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27年《大都会》的背景介绍

影片讲了一个发生在架空城市“大都会”里的故事。这个城市由资本家和工厂主们主导建立,并雇佣了大量的工人,二者分别生活在城市的顶层和底层。一天,大资本家弗莱德森的儿子弗雷德,遇上了从底层来的姑娘玛利亚,并与她坠入了爱河。随后,弗雷德跟随玛利亚见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他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与此同时,邪恶的科学家罗特旺找上了弗莱德森,制造了一台容貌酷似玛利亚的机器人:海尔。海尔煽动起了工人的暴动,暴动几乎要摧毁整个城市。这时,弗雷德和玛利亚站了出来,击败了邪恶的科学家,促成了弗莱德森与工人们的和解。

本片由德国表现主义导演弗里茨·朗执导,是历史上造价最为昂贵的无声电影(造价折合现在约2亿美元),在电影史上影响深远。其2001年的修复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献遗产,终极修复版于2010年2月在柏林首映。

有人说这部影片的结局是一大败笔——资本家的儿子,最终竟通过一个偶然遇到的女子,才能见到工人的现状;而最后,他竟然还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表,为双方带来的,也只是“和解”,而非“革命”;影片中大喊得“‘脑’和‘手’之间,需要‘心’的连接!”更是为人所诟病。有些评论家甚至会以同时期的《雷雨》(事实上雷雨稍晚)进行对比——二者的人物设定其实相近,而《雷雨》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以此来说明这部影片的大团圆结局有多么滑稽。而在我看来,结合了影片中的种种社会符号与本片的创作背景来看,恐怕很难说这个结局,是所谓“童话般肤浅”的结局。

在观影过程中,后工业社会的特有形象贯穿了整部影片:二元对立的城市,宏大细密的都市景观,无限复制的流水线,酒池肉林的富人俱乐部和宛如蜂巢般的工人宿舍....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典型的反乌托邦式场景。而事实上,影片前半部分表现出的劳资对立几乎就是资本论的电影化;而影片后半部分,被假玛利亚煽动的工人,则充满着《乌合之众》所预言的鲁莽。192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法兰克福学派则在德国风头正盛,而即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两年后才会到来。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弗里茨导演已经预见到了工人与资本家间的对立,并为电影选择了一种改良主义的结局,指出了和解的重要性;这非但不是肤浅与妥协,而且是先进于当时社会思潮的理念。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导演本人的政治思考。更何况,最终被工人们烧死(在这里我不愿用烧毁这个词)的海尔,更带着一种圣女贞德式的悲壮,很难说弗里茨导演对于这场革命毫无赞扬的意思。

还有机器人现身的片段。倒五芒星是撒旦的标志。在下一个镜头,这具冰冷的机器人就获得了鲜活的肉身,伴随着《马赛曲》的变奏与《自由引导人民》的构图,释放自己的致命风情。幻想小说大师、《451℉》的作者雷·布莱德利都对这个场景赞不绝口,说,“海尔是我的缪斯”。

本片中的宗教元素也绝不应被忽视。比如本片中数次提到的巴别塔等意象,与吞吃人的机器之门等等。其中最有趣的一个隐喻,就是本片的主角弗雷德。弗雷德这个角色,有一位坐拥一切的父亲,自己则深入下层,遭受磨难,最终引导人们获得救赎——没错,和耶稣基督几无二致。这样的情节本来并不鲜见,但影片中的一些镜头与场景,则明明白白地让观众知道,这确乎是一种隐喻。很明显的两处处就是,暴动的工人们对弗雷德充满敌视并准备对他动武的部分;以及后来水淹工人住宅时,弗雷德归来引导工人、对抗邪恶科学家罗特旺的部分。在这里,导演的运镜与构图,与中世纪的宗教肖像画几无二至,而耶稣的受难与归来也正是这些肖像画的经典主题。

此外,真假玛利亚(即玛利亚与仿造玛利亚的机器人海尔)也是导演对宗教形象的一次不对位演绎。玛利亚这个名字本来就有很深的宗教意味,是耶稣肉身的生母,而且因此而蒙受神恩,“圣母无染原罪”。因此,圣母玛利亚也往往作为纯洁与慈爱的象征。在本片中,玛利亚是弗雷德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精神的重塑者;同时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善”与“纯良”的符号,以至于让人感觉这个角色甚至善良到单薄。而假玛利亚——机器人海尔则刚好相反,是一个纯粹的、“恶意”与“狂热”的化身。海尔应为“Hel”,与希伯来文中的“הילל”(转译为“Helel”)几乎同源,这个词的本意是明亮之星,但这个名字的持有者为追随撒旦的堕落天使路西法。这可以说是象征了海尔美丽外表下的疯狂目的;也让先是对弗莱德森(耶和华)心怀不轨,继而被弗莱德森与弗雷德(耶稣)联手击败的的邪恶科学家罗特旺的撒旦身份,呼之欲出——制造吃人的机器的,正是这位罗特旺。


海尔在夜总会亮相表演的片段,来自于《新约·启示录》的某一个插图版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夜总会名叫“Yoshiwara”....也就是著名的日本游廊“吉原”,可见这类电影带一些东亚元素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如果说“宗教”和“社会”分别对应“天”和“地”,那么影片中对精神、心理与人格的微妙隐喻则对应“人”。1927年,19世纪丰硕的哲学成果,成功地带来了心理学的繁荣。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心理学著作在这一时期纷纷问世,并以最先锋的姿态影响着文艺界。

在本片中,有一条暗线:弗雷德的母亲。弗莱德森感觉玛利亚与弗雷德的母亲长相酷似,而女机器人海尔,最初也是弗莱德森为了怀念自己的妻子委托制造的。因此,这里如果把玛利亚、海尔与弗雷德的母亲看作是同一内核的三个投射,那么故事就变得有趣了起来:弗雷德为了玛利亚不惜与父亲决裂,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来源希腊神话中标志性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精神分析学派用常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讲述恋母情结与弑父情结的统合。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男孩对母亲会发生爱恋,而对父亲怀有杀机;为取得母亲的爱情而与父亲竞争,既潜意识地想取代父亲占有母亲,同时又很现实地承认父亲比自己更强大有力,从而压抑着对母亲的性冲动,并在心理上以父亲自居,把对父亲的恨转为模仿父亲的行为和态度,以此来博得母亲的爱。这是一种人的意识的早期觉醒过程,也暗合本片中弗雷德的成长路径。

另一方面,一分为三的玛利亚、海尔与弗雷德的母亲,也刚好互补,同时暗合“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作为绝对守序的超我的化身,玛利亚是全片中最正面的形象,而她几乎没有任何过于强烈的情感表达的角色设置佐证了这一点;海尔则相反,代表着本能与欲望的“本我”;而“自我”的表现,二者的统一点——弗雷德的母亲,则在本片中被淡化处理,这与当时社会的妇权认知也是相符的。

1927年正是世界时局动荡、思潮澎湃的时期,也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巅峰阶段。正因如此,才孕育出了这部隐喻繁多、制作精良、意识形态空前复杂的《大都会》。这部电影在IMDb上的评分至今仍有8.3分,而在豆瓣上的评分甚至高达9分。作为一部散失了数十分钟母带的默片,这样的成绩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它的喜爱。它所具有的的开创性贡献,时隔百年仍然在默默滋养着科幻电影的创作,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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