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可以自由地做音乐，不被很多人关注和期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发自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杨皓辉

图 / 受访者提供 摄影 李媛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安全距离

音乐节演出接连几场被取消，音乐人郭顶的情绪没有太大起伏，只是遗憾。那些密集的排练、前置准备工作，“一整个复杂的系统”，悉数落空。

“人生有很多事，不就是这样吗？”他想，转而又道，“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白，有时候努力未必能达成所愿。”于是带着团队回到北京。

许久没发片，与歌迷的相见机会只剩音乐节。距离上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发布过去了六年，与那时比，他明显感觉这些歌与人群贴得更近了。

通常，音乐节承载着功能性作用——年轻人来到现场，恣意挥洒情绪。可今年的几次演出，郭顶刻意调整了歌单顺序，将气质偏冷的歌前提，让场子冷静下来。

慕名来听《水星记》的观众多少有些茫然。他在台上演唱去年发的新歌《_5:15》，眼见台下观众有人全然沉浸，也有人无所事事，或相拥在一起。这些观察对他来说有趣极了。“每张脸都是不同的”，心照不宣的氛围令他着迷。“这是演出的魅力，一次性的，不可复制。”

音乐节大部分是拼盘演出，也有观众奔着特定的音乐人而来，挤在最前排，手拉横幅，表达喜爱。那样深信不疑的态度让郭顶觉得可爱。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与歌迷保持着某种距离。

秘诀在于谨慎曝光。他不参加综艺——倒也不是排斥，只是一直未有合适的节目找上门；甚少接受媒体采访，社交媒体也不勤于耕耘。

“音乐已经很亲密了，近乎赤裸。”写歌、作词，将内心剖白示众，似乎已抵达他的极限。“人与人之间需要一些安全距离。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大量曝光。”他享受没被认出的自在，不在乎大家是否知晓“郭顶”这个名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不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最真实的。”

沉寂期

郭顶其实很早就出道了。可若仔细打量他的几张专辑，风格迥异，让人很难相信都出自同一个创作人。

11岁时，郭顶离开家乡到北京学音乐，此后几年，他与朋友玩团，制作demo，逐步踏入音乐圈。

2005年，20岁的郭顶发行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郭顶D.Kwok》，曲风多样，从抒情POP、BLUES、轻摇滚到彼时最流行的R&B，在制作吸收了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音乐风貌。专辑封面是他一张桀骜的脸，单眼皮，常被媒体形容酷似某个港台男星。又四年，他的第二张数字专辑《微微》发行。依旧好评如潮。

随后却是长达七年的沉寂期。

在后来的一些采访里，郭顶解释道，“实际上堕入了一种矛盾和沮丧的心态，好像还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同名专辑发行后，他心里起了疑问，“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做的音乐？有没有可能做得更自由些？”《微微》的发行非但没有回答这个疑问，反而让他更加迷惘，于是转而做了幕后，帮别人制作音乐。

词曲、编曲、制作，“幕后的工作就像建筑师，在音乐行业里挺重要的。”这一职业足够安静，令他舒适。他帮那英写了《那又怎样》，给刘惜君写了《怎么唱情歌》《来》《后来我们会怎样》，给薛之谦写了《伏笔》《小孩》……稍微遗憾的是，“将这七年铺平了看，我没做出什么有特征的东西。”

有一阵子，他的耳朵出现问题。咽鼓管阻塞，他怀疑自己听到的声音都是偏的。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一度，他决心不再回到台前。

“耳朵的问题是一方面，当时我对整个行业也抱持一种比较沮丧的态度。”这个圈子似乎不如他十几岁初踏入时“想的那么好玩了”。网络神曲的流行剥离了听众的注意力，音乐被过度娱乐化，“大家其实没那么在乎音乐，包括听众。”

“现在不也是吗？”我们聊到当下抖音神曲的盛行，他说，“可能我们又到了行业的低潮期。”

2016年，郭顶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以下简称《飞执期》），突然名声大噪。站在那个点上，重听过往的两张专辑，他觉得尴尬。“那种状态是信心不够吗？”他自问。“不够清楚怎么表达自己。”他开始反思，2009年，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风靡R&B，自己也处在摇摆的年纪，“想表达，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和独立的逻辑支撑，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有些四不像。”

2021年10月，郭顶在深圳大鹏音乐嘉年华演出

一连好几年的音乐节，他抵触唱从前那些太过“甜蜜”的歌，今年也有歌迷请他唱专辑《微微》中的《我们俩》。“如果四分钟可以让他短暂地幸福一下，我也会享受那个氛围。”郭顶是个愿意让大家开心的人。只是那些歌“要转化成现在可以诠释的样子”。

现在再问他对自己早期创作的看法，他“已经不尴尬了”，“我总希望自然状态抱持得久一些”，“人生有时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

自然发生

2016年，蛰伏七年制作完成的《飞执期》发行后，众人大惊——郭顶是谁？“纵观他的前三张专辑，感觉来自于三个不同的音乐人。郭顶像是出道了三次。”乐评人梁晓辉感慨。

写下那些歌时，北京雾霾正浓，激发了郭顶对末世的一些思考。“如果人类被迫生活在科幻电影里那样的环境下，爱是否仍是人们心里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也有执念和赌气的成分。“我特别想做一张很音乐的唱片，看看听众和市场能不能感受到。”制作专辑期间，他仍做着幕后工作。为了节省成本，从吉他、钢琴、合成器再到打击乐器，除了管乐，他几乎样样亲力亲为。

词曲写罢，他邀请鼓手Hayato一起，跑遍北京大小租赁行，将租到的乐器用大货车拉到录音棚。这种录音方式被乐评人称为“找麻烦”。

在录音棚，他放弃了流行音乐约定俗成的处理方式——修音，没用任何的采样，许多歌曲的录制几乎是一次过。“你听到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乐器发出来的声音，里面一些特殊纹理是录音造成的结果和人的气息声。”

“不追求每一个音都那么准确，节奏有些也是不准的，郭顶并不刻意追求完美，保留了录制当下的一种情感状态，反而让这个作品更加有人性。”在梁晓辉看来，这便是《飞执期》的厉害之处。

“我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得舒适和自然。”访问的近三小时里，郭顶数次提到“自然”。问起怎样算自然，他说，“今天我没有过度地写一个副歌，它就是自然的。没有强求，自然发生。”

专辑发布那天，郭顶和朋友在一间小饭店吃饭，席间收到大量消息。太久没发歌，“是有一些忐忑的。”那忐忑是兴奋，以及不确定的总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或许可以这么说，“我每一张唱片都很不一样，从音乐甚至到演唱方式。”

令他意外的是，乐迷很快就接受了。《飞执期》作为一张科幻主题的概念专辑收获最多的评价除了“好听”，还有“想象力丰富”。写歌期间，他看了一系列科幻电影，痴迷特德·姜的小说。

浏览音乐平台，《水星记》一直是郭顶最受欢迎的单曲，人们视之为情歌，以比喻“隐秘、得不到的爱”。可在创作者本人的视角里，“它不完全（是情歌），还是在说自己内心的一个执念。如果单纯是感情，那么靠近、表白，至少能得到一个‘行与不行’的答复。但《水星记》中的这个情形，是一种无比靠近、将对方一览无遗、但还是无法交流的状态。”

聊起这执着与他性格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人本来就是若即若离的一个物种，一方面期待无限的亲密，一方面希望疏离。”他讲。

2017年，第28届金曲奖，《飞执期》入围最佳男歌手、国语专辑、年度专辑、作词人等六个奖项，更多人开始认识郭顶。

在台湾，他拒绝了所有视频类的访问，只聊音乐。那趟旅程他是真开心。“我能感受到当时大家对音乐非常在乎，聊的东西也趋近于专业。”

他曾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预言，下张专辑“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好听”。事实果真如此。《飞执期》之后，直到今年初，他只发了《不明下落》（2017）《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最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事）》（2018）和《_5:15》（2021）三首单曲，最前一首收录进了《飞执期》的黑胶版本。

有歌迷注意到，这些作品里的文字内容越来越少。他好似愈发厌倦了具象的情感与文字，“表达有时候不一定有效，如果音乐本身成立，那是我更想要的状态。”

“我希望给自己一些空间，自由表达。”实际上，他一直在写，倘若没有演出，便过着家与工作室两点一线的生活，“创作是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事。”灵感全无时也不强迫自己，“我不能逼迫一件不自然发生的事情。”

对话郭顶

音乐不能改变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飞执期》发行后，做客电台节目时，你说下一张专辑应该不会太快。当时怎么想的？

郭顶：唱片和要表达的事紧密相关，当我的表达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才可以做一整张唱片。我不希望把发片变成KPI，被市场绑架。这个行业经常说热度，如果不趁热打铁，热度可能就过去了。这件事也许确实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但这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一个很平的人，没什么热度。

南方人物周刊：你很早就入行了，整个音乐行业一直在变，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的创作方式与你刚入行时学到的那套标准可能截然不同，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郭顶：环境不停在变，只是在挑战我们的接受程度。有些人会用比较固执的方式来固化、保持自己，但那也不完全就是负面的。这个市场也不用想着谁去说服谁，我们其实可以相互欣赏。

培养一个音乐人或艺人需要花大量的资源，如果市场不买账，是绝对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不会选择标准化的工业制作模式，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个人逐渐变成“卧室音乐人”。只需要一台电脑、声卡、麦克风，他们就可以在家做唱片，而且通过大脑创作出来的内容，可能比营销策略有用得多。

有时候我发现听众也不太在意什么是好的音乐，只要有听的就先听，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去解决，比如生活。所以对很多人而言，音乐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也是从觉得音乐是最重要的，慢慢发觉，其实音乐不能改变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

郭顶：比如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又或是现在的疫情，音乐能改变什么呢？当然一个人在他的成长阶段里听了某个音乐，可能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些影响。可大多数时候，很严重的灾难发生后，我们能做的事微乎其微。不是慰问演出可以解决的，需要更实际的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疫情可能会成为你的创作灵感吗？

郭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电影、摄影作品等创作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疫情是一个灵感，但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有用的灵感，它让人感受到太多负面情绪，生活里好像总有一个东西在笼罩着。

南方人物周刊：你看抖音吗？

郭顶：有时候也看，但我没注册，所以它的投放不是那么准。

南方人物周刊：许多流行的抖音神曲通过制式化的模式被生产出来，再被资本大量投放到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听众的审美似乎也正被重新塑造。你怎么看？

这让我想到2005年网络神曲的时代，跟现在一模一样，但那个时候还是做一首完整的歌。现在大家可能更加趋利，我想这个词可能没那么严重，只是字面意思。如果可以做一个30秒的副歌探探行情，为什么要做一个4分钟的对吧？甚至歌也不必用歌手来唱，有些技术大佬觉得人工智能更可控，换AI好了。你知道的，作品的评判是很主观的事情。世界非常喧嚣，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南方人物周刊：但确实可以看到行业内一部分人用区别于传统音乐工业的方式在做音乐，并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你会感到失落吗？

郭顶：不会失落，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去讨论，包括技术性的东西、各个行业的变化进程。很多事情讨论到最后也得不到结果，但我们可以去观察，避免屈从于自己不想要的状态。

一些从业者使用不那么传统的方式得到更多的关注，我想他们也有技术性的东西。音乐可以有喜欢和不喜欢，最好的模式是行业内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方式，所有人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音乐。

当然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听音乐的人其实有辨别能力。他们在听，只是你不知道。一些主流平台，比如Spotify，你能看到一些很音乐的乐队出的新专辑点击量似乎没有以前好了，另外的快消音乐点击量却非常高。那个数据太扎眼了。现在确实很多人通过流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很直观。但是，那个巨大的数字是不是代表这个音乐好？还是代表大家都喜欢它？这是存疑的。

2022年7月9日，郭顶在常州太湖湾音乐节演出前彩排

《水星记》有一个就够了

南方人物周刊：说说今年的两张新专辑《DIGI1》《DIGI2》吧。你提到，一开始是想做一些音乐“助眠”，但发现只对特例受用，于是转而尝试想象睡眠障碍者本身的困境状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郭顶：《飞执期》开始我更关注人，观察人可能会陷入的状态，比如失眠，或是某个精神疾病。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和我谈论失眠的状况，我不是医生，只能从自己擅长的领域着手。

一开始我确实是想做一个助眠项目，弹些舒缓的钢琴曲，或者用非常柔软的合成器来制造一些太空感强烈的旋律使人放松。可是我不想这一切变得太功能性，音乐可以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形式，于是做了《DIGI1》《DIGI2》这两张。它们的特点很有趣，基本是Reamp（指在多轨录音中，将某个已完成轨道回送到吉他音箱，或是藉由喇叭在空间中播放，再次录下以获得新音色的过程），通过多次放大来呈现人在睡眠焦虑时的状态。我有时候睡不好，脑子里面像有岩浆爆炸了一般，某个东西不停地流动，反正不太舒服。

这次两张专辑我们用了数字技术，你听到的很多声音是用一种模拟的技术手段，再用现代的方式扭曲，它也有点像人在现代社会里面经受的一切。

南方人物周刊：听新专辑时感觉自己被抛到了某个地方。

郭顶：对，因为我们用完全实录的方式再去放大到各种喇叭，再收回来，使用各种麦克风和房间不同角落的声音，加入混响后，它呈现出来的空间密度随着数字的拉伸技巧变得松散和密集，这个东西好像在拉扯人的大脑，使大脑皮层不停地跳动，导致无法进入一个安稳的睡眠。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你创作时会把市场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吗？

郭顶：显然是没有考虑。我觉得如果考虑了这些，会背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飞执期》那张在制作和呈现时也没有考虑过市场，只是那张专辑是好听的，很多人会轻易地把它归为流行歌曲。

南方人物周刊：你希望《DIGI1》《DIGI2》和哪些歌迷相遇？

郭顶：顺其自然。如果你有睡眠问题，你不能通过听这些音乐去助眠，它们不是助眠项目。我会把它们当作我人生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我希望可以自由地做音乐，不被很多人关注和期盼，因为我觉得人都应该多关注一下自己，不要太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

南方人物周刊：这会让自己滑入某种自恋吗？

郭顶：所有做创作的人都要有点这个东西，不用特别担心。自恋是需要的，自省也很重要，我不能一直沉迷在某个单一的情绪里。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在帮人写歌吗？

郭顶：有人找过，但是没再写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还是希望我做《飞执期》那样的专辑，可是对我来说，我已经不想再去重复某一个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你不想那么做？

郭顶：复制自己其实没有很难，因为你做过一次。但我过不了自己的表达，《水星记》对我来说有一个就够了，不需要十个。我没法从一个做过的事情里得到满足感。当然也主要看找我写歌的人是什么样的，如果我决定做的话，肯定要好好做，帮对方完成他的安放和我自己的安放，因为我毕竟是制作人，希望自己有安放一些东西，不能作为技工而存在，对吧？

南方人物周刊：没有市场考量之后，你校准自己的坐标是什么？

郭顶：在音乐里，我有太多想去的地方，也有很多还没完成的部分。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对环境的反叛，但我不这么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方式去表达，也许是舒缓自己，也许是释放自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只是那个校准的坐标恰恰是我不想要的。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现在是你最舒适的状态？

郭顶：现在的生活状态几乎是我的终极目标：有人在听我的歌，我还是可以很自由地生活着。我不在乎红不红，歌迷也不需要担心，我跟他们之间是绝对自由的。

（参考资料来源：电台节目《音乐五四三》、《镜周刊》、澎湃新闻、卷宗Wallpaper。感谢丁慧峰、“小岛音乐速报”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