇啦哇啦”一唱，其实背后是有人帮他做出整个东西，就跟电影是一个团队一样，做一张唱片，做一个专辑也是一个团队的工作，特别是在80，那个时候我们蛮讲究分工合作的。

跟现在，一来为了省成本，二来是可能每个人的自我表现欲加强，所以透过21世纪的各种科技力的解放，会使得每个人觉得自己比较全能。你原来不会编曲的，原来以前是必须看着五线谱，了解不同乐器的音色之后才能写，编曲、曲谱这件事情。像陈志远老师以前编曲，他是同时进了录音室，立刻写五线谱，吉他是这个谱，贝司是这个谱，键盘是他自己，鼓是这个谱，大家拿了分谱练一练之后，就开始来录音了。现在的编曲呢，可能有编曲的软件，甚至有的人是先透过编曲的软件调好音色，调好了和弦，调好节奏，回头来再试着把旋律给生出来，也有人改变了他的作曲方法，甚至有人拿着一个手机，拿一个录音笔在飞机上，在出差的时候，在酒店里，他就哼一段歌，我也变成一个作曲人了。这在过去的专业训练下是会被笑的，可是在现在这个年代，你只要能完成一个小样，一个DEMO，没有人会管你，它是怎么生出来的。

那回头讲80年代，大家都觉得我们，原来是出自哪个专业背景，你就好好把你那一部分的活先干好，然后每一个领域，都有他出色的人，要让他去做出最出色的事情，所以制作人是必须要懂好多部门，要去协调。现在的制作人大部分，有的时候选歌也不是他，唱片公司的人先选好，就丢给你这三个歌，你去制作，发编呢，他也不见得有想法，就丢给编曲的，你看看你做出来，不行，再换一个，我要什么，有些制作人是比较，不是很靠谱的，他也可以挂名叫做“制作人”，他对歌手的定位也没有想法，因为可能公司就已经先决定了。过去我们真正的大牌、优秀的制作人是，你看苏芮是这个样子，李寿全你有什么想法，不是说我已经有无数的想法来，指定你去生出一个什么歌给她，是你来Study她一下，这一位女歌手是这个样子，她应该唱什么样的歌，偏蓝调一点，还是爵士？还是摇滚？还是怎么？你要跟她聊，你要跟歌手聊，你要去打造她。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都会去尽一份他该尽的力气。现在因为艺人有时候自己想法多、主见强，公司也因为有的时候预算的问题，它不见得会找到这么多专业人士，一起来打造她，这些都是一些改变。

武鹏：而且您好像在80早期，你应该还在读书，那时候80年代的早期，那时候正好是民歌运动的，极盛快转衰的时候，民歌运动在您的印象当中，在您看来它在台湾流行乐坛，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陈乐融：其实校园民歌运动，对台湾的流行音乐，我觉得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大，它分好几个层次，我也曾经讲过，就是我还是不喜欢，只讲那些民歌手，因为民歌手是幕前表演的一个人，但是别忘了，我觉得它塑造了好几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以前不写歌的人会出来写歌，因为过去在台湾的60、70的时候，是掌握在极少数，因为那时候从业人员非常少，一个比较红火的作曲人，作词人，甚至可能会逼到，你限期要交出多少个，所有人都去找那些人。可能比较活跃的人大概不超过五个、十个，就掌握了大多数唱片公司里的生产量。所以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要挤进去提升专业素质的一个年代，你也可以说是被垄断，可是你也可以说相对地，就靠那些人就已经喂饱了，大家的，听众的耳朵了。

可是到了校园民歌，变成是学生，从一个素人，一个原创，他就可以试着去写歌，可以透过比赛，可以被唱片公司录用，甚至到最后有些人是专门写词写曲，有的人开始发展，觉得我可以做制作，做编曲，意思是说唱片圈涌入了，好大一批新的生力军，而这些人是所谓大学生，这个肯定跟过去那些，特别有一些是从军职体系的、从一些比较老派的，音乐背景中出身的，有限的专业人士，气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但是带来了像蔡琴、李建复这种学生歌手，其实也带出来学生的创作人，学生的制作人，学生的乐手，学生的编曲，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开端。

因为任何的行业要兴盛，人才是根本，那个年代大量的涌入了，新兴的人才，这些人才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刘文正、凤飞飞这些时代的曲风，我觉得在民歌全盛的时候，甚至严重有两年的时间，威胁到像邓丽君这一辈的歌手，都不敢出片，都不敢出片，都觉得那时候大家只要听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小清新的歌，讲点黄鹂鸟儿，讲讲什么蓝天白云，讲讲什么出去郊游什么的。当然那时候也有一群，开始唱一些歌颂中华之爱的，这一类的比较跟古诗词情怀，去接近的一些曲风，可是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刘文正、凤飞飞、邓丽君会唱的类型。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因为这一批艺人的出现，也带出了滚石跟飞碟的经营者，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的民歌手，吴楚楚是民歌手，可是像段氏兄弟不算，但是他们是另外一派，他们是透过西洋音乐的引介、赏析，他们是办杂志起家的。所以又带给后民歌时代一群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跟传统的那种，国语歌曲的曲风致敬，而是跟西洋歌曲、西洋摇滚乐，去致敬学习、模仿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才觉得透过这些所有人才的汇聚，使得后民歌时期，才会诞生飞碟、滚石，以及后来的可登、派森，甚至国际公司的宝丽金，先驱公司齐飞唱片这些等等的进驻，我觉得都是拜金韵奖的校园民歌，还有另外一个海山唱片的一个民风乐府，这两大比赛体系，把整个原来被传统歌星，跟传统唱片公司垄断的局面，一下打破了。

有些时代的发展得并不平均，有一些行业特别兴旺，绝对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有一个以上的杰作出现，有一个以上的高手出现，所以大家风起云涌，才会让其他人心生向往。否则，如果一个行业，只有一个尖子，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至于，会被其他所有的后辈看上，觉得说“我想投身到这个产业里，我想以它为工作，我要去报考，去应征”，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有时候必须在行业中、在领域中的人自己要检讨，你有没有释放出这样一个氛围，这样一种乐观的气场，足以吸引优秀的人靠近你？因为我听太多人说现在没有人才，我心里想，你们有吸引人才吗？你没有把自己做到位，你们自己有提供出一个愿景，一个Vision，去让还在校的人想说我要做这件事。我当初做了，可是现在的行业的领导人，除了继续在唱衰音乐环境之外，到底有做出什么令人感动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很容易被感动，但是你有拿出感动他的事情吗？

曾被滚石挖脚 收到李宗盛神秘邀约

武鹏：现在再听到“飞碟”两个字，可能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陈乐融：其实前些年有人来跟我谈了一个想法，就是“飞碟30”，因为这当然也是“滚石30”他们搞了一个特别大的演出活动，还是系列的巡回。所以当然很多爱乐的朋友就会回想到另外一个80跟90年代台湾的一个唱片帝国，叫飞碟唱片。那我自己当初就是进了这家公司，然后在里面的发迹、崛起，我自己受这一个公司的恩惠当然是很多的，参与了他们非常辉煌的一段经历。所以当有一个主办方提到说“飞碟30”的时候我个人当然心中有一份悸动，可是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要促成这件事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毕竟滚石唱片还在，不管它现在的经营情况已经不复当年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既存的品牌，跟飞碟唱片后来已经卖给国际的华纳音乐，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所以这时候如果要冀望过去的一些飞碟的这些，不管是创办人之一，或者是一些部署旧众，要出来参与一些事情，可能反而未必是由这群原来的当事人，可能要透过一个第三方的力量来组成这件事情，那大家共襄盛举，可能会觉得那个意义会更大一点，否则感觉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好像一群已经心散的团体势力却突然看到人家“滚石30”非常成功，然后你们就起而效尤，我觉得未必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纪念的方式。

武鹏：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唯一能够对抗滚石的只有飞碟。好像我之前和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过，两家公司有很多的竞争甚至是白热化了那种，但是私下又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

陈乐融：应该这样讲吧，其实如果从他们的创办开始，两家就是有关系的，因为飞碟的创办人包括吴楚楚先生、彭国华先生，他们其实都曾经是滚石创业的股东，所以当初是段氏兄弟跟彭、跟吴这两位先生，他们四个一起去弄滚石的，但是弄了一年之后，他们这边就分出去，所以是隔年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竞争品牌。所以我要讲的是，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朋友，也是一定有某种经营共识、音乐共识的一群年轻人，在当时他们算年轻人。所以我才说，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一点微妙的竞合的关系，就是我们对这个圈都有想法，但是很显然我们的想法有点不一致，所以我们分家了，分家之后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那这时候所有的资源在市场上，两大品牌一定会去试着去争夺，在争夺的过程，当然也就产生了某种的竞争的心理。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也真的，是良性的竞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说到两家公司的员工们，其实大家也还是有某种的惺惺相惜的。

所以，我们彼此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往来，那彼此你说有没有敬重，绝对也有，我们可能会佩服他们的一些操作，他们会佩服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那我觉得现在看来都是很棒的一段，强强联手又竞争，把整个市场炒热，然后把很多的行业观念导正的一个阶段。

武鹏：好像当时您还为滚石的歌手做过案子，我们今天都觉得完全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

陈乐融：其实在做案子之前，我还必须先透露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还曾经被滚石挖脚。应该说有好几个阶段我都被他们接触过，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甚至是我才刚做完一个叫做《蔡蓝钦纪念专辑》，那时候我才进飞碟不到半年的时间，滚石就有人来接触我了，他觉得我的气质、觉得我的想法很适合他们。那说真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其实对这两家都有一份憧憬，可是我因为已经进了飞碟，而且也才刚进去不久，就获得很多的重任，所以我当然也不可能离开。那当然，在第二次更后期的一次挖脚，就是在我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这些行政管理的一些经历，也实际介入了，不只是写歌，还有整体的一些唱片策划，还有甚至公司内部的研究发展的一些领域，我都已经在主管了，所以那时候又在接触我。所以那一次最后已经谈到某一个程度，最后又因为一些原因，我就没有再过去。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跟这家公司还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缘分，这是属于人直接跳槽挖脚这件事情。

那讲到说是歌词的合作上，我倒没有直接帮他们做过案子，可是我倒帮他们写过歌词，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开始是李宗盛找我，李宗盛有一次就神秘兮兮地约我，就说“你愿不愿意来跟我，聊一下？”他说他有一张专辑，还有一些歌他觉得很不错，请我听听。我那时候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对不对，你还愿意给我听你们没出版的专辑，这显然背后是有埋了一个什么，很神秘的一个契机。我就去见了他，其实他也是很堂而皇之的，就很公开的请我去他们公司里，去他的办公室，他就放给我听，那时候就是陈淑桦的，后来叫做《梦醒时分》，可是真正专辑名叫《听你说》，好像叫《听你说》什么，《跟我说》（《跟你说听你说》）还是什么。他就放过里面全部的歌曲，然后那个时候他很兴奋，原因是他刚刚挖掘到一个，新锐的编曲人叫李正帆，李正帆是李宗盛挖掘带进滚石的，而且给他委以重任的第一张就是陈淑桦的这张专辑，而且是全部的编曲。

武鹏：成名作，也是李老师的（成名作）。

陈乐融：对，很有整体性，全部是李宗盛制作的整张，然后全部的编曲是李正帆。那他就给我陆续听了一首歌，包括我提早已经听到《梦醒时分》，你看那个气氛挺微妙的。我就在午后的会议室，滚石唱片的会议室，听了，对不对，滚石的“镇国大将”，李宗盛放给我一首他们的，大牌的天后的一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我听了这张说这会卖啊，我说这张会卖钱，而且是很好的作品，很新的一个编曲的音色。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还有其中两个旋律，他觉得除了我之外，他觉得没人能填。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夸奖了，可是那时候我就说，身为一个作者，我当然很乐意跟这么优秀的制作人、这么优秀的唱将合作，可是毕竟我是“敌营”的一个高阶主管，我说这样子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答应你。他就说那要用什么方法可以促成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件美事，我后来就回头，我就说那我心中已经有一点谱了，我也想帮忙争取这件事情，我就回头去跟公司的老板去聊一聊。

后来就决定既然他邀我两个词，我只会写词，就去换一首李宗盛的词曲吧，就是两个单位换两个单位，然后就指定写给叶欢，因为那时候叶欢也在筹备。而且这个条件就是老板直接定下来的，我就衔命以赴，我就跟他说，“老板说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没问题，以物易物。”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真的是滚石飞碟交流史上的第一桩也是唯一的一桩，就是李宗盛亲自打电话来邀我，我很感谢李教父、李大哥的厚爱。后来的确我在里面写了《爱情走过夏日街》跟《我可以》这两首。《爱情走过夏日街》后来也还曾经被赵咏华翻唱过。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很美妙的音乐。

在音乐圈感到孤单 从未放弃过写词

武鹏：有另外一个人，大家会认为你们更熟，就是王杰大哥。大家会想象，你俩更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整天在一块玩，你们俩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乐融：其实这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在说这个误会之前，我先要解释我个人的一个工作原则，我从1987进入唱片界工作开始，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特别，跟哪一些歌手来往得特别密切，其实这也是受公司老板的影响，那个时候其中一位我的老板，是陈大力先生。我记得其实大力先生也曾经，跟我提过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蛮受用的，他说其实你要做企划，做策划，了解艺人有的时候是一个途径，可是有的时候朦胧美，是另外一个途径，你不见得非要去跟这些艺人，不管他是大牌如黄莺莺、蔡琴，这些已成气候的艺人，有那么深入的理解，同样面对新人，那时候的王杰也好，小虎队也好，你同样不见得一定要去，和他熟到多么熟的地步，才能够帮他做这份策划。

我后来这句话听进去了，而且一听进去就听进去二三十年。因为这些年我不管是，做创作也好，做推广也好，做媒体主持工作也好，我接触了无数的艺人。我后来发现，我的个性可能不那么适合跟，艺人有这么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也没办法当经纪人，因为经纪人你得带着他，你得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得注意他的各种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回来我跟当时飞碟的群星，比较少这么多私下的联系，那对王杰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我们合作真的非常非常多，我也很感谢他，把那么多歌都唱得那么的好。但是如果说真要说，我们是什么吃喝玩在一起，这还真的比较没有，因为他是“孤鹰”，然后我是“孤星”。所以，两个人也都是一份惺惺相惜吧。

武鹏：现在大家不管是传媒，还是网友提到音乐界，喜欢叫“音乐圈”，大家喜欢叫“圈”，圈就有边界，有里有外，您觉得您在这个圈外多一些，还是在圈里多一些？

陈乐融：这个问题很好，因为通常音乐圈的人觉得我太跨界，没那么像自己人，因为我关心的很多事情，已经是他们比较没兴趣的事情，就跟我做这么多年，我跟台湾的一个果陀剧场，合作了大概将近二十年，我相信我很多音乐圈的朋友，是没看过我，任何创作出的舞台剧，或音乐剧的，甚至大家以为音乐剧跟，流行音乐好像有点接近，可是说实在的，我必须说，台湾无数的音乐人幕后的人，也没有看过什么音乐剧。你说《妈妈咪呀》、《猫》《歌剧魅影》，说实在，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艺术欣赏，跟传统只做流行音乐三分钟、四分钟歌的人，我觉得还是两挂的人。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艺术，我喜爱，我还会去看画展，看展览，我会参与很多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的策划或者论坛。

我一天到晚在看电影，我看的电影，比台湾拍电影的都多很多，我常常开玩笑说，“写影评的人看太多电影，所以很不满意现在的电影，真正忙着拍电影的又没时间、没兴趣看那么多好的，海外的电影，他们的眼界就打不开，就只想取悦现有的观众就好。”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对这些各式各样的艺术门类是很，很有兴趣而且是很享受的，它不见得可以成为我的工作，不见得可以成为我的，下一个舞台、一个生财之道，但是我觉得人生不是只有赚钱，就跟任何一个平民百姓，他也可能会去享受这些，文化娱乐艺文的活动。这些观点跟台湾流行音乐圈，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会觉得陈乐融太文艺了，太读书人了，太文人气息了。所以我在那儿，有的时候有一些孤单吧。

武鹏：我不知道以前的年代怎么样，现在年代的音乐圈，大多数人的状态，是希望能进圈，最好是能站在圈子中间最好，而你就好像是一直站在一个，欲走还留的一个阶段，也不会到正中间来，因为你的事业也没出去。

陈乐融：从1987到1996，其实我算是完全站在，这个行业的正中间，有九年多时间，整体虽然我有进进出出，做比较多的事务，或者比较少的事务，但是我都还是在飞碟唱片体系里。但是一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水岭，可能也是这边的朋友比较不了解的，就是96年，我参与筹划了台湾一个，有一波新兴的广播电台的执照开放，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着飞碟唱片的一些老总们，我们出去另外筹组了一家，全新的广播电台，我是开台的副总经理。所以几乎全天的节目，是我去参与播划的，五六十位主持人，所有的栏目设计，全部都是我亲身亲为的，两三个月都没有休假，周一到周日全天上班的。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业经验，也使我从一个传统的内容产业，跨到了一个传媒产业。

大概是从我开始跨入到传媒领域之后，就变成写词的发表量大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飞碟、华纳没错，但是为什么别的唱片公司就不找我了呢？也没人找我去做新人的，也没人找我写一个单歌，这个合作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你说做传媒跟流行音乐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有蛮密切的关系，就像林夕，其实在香港也有好一阵子是，在电台任职的，我相信有蛮多的新马地区的词曲作者，也是跟广播电台是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我只觉得可能是一个时也运也命也吧。可是我真的必须要替自己稍微辩白一下，我从来没有放弃写词，我也很乐意再去策划新人，或者是策划一些已成名的歌手。但是这必须要有唱片公司跟我，有具体的合作，我也满意于这个合作的模式，我愿意再去做这些事。

其实2013年我还帮一位，大陆歌手写过专辑文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买专辑了，所以文案也不见得看到，就是李泉。我还特地帮李泉的，《天才与尘埃》，里面的文案是我写了一段，而且他们公司特地，从上海打电话到台湾来请我，我还特地跟李泉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们到底希望我写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年头还有人在看唱片文案吗？有人想看一段“似诗非诗、似文章非文章、似新闻非新闻”的一个关于歌手，或者是这个概念的一个演绎吗？他说他想，就算没有太多的记者看到，没有太多的听众买回去看到，他觉得他自己想要这样一个记录。我就觉得这是某种知音，就觉得现在还有人要看唱片文案，当年我真的写非常多，我觉得每一个唱片文案都是对一个歌手、对一个音乐主题的打造、一个侧面的文本。但是现在连专辑这一片，你都不买回去了，你哪儿会看到其他的印刷资料呢？如果都从网上，歌词网站上只会印歌词，而且常常还印错的，词曲作者也可能印错的，何况谁要文案，现在要的是绯闻，就是爆点，要有梗，这些事情是属于公关团队去操作的，这已经不是传统的企划文人，要做的事情了。

我和陈志远属于“陌路知己”

武鹏：之前采访周华健大哥的时候，他说他和张大春两个人的合作，像是剑客过招的感觉。大家都知道，您和陈志远老师是黄金搭档，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曲，你们两位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

陈乐融：其实我也曾经在一些文章里面，跟访问有谈到，我跟陈老师算是“陌路知己”，这陌路不是形同陌路的陌路，我们说真的我们从私生活，就很少接触，就算是工作场域里面，我们也可以不接触，我们可以不用直接沟通、讨论、开会，就是以前早期还只是，录一个卡带就给我回家，用卡式机这样听了，然后就反复的播放，我还通常会习惯把他的那一小段还录重复一点，录长一点，这样可以不用一直换面，就是这样一直听。然后陈老师不会给我任何的，特别的意见或指示，因为他那时候扮演，主要是作曲和编曲，他不是制作人，所以可能他不需要特定来跟我，决定这个词义的方向。

那到后来，有了电子档就更方便了，肯定是用Email往来的，那个东西直接就寄来，我就填，再寄回去。通常我们中间是有中间人，这中间人要不然就是制作人，要不然就是公司的老板。所以，认可他的工作成绩的是老板，认可我的这部分工作成绩的也是老板，老板在中间当成一个统和者。所以，我跟陈致远老师说真的是，一点都不熟悉，所以后来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很难过，可是人家来问我一些，讲他的一些小故事，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材料可以讲，因为我跟他真的就是“神交”，可是就偏偏这么有意思的是，我跟他的旋律特别有一种默契，所以可能公司也好，制作人也好，才会一直试着把他的作品，拿来给我填。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的合作是他有曲才有填词，我跟有些人合作是我先写词，他就谱曲，可是陈致远老师是快手，他习惯自己就把旋律编曲都做完了。

人一度以为我们是兄弟，或者是好朋友，幻想我们的合作场面，是他在弹琴，我在他旁边端一杯红酒，然后突然灵感大发，诗兴大发，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么浪漫的场面。陈老师很喜欢喝酒，但是他晚期最喜欢的酒友是黄磊，而且跟工作无关的。而我是滴酒不沾的一位创作人。

武鹏：但是他的去世，好像也给您比较多的感触。

陈乐融：我想那次我刚好也人在北京，刚好在洽谈一些事情，一个大型的音乐剧，要签一个合同，然后突然有北京的朋友就联系我说，有媒体本来想采访我，说陈志远过世了，要我讲点话。我记得那也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堂，一个旁边的咖啡座，我听到了之后，一开始就闷闷的没有什么事，但是后来一回到座位，我立刻就哭起来了，就流泪了，然后我就跟对方公司的老总说，我们停一下，我说我稍微平复一下情绪。而且我就跟北京朋友交代说，我不受访，我没有办法在此刻，去回应传媒的需求，而且重点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份难过，但是如果你们想更知道很多，什么小内幕、小细节、小花絮，我知道我提供不了，我不能假装跟他是一个好朋友，我不能假装跟他是个好邻居，因为我们没有过这些的，私下的来往。所以我那时候挺难过的，而且心中隐隐有一份感觉，虽然我们年龄也差了一大截，但是我觉得，好像总是我的某一个时代也埋葬了，有一份这个感觉。虽然我们后期进入到21世纪，我们已经合作得很少，非常非常少了。所以在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我们曾经一起共同，也算是携手作战的年代，就永远的逝去了，就感觉好像自己也快走了。

文艺青年只希望“爱的抱抱”

武鹏：假如说现在又有一个年轻人，他要做自己的案子，想寻求您的帮助，而您又愿意帮助他的话，您觉得怎么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是给他写文案，写歌词，还是帮他塔罗一下？

陈乐融：应该说我自己后来对于哲学、对宗教、对命理，其实都有一些涉猎，所以我自己对于所谓站在哪一个圈，我个人不是太介意，我觉得人“无入而不自得”，是最好的境界，我还做不到，但是你必须做什么像什么，你在哪个里面都可以出入自得，这是一个最随缘、最积极的随缘。所以我要讲的是，我现在这些年，面对任何的商业案也好，或者是一个有心创作，或走演艺之路、音乐之路的人，我常常有的时候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来决定我要回应他什么。你到底是做兴趣，还是你想挣大钱；你是想要坚持理想，宁可饿肚子的，还是你很愿意改造自己，符合商业潮流；你想也不代表，你可以做得到，你想上《中国好声音》，不代表《中国好声音》要你，也不代表你会被导师转身。

你可以用一种比较无情的方法，来见价，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资产，你有没有这个潜力，你是不是潜力股，甚至再回头讲，不要讲玄学面，或者是商业面，如果纯粹只从，艺术交流的角度，我当然可以称赞说，你的东西不错，你特淳朴，特清新，特这个特那个，但是对不起，如果你跟我的交流，不只是停留在，以文会友的阶段，而是想要上升到做一个职业的角色、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甚至还想成为什么，王力宏、周杰伦的话，那对不起，我们的标准会立刻，有巨大的改变，我必须用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你到底缺少哪些资源，以及你本身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是说，想要投身职业领域，跟你在校园做兴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级别，一般年轻人是否，有真切地认知到这件事情，能够接受非常无情地、现实地审视？我觉得这是有时候，一些喜欢音乐、喜欢文艺的人，他不太有这个承受力，他还是希望乐融老师、希望姚谦老师给他，爱的鼓励，爱的抱抱，然后一些指点，说你这个词用得不错，这个文法不错，好啊，不错归不错，但接下来呢？你能不能真的走上，专业作词填词这一行，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下一个命题了。

武鹏：刚才一开始您也提到了，87年帮蔡蓝钦做的那张，您做了第一个企划的案例，现在来看不管是文案、概念，都非常非常的棒。有时候再提起这个案子，您觉得这个案子对您意味着什么？

陈乐融：蔡蓝钦《这个世界》，是他唯一的一张专辑，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有些歌手是成名以后过世，演员也会成名以后过世，但是他是一个已经过世，才要出版他的遗作，这个是华语乐坛首例。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台湾大学的优等生，是体育、学业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一个大学生，而且台湾大学是台湾最高学府。那时候，吴楚楚董事长就拿给我听他的音乐，在车上，用车上音响先放，那时候还是卡带，我一听，他就说这个其实还没有整个做好，最后的混音等等，他在考虑要不要出版，因为他们签过约，但人过世了，突然意外英年早逝了，他觉得这样出好吗？对家人好吗？是蔡蓝钦的意思吗？对于这个公司的营运来讲，这是一个赔钱的事呢，还是一个趁火打劫的事？会不会有人会，误会我们的心意，说难听一点，觉得你还赚死人钱。所以，这的确是公司负责人要考量的，可是他那时候只是给我听，让我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我喜不喜欢，我那时候真的才进去大概两天还是三天，就在老板的车上听了，听了几个歌我就觉得很感动，其实真的是很素了。

可是我觉得他里面讲的那些升学、补习、青春的幻想、校园美女、人生的一点迷茫，在1987年听到就觉得，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在前一二十年也可能是这样，再过一二十年也可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是值得出版的，后来公司反正就跟家人取得了默契，还是愿意把他的遗作出版，觉得应该这是蔡蓝钦的心愿。所以他没有拍，连照片都没有，我们封面还是请人画的一个素描，MV也没有办法拍，因为这个人也不在了。变成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跟社会大众介绍他，因为他没有机会上，任何通告访问，一个电台、一个报纸访问，都不可能的，你总要给记者有东西写吧，我又不认识他。所以，我就进入了一个很神奇的企划任务，我必须跟他家人，他弟弟、他好朋友做一些访谈，我必须反复听他的歌，看他的歌词，直接以文人，对文人的这种心思去共振。

我记得有一阵子，当那个海报出来，那个素描画出来，我就把他挂在办公桌前，有点像早晚膜拜一样，我就去看着他，听他的歌我就来想，我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组织起他的一些生平的样貌，然后我去试着把每一个歌都写了很多注解，这首歌《校园美女》可能在讲什么，全都是我个人的臆测，应该说可能也像个乐评人，乐评人不见得访问到音乐家，乐评人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眼光去感受这首歌。

武鹏：您想过没有，人生可以企划吗？

陈乐融：这是个好问题，过去台湾有一阵子流行一个词叫做生涯规划，大概有十年，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不流行的原因很简单，大家就发现生涯不太真能够规划，你的与时俱进里面，其实不在你规划的范畴。外在的条件，你可以立定你的志向，你可以增进你的战斗力，你可以培养你的EQ。但是说真的，生涯牵扯到外部，太多的因素的决定。有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还活着，还能够保持开心，有内涵的，相信自己的活着，已经不简单了，甭规划那么多了，你一年的计划可以定，组织里肯定要定一年的计划，三年如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当然也需要规划，可是还是得，永远得摸着石头过河，永远得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