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黑衣人起码穿行于墨西哥广袤无垠的沙漠，他身前坐着一位裸身男孩。

三位持枪歹徒，从藏身之处现形，大笑道他们是被叫来杀他的。这个男人小心翼翼地将小孩子藏在他背后的马鞍上。

亚历桑德罗·左杜洛夫斯基的《鼹鼠》便是如此开场的，这是一部传奇的“遗失的电影”，绝迹市面数年时间，直到2007年被制作成DVD，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位孤独的骑手遭遇一群持枪歹徒，这在一部西部片中并不新鲜。但一位赤裸的小孩儿，则是平添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与罪恶的基调。

左杜洛夫斯基找到了一种可以给全片以及他的其他作品激起不安之感的方法。

这部电影，总令人感到有什么地方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出乎意料。

这位孤独的骑手名为埃尔·托波，意译过来就是“鼹鼠”的意思。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只鼹鼠终身都在挖一条通天的地道，不料却在它看到太阳的时候瞎了眼。

这不太真实，但真实不能妨碍导演方便使用这种象征的需要。

为自由而挖掘的“鼹鼠”将会失明？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宝琳·凯尔发现，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充满了符号，而且它们都是很显而易见。《鼹鼠》也充满了各种符号，但是它们却并不明显。

我记起了伊伯特法则中的一条：“如果你要问某物象征了什么，它并没有。”或者说它代表着它自身。

第一次看过《鼹鼠》之后，我在影评中写道：

“左杜洛夫斯基四处挪用他的符号与神话：基督教、禅宗、折扣店里的黑魔法，无奇不有。他并非浅尝辄止地使用它们，将它们分门别类，使其仅具有逻辑上的意义。相反，它们被以一种漂移的、多棱镜的方式使用着，彼此映照，相互启迪，而不是为电影下一个结论。这种效果很像艾略特的《荒原》，尤其像艾略特用神话的碎片来做支撑，以抵抗后基督教时代废墟的理念。”

至今我依然同意以上的我的判断，而且也不认为将这些符号凑在一起能得出一个结论来。但是现在我看了越来越多的左杜洛夫斯基作品，我认为他并非平白无故地使用这种方法。

鼹鼠在沙漠寻找什么？他为何寻找？他在寻找符号、图像、怪人、怪事，这些东西填满了整部影片。

银幕上，令人震惊的影像犹如走马灯般出现。正是这一点使得《鼹鼠》这部地下电影在1970年纽约电影院上风靡数月之久。

不是故事，不是表演，不是明星（左杜洛夫斯基亲自扮演鼹鼠一角，那个小孩儿也是他自己的小孩儿），而是影像。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看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它，并且说服了甲壳虫乐队的经理艾伦·克莱恩购买并发行它。

这部电影随后进行了全球放映，并引发了数不尽的阐释。左杜洛夫斯基鼓励这样一种猜测，即效仿《圣经》（“诗篇”）之书，来给这部电影的每个章节起名，并将鼹鼠塑造成一种可能是救世主的形象。

如同左杜洛夫斯基的很多电影一样，这部电影多有身体上饱经摧残之人：截肢者、唐氏综合征患者、侏儒、被截肢的身体、发出女人声音的男人、一位无腿之人骑在一位无手之人的身上，以及一个导演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影像：一位无手之人与另一位站在他背后的、将自己的手给他用的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这些人中的多数都被驱逐到一个山洞里去。鼹鼠以死相挟，商量着将他们从洞穴中解救出来，并挖了一个通往山上的隧道。

近亲繁殖的数代人可能已经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先天缺陷；电影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洞中人这些年来以何为生的交代。

没有任何交代，是因为他们并非以看上去合情合理的角色来表现，他们只是象征符号而已。

鼹鼠在远离太阳的地方挖掘着，以便解放他们。这代表着什么？你来告诉我。

可以再思考一下电影开场的那个赤裸的小孩儿。为何裸着？鼹鼠有赛拉普毛毯披肩和披风，足以令这小孩免收严寒和烈日之苦。

但是一个骑着马的男人，带着一位穿着衣服的小孩儿，可能仅仅只是表示：男人与小孩儿骑在马上。但如果小孩是赤身裸体的，它就变成了“小孩儿”的象征。

关于《鼹鼠》的影评容易激怒别人，这是因为它的作者，包括我在内，无法对影片进行逻辑连贯清晰地解读，而只是简单化地罗列电影中的元素清单。

“这些任务”，我在我之前的那篇影评中曾写道，“为这部电影的杀戮、折磨、剖腹、绞刑、烧死、种族灭绝等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能使人回想起来，但没什么实质作用。这部电影的观感体验令人无法忘怀，但不是一部好理解的影片。”

左杜洛夫斯基（出生于1929年）是一位天赋异禀之人，他的所有天赋全部用于来服务于他怪诞的想象力。

在198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他交给记者一份打印版自传：

“出生于玻利维亚，父母是俄国人，居住在智利，工作在巴黎，是马歇·马叟的搭档，与费尔南多·阿拉巴尔共同发起了‘恐慌运动’，在墨西哥执导了一百部戏剧，画连环画，拍摄《鼹鼠》，现在居住在美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地方接受，因为在玻利维亚我是个俄国人，在智利我是个犹太人，在巴黎我是个智利人，在墨西哥我是个法国人，现在，在美国，我是个墨西哥人。”

他的电影2007年版DVD套装（包括《鼹鼠》《凡多和莉丝》《圣山》《被分离的头颅》，但没有收录出过单碟装的《圣血》），将这位伟大的原创鬼才带入公众的视野之中。

有记者曾在1988年和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和左杜洛夫斯基聊过天。第一年，他说他必须拍《圣血》，那是一部讲述处在一个异教组织的女性的故事，该组织砍下这些女性的双臂以为他——左杜洛夫斯基——所谋杀的女性赎罪。

第二年，在戛纳首映了《圣血》之后，记者问他为何《鼹鼠》没有在市面上流通。他责怪了第一位发行这部影片的艾伦·克莱恩。

“他在等着我死”，左杜洛夫斯基说，“他相信在我死后，他能从我拍的电影里挣到更多钱。他说我的电影就好像红酒——越陈越香。他就像一只秃鹫一样，等着我死。”

他娓娓道来：“十五年来，我试着跟他通电话，他总是说自己在忙。他在吃烟熏肉。烟熏的肉······你知道吗？从熟食店买的吗？”

烟熏肉？

“是的。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们跟我说他正在吃烟熏肉。我没法跟他交谈，因为他正在吃烟熏肉。他十五年来一直在吃着烟熏肉。”

看罢这段访谈，我想象着自己俯视着地中海，凝视着那个画面。一个男人，十五年来一直在吃烟熏肉。

这是一个我无法解释的画面，或许也可能是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