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的许多镜头让人热血沸腾，深刻感受到思想的光芒、理想的魅力和青春的力量，深刻感受到那个壮怀激烈年代在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之路上的分量！

（一）演活了六年历史

《觉醒年代》犹如马良神笔，生动描绘出中国从1915年到1921年社会文化思潮风云激荡的历史嬗变轨迹，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所根植的思想、文化、阶级基础和社会背景，生动展现了觉醒年代的思想引领者选择民主与科学、接受宣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本剧准确捕捉了贯穿新文化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时代氛围，以及在战乱、危机甚至生死存亡之时所迸发的新生、青春、斗争与真诚气息，那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重压万难之下奋力挣脱旧世界、奔向新世界的凤凰涅槃。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正是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更是能锻造杰出的栋梁之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一大批新文化的斗士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新思想的阵营在不断交锋、分化、大浪淘沙；北大师生联合全国多地的青年学生，为维护民族主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六年的历史，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只是一瞬间，中学历史课本中每个阶段只有几百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大事件单列一个章节，也不过800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只有约250字；就是在大学历史专业课本中，也都只有几页记载，多是理性的概括，难以让受众得到感性的认识和心灵的震撼。

《觉醒年代》将其演绎成43集的电视剧，以一本《新青年》杂志和一座北京大学红楼为红线，将历史诸因素进行有效整合，活化了课本里的人物和事件。历史活了，变得图文并茂，文字就像小精灵，就会吸引人，历史才会更加可读；中国人应该珍惜、铭记、感恩的那段历史才更加可信；为了中国的进步而做出惊天动地伟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才更加可敬。

（二）《新青年》是主阵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何而来？无论是在党史中，还是在国史中，共产党的“建党前史”都很难作为重点进行表述，在影视作品中也是盲区，本剧独辟蹊径生动再现了这段为多数人所不知的历史细节。电视剧将《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的创刊作为切入口，以一份杂志的发展脉络作为主要叙述载体，伴随这份杂志的故事，一段鼓舞人心的“建党前史”徐徐展开，也生动回答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哪些探索？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

《新青年》从1915年在上海创刊，到1917年于北京“挂牌”，再到1920年迁回上海，这条叙事线索不仅在时间上依次串联起了作为本剧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的三个阶段，同时还通过演绎《新青年》编辑部变迁的过程，由点及面地将分散在上海、北京、天津、湖南甚至留学法国、日本的革命者和新旧文化的代表联系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等革命先驱，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守旧派教授，这些人都从寥寥几笔的历史教科书中鲜活地走到了观众的眼前，描摹得真实而又有视觉冲击力。

本剧抓住新旧两派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通过不同的文化观和救国思路的交锋，展示一幅类似于春秋战国诸多流派百家争鸣、纵横捭阖，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大画卷。新旧思想的交锋，活化了教科书中的标准化描述，大师对话，火花四溅、各领风骚。正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那样：北大文科不仅需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的倡导者，也需要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保守派教授。

文化是政治的先导，它是割不断的，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北大要成为群贤必至的学术大舞台，只有这样，才能大浪淘沙，滋养出健康的新文化。所以新旧两派是学术之争，各有长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之分。

比如辜鸿铭，他的信仰和政治主张是落后于时代的，但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大辫子”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学贯东西的中国第一人，能用正宗的英式伦敦腔读莎士比亚的诗，学问的确高人一筹，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见解独到精辟，一堂演讲《中国人的精神》语惊四座。当时鼻孔朝天的外国人都要高看他一眼，花两块大洋才能听他一次讲座，还不准提问题。可能有的观众一看到辜鸿铭的大辫子、长烟袋、瓜皮帽、出则两个男仆随从侍候就想起那万恶的旧社会，一脸的厌恶，其实在那个时代，辜鸿铭只是代表保守派，与穿衣打扮无涉。

君不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平时西装革履，有时也长袍马褂。校长蔡元培平时长袍马褂，就职典礼上也是西装笔挺。在民国时期，社会是包容的，不管是衣着、习俗还是学术，中西方交流是比较频繁的。正是有了旧派的存在，新派才愈战愈坚，愈加走向成熟。

（三）红色剧产生了轰动效应

《觉醒年代》弘扬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极大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从网络评论中能感受到网友对革命先驱的缅怀之情，对国家、对党、对新时代的热爱和祝福。有观众称当下的幸福生活就是《觉醒年代》最好的续集，形成了强大的共情、共鸣、共学、共勉效应。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边学党史边追剧成为一种全新看剧的方式，难怪有网友把《觉醒年代》称作“学习年代之中国近代史网课”。电视剧还拉近了主流文化和青年的距离，让90后、00后年轻人心生信念感、使命感，被誉为党史学习教育、电视剧形态的优秀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我也是通过电视剧第一次这么详细地了解这段历史。虽然以前知道北大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但知晓校徽背后新旧文化如此激烈的碰撞故事是观剧的收获之一。对于陈独秀击案叫好的胡适大作《文学改良刍议》，我也是在追剧的同时脑补了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被学校教育中的红色题材“审美疲劳”了，习惯带着偏见看待这类政治性比较强的作品。《觉醒年代》受热捧的事实充分证明：不是年轻人不喜欢红色题材，是有些作品没做好，亮点少、关注点低、无法产生共鸣同振效应。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年轻人努力去创作更多吸引人的好作品，让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最后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塑造高尚的人。

（四）对男主角的客观展显

本剧演绎的三大历史事件中，陈独秀、李大钊显然是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并列为男主角。李大钊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实践，做了大量工作。他历史清白，曾留学早稻田大学，1919年参与领导五四运动。1921年7月促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27年4月，他在北京被捕入狱，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8岁。

关键是陈独秀能不能做主角？如何展示陈独秀的主角地位？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这也是由于他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困惑。他的人生大概以1927年为分界线，由革命旗手到几乎淹没在革命洪流中。

早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虽然缺席了中共一大，但鉴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为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威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推进北伐，促进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人生发生反转。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他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1929年，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方针，反对中共六大路线，提出一些错误观点和主张。他接受托洛茨基理论和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1929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9月，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任书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被开除出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反蒋抗日主张。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被释放。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和文章，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痛斥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的要求。1938年他到达江津居住，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关心时局进展，宣传抗战，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

电视剧以客观写实的手法来展现陈独秀建党前的贡献，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应用。2019年10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称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给予肯定。

其实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主席的这个话距今已经76年，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陈独秀的这个功劳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有相当部分观众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是模糊的，即使我这个历史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在这一点上认识也不是很清晰。就像对国民党的印象，习惯性地说“国民党反动派”，而忽略了国民党1927年之前是进步的、革命的。《觉醒年代》填补了对陈独秀的认识空白，也还原了这段历史。

剧中在充分展现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和性格特点之外，对其家长制作风，粗暴、专制、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等负面“情绪”也作了揭示，不是展示“高大上”的人，而是演绎一个有血有肉生活在凡世间的人。他干事业风风火火，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引领者。但在家庭中，他不是合格的父亲（两个儿子一度与他反目，对小女儿、小儿子也照顾不周），不是称职的丈夫（经常不着家，还被逮捕入狱，家中屡遭军警骚扰，让妻子担惊受怕）。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是这样一个有缺点的人，才是历史上真实的人，和他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相比，缺点犹如太阳的黑子一样，无法掩饰其光芒。

（五）弘扬唯物史观

《觉醒年代》对这段历史发掘深刻，理解透彻，不仅大胆表现陈独秀，将其推向公众为其正名，还体现在对其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高度还原上。蔡元培的柔和性和辜鸿铭的爱国性也在其中得到了客观描述，非黑即白的历史人物观念被打破，历史人物得以祛魅，观众们得以见到一个个真实可信、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由此可见，本剧不仅刻画了一幅百年前“觉醒”的革命先驱群像，其呈现出的细腻的历史自评与坚定的文化自信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当下的观念突破。本剧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建党前史”的一次深情回望。历史的迷雾被拨开，历史的真面目明朗于人民；敬仰已久的人物鲜活起来，党的抽象形象得到了具象表现。这无不在传递一种正确、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唯物史观。

本剧编剧龙平平在同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他曾在学生中做过调研，发现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等人。这些民族精英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英年早逝了，赵世炎、陈乔年就义时才26岁，陈延年29岁，其他人30多岁就用鲜血染红党旗。这才不到一百年，人们就不知道他们了。诚然，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甚至不专门学习、研究民国史的学生，对这些名字可能是陌生的，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真的不应该忘记他们。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这个百年大党的肇始者就是这些为真理不畏牺牲的拓荒者，高楼大厦因为他们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部电视剧，以艺术的形式重现这段历史，让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知道他们，了解他们，永远地纪念和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为追求真理抛洒热血的英雄气概，并以他们为榜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六）展示艺术表达魅力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利用艺术手法把历史富有感染力地表达出来，让受众接受、走心、产生共鸣，需要达到客观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的境界。本剧表现的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矛盾凸现，社会激荡、思潮迭涌，是社会关系复杂，扣人心弦的历史场景变革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一战爆发后，俄国赢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李大钊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国人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觉醒；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召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爆发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一度复辟，孙中山领导护国和护法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些历史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当事人回忆，观众大多从教科书和历史文献里获得了结论，有的已经形成思维定式，电视剧如何给观众提供一部真实生动的视觉信史？是个一个不小的挑战。

本剧表达依据学术研究、考证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实现历史真实的基础，将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按照电视剧的要求改编成好听的“故事”和好看的“冲突”，通过高超的艺术表达手法凸显出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抵达艺术真实，从而成为红色剧的爆款。

虽然剧中时逢乱局，但具有美感的场景不乏其中，让观众在学史过程中也得到美的享受和熏陶。因“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而得名的陶然亭内，带着醉意的一曲“高山流水”，让观众欣赏到一幅诗意盎然的画卷——漫天的雪花，绽放的红梅，悠扬的琴声，温热的花雕，三友成趣，把酒言欢，对酒当歌，好一个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好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意酒意堪比《将进酒》！只是此处不是“与尔同销万古愁”，而是饮此美酒再出发，定搅他个天翻地覆。

长城上众人朗诵《青春》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以青年之力，气吞山河乘风破浪的气势不可阻挡：“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不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吗……这山河越是风光旖旎，这青春越是蓬勃美好，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生命就越显得壮美和崇高。

（七）前进道路的艰辛探索

李大钊常用“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鼓励他人，也是用来鞭策自己——既然已经在路上，就要奋勇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也是历史赋予早期革命者的重任。

剧中多次出现城门口印着深深车辙的路、箭杆胡同里泥泞的路、大雪覆盖下乡村的路，无不是有识之士在泥泞中在黑暗中寻找中华民族光明道路的隐喻——路虽然泥泞或被大雪覆盖，但有路就有通行的可能，就能到达胜利的尽头。泥泞的路有时垫几块砖才能通过，方正坚实的砖垫下去，混浊不堪的水激起来，这个特写镜头正是那个时期社会的写照，那些执着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犹如一块块铺就前进道路的砖，激荡着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朝代频繁更迭的黑暗社会，甘愿做社会前进的铺路砖，虽被泥水埋没永无重生之日而无悔。

这条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路坎坷曲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探索真理的路上痛苦地分化着，《新青年》的同人编辑为杂志的风格和价值取向争得面红耳赤；青年学生探索真理之路更加复杂，不辞艰辛远度重洋，逃离家庭与亲人反目。五四前后，诸多新思潮纷纷传入，到底哪种主义能救中国？

陈延年、陈乔年、易群先等年青人以逃离家庭的勇气实践工农互助，吴稚晖倡导的工团主义和温和改良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失败，给后人很好地补了一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不是心血来潮，在各种理论的失败和比较中，救中国的道路才逐渐清晰起来。其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思想转变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最初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为信仰不惜给自己立下“六不”的清规戒律——“亲情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信仰故，两者皆可抛”，拒不接受家庭资助甚至与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父亲决裂，通过《新青年》接受新思想，赴法国勤工俭学过程中完成了思想转变，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典型代表。

“唯实”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不是偶然”的必然性，《新青年》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居功至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形象越发清晰而伟岸。因此，《觉醒年代》尽管是一部电视剧，却有着突出的历史意义与史学贡献。其突出意义就在于发现并艺术地表达了这段“建党前史”，形象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并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艺术规律的紧密结合。

剧中明确了《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火种地位，前期真实而扎实的叙述篇章预示着这颗种子扎得深，树便长得高。《新青年》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革命同仁们进行思想交流、相互联络的载体，编辑部是其核心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本来发挥着改造国民思想功能的它，在革命先驱们的思想发展下，在现实社会的影响下，陈独秀主动放弃了“20年不谈政治”的原则，从加入时事评论谈政治开始，逐渐成长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流砥柱，直至最后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本剧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其实是对那段内忧外患、苦难深重但有识之士勇于发声的历史的尊重，是对那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觉醒”而先进的青年一代的真诚赞扬，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一本期刊成为一个有纲领、有观念、有信仰的组织的必然过程，描绘了共产党创始人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救亡图存、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这些都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天生具备的历史必然性。

（八）北大红楼堪为地标

历史都是存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发展变化的。北大红楼无疑是本剧的历史交汇点，是“网红打卡地”，它主体用赭红色的砖砌成，醒目别致，故有“红楼”之称。红楼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她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留下了一批知识分子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足迹。

红楼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是北京大学主体建筑，也是北京大学的象征，原为北京大学校舍的一部分，后改为学生宿舍，又改为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红楼就开始屡屡“出镜”。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人才在此聚集，使得北大迅速成为了当时中国学术的基地，人才的摇篮，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陈独秀、鲁迅等人在这里撰文，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领导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这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8年，毛泽东经过杨昌济推荐认识了李大钊，后被聘为图书馆助理员，1919年春离开北京大学，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从李大钊那里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还见到了陈独秀，这两个人对毛泽东的思想和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1921年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28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他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应该说，红楼是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观肇始的地方，更为她成为“主角”增加了厚重的筹码。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2002年红楼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恢复了民国时期的陈设，增设“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展览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专题展览，详细解释了北大红楼的历史。基于这一历史真实，全剧充分展现北大红楼和《新青年》编辑部这一平台，与上海和浙江嘉兴的地理空间，共同构成一个出色的叙事结构和戏剧结构，完成“从红楼到红船”的艺术表达。

在三大历史事件中，因为拥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杰出人士和《新青年》，也是因为红楼，北京大学的作用在剧中被浓墨重彩地展示。本剧挖掘和挑选的北京大学与国家命运相关，但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给观众上了一堂精彩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剧中，时任外交委员会主任的汪大燮自觉无力回天时，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好友蔡元培。蔡元培说：“那我能做些什么？”汪大燮说：“你蔡孑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四万万中国人只要一条心，中国就不会亡。”这句台词的设计，便是根据当时国人对北京大学的普遍期望，是历史赋予北京大学的使命与责任，北京大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全中国的民心民意与腐朽的北洋政府抗争，与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抗争，这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

（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努力

用艺术语言表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本剧的特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被群众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约15000字，许多政治、经济理论非常深奥，知识分子也未必看得懂，就别说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工人群众了。如何适应社会变化要求，把抽象的理论讲清楚，让广大群众愿意听、听得进、听得懂、能理解，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践由少数人领导指挥转变为人民大众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创新由被少数人进行转变为被人民大众丰富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在剧中，作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为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写文章、结交工人，其实就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

李大钊在街上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长辛店工人葛树贵当掉了自己的大衣、皮鞋、怀表，预支了薪水，垫付了葛树贵儿子的医药费，与这个工人结下了友谊。他们的交往，很自然地引出了后来在中国历史舞台起了重要作用的京汉铁路局长辛店机务段机车厂的工人群体。李大钊常有接济别人的善举，如资助学生、为建立长辛店劳动工人夜校捐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捐献经费等等，所以这段情节是合乎李大钊人格逻辑的，也是符合共产党人处处维护人民利益为民情怀的。正如李大钊所作《青春》一文中所表达的那样：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剧中李大钊在长辛店铁路机车修理厂有大段的演讲，他站在高大的机车车头上，不时挥动手臂；两个换气扇在飞转，灰尘蒸汽氤氲；一束阳光斜射进来，照亮了昏暗的车间；脸上沾着油污的工人们，仰着头全神贯注地倾听……虽然李大钊的长袍马褂与工人的工装有明显的对比，虽然大学教授与修理厂工人身份上有明显的对比，虽然机车车头和大学讲台有明显的对比，虽然车间的环境与大学教室有明显的对比，但此情此景，却毫无违和感，堪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画作《俄国十月革命》相媲美。在李大钊深入浅出的演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工人所接受，武装了头脑，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本剧以颇多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手法，表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00年前的青年创造的“建党前史”激励了100年后的青年，青年的奋斗精神因这部剧更加坚定、更加自觉。《觉醒年代》的历史书写独具贡献，它不会随着在媒体平台的完结而走向结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并被挖掘出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