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前3小时，在上戏实验剧场见到袁弘，他拿着一个红色的保温杯迎面走来，杯子表面的漆掉得斑驳，露出银色的不锈钢底子，坑坑洼洼。

查询淘宝记录才发现，这个杯子已陪伴他8年了。“用出感情来了，不舍得扔。”

杯子里是滚烫的咖啡，早上不喝咖啡，他会觉得不习惯。只是没想到，咖啡豆竟是他自己磨的。“因为天天喝，嘴越喝越刁，但豆子越来越贵，喝不起。就买了一个小型的烘豆机，买生豆自己烘。每次烘100克，需要十几分钟时间，烘豆子的时候，家里会特别香，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处女座嘛，需要什么就喜欢琢磨。”

大概正是因为念旧、爱琢磨，促使袁弘接了《前哨》这部话剧。这是他母校上戏出品的话剧，讲述上世纪30年代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的故事，他在剧中演柔石。剧中不少演员是他当年的同学和师长，比如，演鲁迅的王洛勇就给他上过课。

去年第一次排《前哨》，回到上戏红楼，这是他20年前上课的地方。“一进教室，当年的记忆、感受、味道、气味都回来了。那时候我们的表演教室在1楼，黑匣子在4楼，那是我们演毕业大戏的地方。那时候在上戏，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明白了要如何去面对这个演员这个职业，如何尊重这个职业，如何敬畏这个职业。”

关于毕业大戏，过了这么多年，袁弘还能把情节完整复述出来。虽然那台戏里，他和室友胡歌都是跑龙套的，在剧中演两个记者，穿着短裤和风衣，扛着摄像机上台。“那时候我们会在一起想象未来，但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这回排《前哨》，袁弘住在离上戏不远的地方，每天骑自行车来剧场，还在剧场里度过了40岁生日。本来是为妻子张歆艺生日买的折叠自行车，在上海提货的时候，又给自己买了一辆，“也不能让她一个人骑嘛”。

在《前哨》剧组度过40岁生日

袁弘喜欢在上海骑自行车的感觉。“排练完收工，我都喜欢骑自行车回去，现在天气不那么热了，夜里骑车特别舒服。可能因为读书的时候，经常打不起车，就骑着车去试镜。每次骑车经过长长的长乐路，两旁都是梧桐树，就觉得很幸福。”

《前哨》刚演完，9月16日起，袁弘又要在上海大剧院演舞台剧《弗兰肯斯坦》，这部戏对他来说，比《前哨》挑战更大。而《弗兰肯斯坦》上演的前几天，妻子张歆艺在东方艺术中心演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夫妻二人仿佛在打擂台。

看《我不是潘金莲》当晚，袁弘“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家之后跟“媳妇儿”聊到深夜，他还发了个微博：“感叹我们俩都能在舞台上碰到这么好的作品，这么好的角色，值得努力付出，仔细雕琢。幸运，更要珍惜。”

记者：在《前哨》里跟当年的老师王洛勇演对手戏，压力大吗？

袁弘：其实2008年我们就一起拍过一个电视剧，我当时是我们班第一个跟他合作的，那时候还挺紧张的，现在不会了。在生活中，王老师跟我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前哨》里，他演鲁迅，我演柔石，是一种亦师亦父的关系，特别巧。

记者：王老师教你们的时候，好像刚从百老汇回来，那时候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袁弘：他当时在我们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在百老汇演音乐剧《西贡小姐》，是第一个华人男主角，演了两千多场。他给我们带来大量影像资料，《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把我们看“疯”了，好像一记重拳直接打进你脑子里。让你觉得新鲜的同时又极其实用，全是干货，那时候就给我了一种对舞台的向往。

记者：柔石是一位烈士，但你在剧中把他非常柔软的一面塑造出来了。

袁弘：关于柔石，除了他自己留下来的作品之外，关于他的资料和描述是比较有限的，这样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二度创作的空间。

我读他的《二月》，里面有他的影子，那种知识分子的自省，甚至有些软弱的成分在里面，当然那种纠结和犹豫也有时代的原因。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是一个心思极其纤细柔软的人，遇事也会慌张。但就是这样的人，他在选择革命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表现出坦然和潇洒。我觉得这种人性里的矛盾和冲突是很值得刻画的，也是他身上很迷人的地方。

记者：就像柔石这个名字，坚硬又柔软。

袁弘：这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因为他小时候家门口有一座小石桥，桥上有4个字，“金桥柔石”。他用“金桥”当过笔名，但用得更多的是“柔石”。

我读他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他的文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超越了对技巧的追逐。他的写作非常扎实，不是空中楼阁，他观察生活，将对现实的思考转化成文字。我觉得，柔石如果不是在29岁就去世，他的文学成就会非常高。

记者：你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演影视剧，为什么突然开始演舞台剧，还接连演了两部？

袁弘：我很喜欢《前哨》剧组，大家相处特别好，因为大家都是师生校友的关系，还有一种学校的氛围，大家全都直来直往，创作氛围特别好。

都演到第四轮后半程了，王老师有一天下午还突然来跟我们说：我昨天看了你们前一场戏，听到你们的一句台词，我在想可不可以改一下，我们这样演。《前哨》一直都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

王老师说，百老汇就是这样，一部音乐剧演七八年，好的演员并不会一场一场自我重复。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每天上场前都会吃一根棒棒糖，像一个仪式。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问自己，我还喜不喜欢演戏，我对这个角色还有没有情感，我为什么还要演这个角色？

记者：所以，为什么演戏比怎么演更重要？

袁弘：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觉得很有道理。一个演员真的要思考我为什么要演戏，想清楚了你就知道我该怎么演了。

记者：很快你就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弗兰肯斯坦》了。这部戏对你来说挑战是不是更大？

袁弘：《前哨》塑造的是群像，但《弗兰肯斯坦》基本上就是“玩”两个演员，一个是弗兰肯斯坦，一个是人形生物。

可能《前哨》一部戏的词没有《弗兰肯斯坦》一场戏的词多。体力上也是巨大的消耗，《弗兰肯斯坦》里演人形生物时，我前20分钟都没有台词，一直像一个动物一样在动。因为他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新生命，虽然有成年人的体格，但只有刚刚出生的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能力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

他是从探索自己的手和脚开始，然后是语言。基本上几个男演员，在排练厅里过一遍戏就汗湿三身衣服。不仅仅是动作多，动作幅度大，情感浓度也很高。

记者：在北京你演人形生物，这次来上海演弗兰肯斯坦，哪个角色更让你兴奋？

袁弘：先说人形生物这个角色，他在三年里完成了从一个刚出生的生命到一个孩子，再到一个成人，认识这个世界，又被这个世界伤害。然后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身体里那种自私的东西，开始有人性的恶的一面流露出来，最后变成一个怪物走向毁灭。

要演一个怪物，并不容易，它从动作到语言到思维，全部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你需要通过很多设计，很多反复的练习，让自己的身体去适应，然后通过这些外在的动作来刺激你的内心。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期强调一种表演方式——心身一体，即用外在来刺激内在。比如你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是你内心的外化，但是同时，这个动作也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直接的刺激，这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来的。

可是人形生物这个状态，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你就需要大量的设计去适应。这种设计既要合理，你的内心也要接受它。在排练初期，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模仿他，而我以往演过的所有角色都是有迹可循的。

唯一能给我提供经验的是我的儿子。他如何出生，如何学习爬行，如何探索自己的手脚，他刚开始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化身“人形生物”

记者：弗兰肯斯坦呢，会更容易一点吗？

袁弘：演弗兰肯斯坦会相对容易一点，但难处在于让观众相信他，跟他共情，他不是那么能让人共情的一个角色。

第二轮排演也很仓促，忙《前哨》的时候，我晚上回去，会把《弗兰肯斯坦》过一遍。同时演人形生物和弗兰肯斯坦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跟别人对戏，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场戏演了，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人形生物和弗兰肯斯坦有一场20多分钟的对话，我现在可以一个人演完。

记者：我看过“卷福”版的《弗兰肯斯坦》，比较打动我的是人形生物“看月亮”的场景，你呢？

袁弘：我也是，比较喜欢温暖一点的东西。看月亮那一段之后，就一直黑暗到底了，那是他生活中唯一有人性温暖的时刻，然后就把它给撕碎了。

记者：《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鼻祖，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不断去改编它，演绎它，你觉得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袁弘：我一开始看原著小说的时候，其实没有抱什么希望，你想，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科幻小说。但我看着看着就傻了，它里面有很多哲学思考，是永恒的、本质的问题，是不会过时的。可能再过几百年，人类最好的戏剧，探讨的还是这些终极问题。

一个怪物被他的创造者抛弃，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可以映射太多东西。究竟科学会帮人类进步，还是将人类毁灭？科学家如何对自己的科学成果负起道德责任？我在演人形生物的时候，特别能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我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实验品，我应该享有平等的对待，享有爱的权利。

记者：演《弗兰肯斯坦》的时候，你妻子张歆艺也会在上海演《我不是潘金莲》，你俩是商量好的吗？为什么近几年有那么多影视剧演员来演舞台剧？

袁弘：她本来早该来上海演了，因为疫情推迟，所以正好撞上了。这次在上海，我终于有机会看了这场演出，看完回家，我们越聊越精神，这大概就是两人从事同一工种的好处吧。《弗兰肯斯坦》她也没看过，因为之前在录“浪姐”，但这次在上海，她也会来看我的演出。

我觉得，一方面舞台剧市场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大家都意识到了，舞台是很养人的地方。

你看好莱坞很多“影帝”级的演员，可能过个几年也会回百老汇排一部戏。舞台的容错率是很低的，你必须一口气演下来。它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琢磨角色，精雕细琢。活儿做细了，你就会发现一些之前没发现过的奥妙和美好。

我觉得演戏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一座宫殿的过程。在影视剧拍摄有限的时间里，你能够推开的门就是那么几扇，推开之后发现门后面还有门，你可能没有时间再继续探索了。可是演舞台剧，你可以一扇一扇推开门，知道门后面有些什么，然后回过头来，选择先进哪一扇门，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节奏进去，就会变得更有趣更丰富。

记者：你今年40岁了，开始演舞台剧有点化解“中年危机”的意思吗？

袁弘：一方面对这件事有情感。每次在台下作为观众看戏都会坐不住，特别羡慕，恨不得能够冲上去演，这种冲动是很强烈的。另一方面，你会想证明自己，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样的舞台剧一般人演不了，你就会想说，凭什么演不了？我就偏演给你看。

也不是什么危机，我要是真感到危机的话，我可能就去直播带货了，这样缓解危机可能更有效一些。

袁弘和胡歌

记者：你还有哪些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袁弘：我前段时间重读了一些莎士比亚的剧本，包括《亨利五世》，我很喜欢。因为在经典作品中去磨炼自己，会让一个演员在表演上有更多的进步空间。好的作品会让你对表演的认知、对人性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更进一步。

我还很喜欢一部戏叫《红色》，讲画家马克·罗斯科的。我现在演罗斯科好像太年轻了，再过20年，如果能碰到，我希望能演绎这个角色。

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打磨艺术的地方，但有时候很矛盾，舞台艺术也需要有商业性，需要票房。所以我也不排斥去上综艺，去维持曝光。只是，我希望二者尽量平衡，让我可以继续向前探索。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图片来源：《前哨》《弗兰肯斯坦》剧组提供

来源：作者：吴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