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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是文化的物质表达，是“一个由人创造或者改造的空间综合体，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背景”。

风景首先是具有日常性与物质性的，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着的物质，其次，风景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显现，因为风景受到包括文化、记忆、身份、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代表某个阶级的人们通过想象中与自然的关系，指渉自我与世界”。

风景是人类活动和实践着的空间，是表达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的重要介质。西部片是风景与文化、意识形态联系最为紧密的电影类型片之一。

作为20世纪初已发展成熟的一种电影类型，西部片主要包括了以“地理”与“历史”意义上的北美西部为背景的影片，西部也由此成为了“再现历史和国家的视觉空间”。

作为一种产生于意识形态之中的影片类型 ，西部片在风景的建构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往往都选取荒芜辽阔的空间（如沙漠、草原等），来展现北方工业文明对于南方种植园“文明”的重建，并通过工厂、学校与乡村、农场，白人贵族与黑人奴隶，手枪火炮与粗石木棍等视觉形象，进一步强化二者的反差与对立。

这种视觉上的风景建构实际上是大卫·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为这种影片类型提供的标准化“模板”：白人代表着光明与正义的人文精神，黑人代表着黑暗与邪恶的低等文明，认为白人对黑人的驱赶和杀戮是对他们的“拯救”。

在镜头选取上，代表北方的人物和事物通常采用顺光的近景、特写镜头，而代表南方落后的人物和事物则多处于画框的边缘处。同时，格里菲斯还在这部电影中为后继的西部片留下了“黄沙漫天的空地上，南北双方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经典“人造风景”。

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之后很长时间，以南北战争为历史背景的西部片大多都沿用着格里菲斯的“白人永远优于黑人”的创作理念，将电影叙述的视点放在北方，通过图像表现正义与邪恶、文明与落后的二元论断。

对于李安而言，首次跨出“家庭”题材的影片就选择极为特殊的异国战争题材作为自己的转型之作，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李安之所以选择拍摄已有“既定创作模板”的南北战争题材，是因为《与魔鬼共骑》的原著小说《发誓活下去》选择了以南方军作为叙述者，站在落后、贫穷的，区别于主流叙事的视角重新审视南北战争。

李安常说，无论身处何处，他总认为自己是个“外人”。这种“局外人”的心理状态使《与魔鬼共骑》这部作品“带着比过去的尝试更多的同情和慈悲去表现战争的南部一方”。

在影片的视觉呈现上，李安选择通过诉诸风景的诗意与秀美，柔化西部片“南北种族对立”的二元论固有观点。

在《与魔鬼共骑》的风景呈现上，李安选取了与《理智与情感》相同的策略，即通过构图让前、中、后景清晰可见：眼前的小溪、近处的山峰与远处的天空，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延伸之感，色调上整体性做略微褪色的唯美色胶处理，体现出苍茫悠远的意味。

徐复观在讨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精神时指出“由远望以取势……这是在观照上的大演变”，即通过整体上以大观小的远望的空间观照方式，在强调画面的整体的形“势”而非系部的特“质”。

《与魔鬼共骑》电影中大量选用远景与全景的风景镜头，事实上呈现出这般“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远望”的美感。在南方军一把火烧掉北方支持者的店铺场景中，画面中远处的高大树木与近处摞起的草堆形成天然的“画框”，框内近处的烈火燃烧之“动”与远处秀美山林之“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画面的远与近/动与静之间，生发出“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的“余味神韵”。

具有“远望”美感的电影空间构图，在功能上不仅具有交代环境的叙事性功能，更主要的建立风景与文化之间联系，引导观众细细体会风景悠长、驳杂的文化内涵。风景以宽广的姿态包容了社会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文化图景，是“含义最丰富的的文化表述的媒介”。

在这部描写南北战争的电影中，主人公黑奴丹尼尔·赫特与德国后裔杰格·罗德都是对于美国主流的白人社会而言的“少数族裔”，他们各自为了“主仆”和“朋友”的情谊加入南方的森林游击队，但又因为肤色和身份问题处在南北的夹缝之中，成为一道“种族化进程和种族分裂的美国文化风景——种族化风景”。

李安并没有对少数族裔的身世和种族进行浓墨重彩地描绘，而是大量采取固定镜头拍摄，将风景进行价值和文化意义编码，进而以“静态照片”式地呈现，充分地展示人物的心境与情结。

森林游击队在营地里借着篝火读信的场景，几乎成为整部影片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深夜里，游击队员们在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苦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北方军夜幕下的偷袭。

此时，游击队员们怂恿罗德拆开所截获的北方军书信，用朗读北方军士兵家书的方式来自我安慰。

这一刻，游击队员与周遭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在不规则闪烁的篝火旁，伴随着罗德的朗读声，游击队员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他们聚集到一起，跟随着信中那位素未谋面的北方军士兵老母亲记述家长里短的一字一句，怀念起战前他们种植园曾经度过的悠闲与平静的时光。

在这场“读诗会”的人物与风景的互动中，风起时篝火所带来的光线和阴影的变化，动态的将景观与战争环境下的衰颓与南、北方士兵的“无根”感紧密相连，使之形成一种“如画”般的风景明信片。

这种如画的风景所唤起的强烈的情感，调和了南方与北方剑拔弩张的现实与国家统一的理想之间的距离，“白人至上”的本质主义意识形态被解构，那些边缘的、异质的、非中心的行为和身份，都不再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这里的风景也成为知觉和情感的外射。外射即是主体所先天具有的“设身处地”或“推己及物”的本领，凭借经验和知觉推断出来的“死物的生命化，无情事物的有情化”。

风景柔化了种族间的道德判断，李安借山川、河流、青草、山林、营地、篝火等地再现与表述，使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物体的集合，而是被各种文化、身份、记忆等因素影响所联合而成的，充满着人性与生命力的少数族裔重塑自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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