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与《周恩来》，上映于1991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广西电影制片厂为献礼建党七十周年而推出的献礼片，《开国大典》则诞生于1989年，是为了向新中国诞生四十周年献礼的影片。

虽然同为献礼片，但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比起《大决战》的飞扬恣肆，《周恩来》的深沉细密，《开国大典》可谓兼而有之，但又明显区别于这两部，它是同时运用了两支笔，一支用写意手法，来大踏步地挥洒历史，粗线条勾勒，大胆地取舍，一支则用工笔手法，来刻画人心，小心去描摹。

编剧张笑天直言不讳地说，《开国大典》的创作，有几分命题作文的味道，但他接到创作任务后，意识到如果还按照八股的框子去写，早已为当代作家所不齿，人人都感到没劲了。所以他坚持要有突破，没有突破，不如不写。这种突破，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结构上的，台词上的，甚至是表演上的。

他不希望最终出来的是可敬而不可爱的政治符号。无论正面反面，都不要脸谱化，而是充分挖掘人物的内心。凡是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大事件，点到为止，人物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却不容有一丝的流水账，这种创作思路，奠定了《开国大典》最大的艺术价值。

譬如毛泽东喜欢梳头，会用鞋底划火柴，蒋介石怕蜘蛛，这些对当时的观众都很新鲜，很生活化，感受到伟人的另一面，感染力大不相同。

愿意坦白地说，《开国大典》在我心中的地位，远不及《大决战》与《周恩来》。论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和把握，甚至不及同时期的《巍巍昆仑》。特别是一些人物的性格定位，与真实的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我最终还是选择解读《开国大典》，重点就在于它在写人上，每个细节精雕细琢，生活琐事上下了不少功夫，确实是同类题材难于逾越的高峰。

1949，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把它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如果说军事斗争是翻天，土地改革就是覆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中，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军事斗争，而忽略了土地改革，因为如果只是军事斗争，这与军阀割据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推翻旧的土地所有制，让农民分到田地，才是革命胜利的根源所在。电影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库中，特意选择这两个场面作为开场，显然是有深意的。名为《开国大典》，正是要向观众揭示，新中国肇始的根基。

1988年盛夏，《开国大典》剧本由国家电影局和重大题材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拍摄任务交到了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手中。剧本分上下两集，约8万字。

《开国大典》是一部恢弘的革命历史长卷，出场重要历史人物人物多达138人，电影始终抓住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对应关系，其他角色众星捧月，将宏大的历史场景与微妙的人性、个性细节互为映照、经纬交织，使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按照这种对应关系繁而不乱地穿插、铺排，力求在形式上既有油画般深沉浓重的笔触，又有国画般恣纵流动的骨法勾勒，还有水粉画的细腻韵味，在浓墨重彩的写意和须眉毕现的工笔中，将人所共知的史实提升到史诗化的高度，形成独特的韵味。

《开国大典》总耗资650万人民币，于1989年9月21日首映，总票房1.7亿，在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摘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两项殊荣。该片还创下国产片在香港地区连续放映147天的纪录。中国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在看过电影后说，“没有想到大陆电影这么表现蒋介石，没有想到在这部片子里知道这么多历史知识，没想到内地导演水平这么高，气魄这么大。”《开国大典》的成功，对之后一系列同类型题材电影影响深远。

片中所有再现历史的戏份，都是在真实环境中拍摄的：开拍第一场戏便是在中南海，随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原了典礼盛况。拍摄宋庆龄的戏份是在上海宋庆龄故居，拍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戏份，从溪口宁波、杭州、上海，一直拍到南京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