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得电视里有人受苦,这届观众为啥这么心善?

上个月中旬,号称耗时几年,编剧深入基层,呕心沥血,集合四十多个热搜,在特制丹炉里精制而成的年度大戏,《底线》,在大家“看你还能把大家的底线拉多低”的期待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没有豆瓣评分的那种。


毕竟,没有评分就是五分。


《底线》为啥招人嫌弃?因为“我演我自己”的靳东,还是对热搜的熟练应用?抑或者不合时宜的改编?可能不仅如此,嘴动差评的背后,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因——


对真实的过度矫饰。


1.奶头乐和糖精瓶,现在人真的吃不进去别的了?

很多网文作者都感慨过一件同样的事:现在的读者,仿佛越来越追求阅读中的“安全感”。

他们不希望主角产生他们意料之外的性格变化,不期待看到主角的成长,不愿意看到主角面对不可控的风险,期待一个非黑即白甚至全员无害的世界观,希望主角可以淡然化解一切危机,面对质疑和负面评价一律金手指打脸……


而最不愿意看到的,莫过于主要角色的死亡。


骂了人还全订给了两分,良心人了


在这种前提下,一些作者迫于平台结构,为了不被挂雷文榜断送前程,在文案和作话处疯狂叠甲。另一些享受较好平台机制的作者,虽然不用担心被挂到站外辱骂,但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还是选择主动向读者的爽点和“安全范畴”靠拢。


在这样的大创作环境下,点开任意阅读app的首页,你都能看到满屏的开挂爽文,仿佛成年人在生活中受的气,都等着在追连载的时候的到纾解和爆发。毕竟,如果纾解不了,他们会选择骂作者。


几年前,

一作者的情节被读者质疑背叛了马克思,

作者不得不开新章为自己辩解

除了小说这种IP输出的原点,被糖精瓶首当其冲埋了的,可能还要数处于尾端的影视行业。

很多乍一看凶残有料的题材,淋上内娱特制净瓶甘露,就会瞬间变得软萌纯良,像一块不但棱角被磨没,还要被充入大量空气来稀释硬度的棉花糖,生怕硌了大家冷热酸甜均不耐受的娇弱牙齿。

比如,打开前以为是惊悚刺激的“现代谍战”,打开后发现是平民窟百万夫妇的间谍过家家。

打开前以为是本土版《土拨鼠之日》和《源代码》,结果充斥着人性真善美和家长里短的淡淡温情。


打开前以为是出入各色极端环境下的古墓,在惊悚恐怖中探索遗失的文明,结果被迫看了好几部《神奇动物在哪里》和《舌尖上的地下城》。

这样不好吗?不是说不好,而是说不太够。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网站,扫一眼热门推荐,都市剧的关键词都是“甜”“萌”“暖”“爽”,古装剧全是各种男主对女主的花式“爱的表达”,而就算是正剧、刑侦或者传统战争片,平台也会很默契地将剧情中符合爽点需求的“扮猪吃老虎”“嘴炮怼人”等桥段精准提取。


而论起收视率和剧方收益,小甜剧近年来也是三开花:


带得起流量,撑得起收视,还炒得起CP。炒CP一搭不够,还想要二搭。

影视剧风格一路朝着甜软嗲的方向下滑,如果说没有客观因素,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把大家只能看这些的原因皆归为客观因素,那未免也显得不太客观。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



此前,《人世间》作为几年来少见的现实题材正剧被各方推崇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这些声音大部分针对剧情安排。有的认为剧情失真,那个年代大家激情洋溢,怎么可能像剧中展示的那么苦;有的认为角色经历太戏剧化、太狗血,三流作者不会写小说;还有人觉得作者不该展示人物的阴暗面,应该让他们善良乐观,充满正能量。


如此这般下来,任原作者梁晓声反复强调周秉昆这个角色的原型是他去世的小弟弟和朋友,书中很多情节都是他与周围人早年间的经历;纵使官媒反复发文夸奖其是“直击人心的‘平民史诗’”“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也于事无补。


这些敢于在茅盾文学奖得主面前祭出一星差评的人,依然认为该作品不够“正能量”,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文化作品的渴求。

他们真情实感谆谆善诱地建议你:好人要有好报。



这种对于安全感的追求,到最后就演化为一种逃避现实。


看仙女和上仙谈恋爱,就能暂时忘了自己那回家瘫在沙发上擎等着吃的的老公;看霸道总裁动辄一掷千金,就能暂时忘了自己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看海归学霸在职场里叱咤风云,就能暂时忘了996社畜夹在领导和同事间生的闲气。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影视剧所构建的虚幻空间,短暂地拉开了人与现实世界间的安全距离,让人获得短暂的心灵平静。毕竟没人想在经历过伤心事后,再在看剧时重温一遍当时的心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是这些悬浮剧构建起了现代人的部分安全感,让人从真实与虚幻的夹层走出去后,可以短暂地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


但某种更加离奇的发展是:安全感的尽头,是一种颇具荧屏特色的阶级固化。


小甜剧里没有穷人,没有倒霉的人,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没有郁郁而终的人。古装剧出场的均是上神仙女王侯将相,都市剧里的普通人身份变成一张裱糊在脸上的纸,大家住在明亮宽敞的房子里,讨论着普通人一生都不一定能接触到的话题,从来不为生活苦恼。每个人都在追求爱情、理想、更丰富的人生,最大的苦恼不过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当把他们“普通人”的身份强行提咖,真实的普通人在影视剧的语境里也就自然消解了。这种消解制造了一种表面和谐,让自欺欺人的人收获快乐,让掩耳盗铃的人自我和解。


2.对苦难的回避,对真实世界的掩耳盗铃


有人说,小甜剧只是一种影视剧类型,有人看就有人拍,凭什么不能有?

当然不是说不能有,而是说,我们不能只有这样的剧集。


此外,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奶头乐的标准要求所有影视作品。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当大部分人都以此为标准做选择,把“我喜欢”当成一种衡量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时,在“求活”的需求下,这股思绪就会倒逼创作,将原本就不富裕的空间逼得更加狭窄。


相比资本所主导的IP改编和各类平台自制剧,因为自带光环和免死金牌,所以传统文学的剧或权威人士参与编剧的卫视剧,面临的环境要宽松不少。但即便如此,操刀者还是很难完全忽略观者的感受。


比如上文说到的,被甜党们控诉的《人世间》,其实也只是一颗蜜制药丸。在剧改的过程中,原作里很多看上去过于凶残的桥段都被编剧用妙笔修剪了。


比如原作中,骆士斌死亡后,周秉坤被判了十五年,是他哥的高干岳母从中活动,减到了十二年。再比如,原作里不爱学习的周玥,在电视剧里竟然考上了清华大学。诸如此类将复杂事件和人性扁平化的处理,对优化情节来说于事无补,惨遭修剪的最大可能性,是对观感的照顾。



与此类似但稍幸运的,还有近年来在B站上备受推崇的余华。


早在2005年,余华的《活着》就被改编成33集连续剧《福贵》,在央视播出。就算当时的环境能尽量保全原作凄风苦雨的大色调,但结尾还是不可免俗地被温和化、阳光化处理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被刻意柔和的结尾,《福贵》被B站不少up称为“超越原作的改编”。


可见,对糖分的追求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


有条件要磕糖,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磕糖。


也许还有人说,还有那么多触及社会痛点的剧集呢,像关注大龄女性成长,西部人民生活,聚焦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关心鸡娃、校园霸凌和原生家庭吸血等议题的剧,这都不算吗?

算,但不完全算。


这些话题没有触及社会痛点吗?不,触及了,但不到位。好与坏不是二极管的两个极端,它是有程度、分轻重的,正如我们的形容词中,有“稍微”“比较”“充分”“特别”等复杂的定语。

这一代80、90后,不幸见过这片土地上影视剧题材和市场稍稍绚烂的日子。


同样是讲胡同里的平凡人的生活,同样充斥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2000年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你可以见到为了一棵扎在房子中间的树挣扎又妥协的普通人,可以看见连鸡腿都买不起的主角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下岗而上街卖暖壶、蹲火车站。可以看见因白血病找不到配型而去世的人,看到人在憋屈的日常里挣扎向上的鲜活生命力,看到小人物身为一个“人”的精神头。这都是苦难中绽放的花,如不直视苦难,就无法欣赏它的绚烂。



反观今年的BTV热播剧《胡同》,主创试图以三代女性居委会主人为锚点,展开一副关乎底层生活的群景式画卷,顺便输出一波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看起来这个题材要素齐备:女性力量,底层关怀,文化宣传,以及政策需求。但事实上,我们只看到,唱戏的僮老板一边讨生活一边教徒弟,日子有滋有味;田枣带着孤儿上街乞讨,正好遇到了大救星;晓敏找工作被拒,上街随便摆摆摊摆到开公司,还能带大家一起致富……几乎所有情节都让人怀疑,这描写的不是你我身边普通的老百姓,而这条街上住满了幸存者偏差。



如果再放宽标准,把它当作一个目的明显的定制剧,但就算只论将需求融入故事的手段,大概也不太及格。


在《胡同》的世界里,“老北京”沦为主角强凹的一句句京片子,路人偶尔的一声刻意吆喝,以及见缝插针植入的“你知道吗”——比如其中一集角色蹲在夜市干巴巴地讲述斗蛐蛐讲究的剧情,让我觉得百度百科都比它有故事性。


侯磊在《北京烟树》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女人做家庭主妇,丈夫或许是位老工人、老技术员,或某个行业的老师傅,每月挣六七十块钱。——这已不算少,夫妇若是养活五个孩子,那么就在吃补助的边缘。”


而《胡同》中没有人吃补助,自从走进新时代,每个人的锅里都住着田螺姑娘,灶台标配一台永动机。


相比《张大民》,《胡同》中没有普通人,只有宏大叙事。主创尽力让每个角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幸福并有奔头,却忘了一件事——幸福不是生活的本分,尽全力活着才是。



比起讴歌新时代的幸福,更简单的一件事,是描绘旧社会的恶毒。


1994年的电影《红河谷》,开篇就是两个花样年华的姑娘,因为当地愚昧恶毒的“祭河神”习俗,被活生生的扔进黄河里,一个当场淹死,另一个虽然获救,却最终没逃过命运的毒手。



类似的表述到了前几年的优质大剧《觉醒年代》里,变成了李大钊在外游历时,路遇结婚队伍与哭泣的小脚新娘时,一个模糊的摇镜。不好吗?


挺好的,这一幕符合史实和荧幕美学,柔和而又有深意,但从抨击迷信和封建礼教的、同情时人处境的目的来看,这样的可以柔和,不一定要比《红河谷》赤裸而残忍的开篇效果好。


因为模糊,以至于现在还有人在讨论:

这个亲,娶得是什么亲


与此类似的手法,还有结尾延年的回眸一笑,以及代替牺牲镜头出现的字幕。类似的手法照顾了大家的感情,但未免对真实过度矫饰。因为牺牲的本质就是血淋淋的,它不唯美,也不煽情,它的底色是掺杂了剧痛的理想主义。对牺牲的浪漫化处理,是一种轻视。


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掩饰,甚至让那段百年前的荒唐岁月,在一些年轻人眼中蒙上一层“美好”的滤镜。不然你怎么解释此前铺天盖地的“姨太太文学”“名妓文学”,以及一些男孩子话里坏外对战争的渴望?


影视剧就算了,连纪录片都在努力往香甜可口的方向卷。


2010年的《差馆》与2019年推出第一季的《守护解放西》,属于同题材纪录片,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入手,折射众生百态。但其中的区别是,无论是其中买不到票想回家过年的人,讨薪的农民工,小偷,少年混混,还是派出所里那些一脑门子官司,看起来态度不那么优雅,状态也不那么游刃有余的基层民警,都让看了《差馆》的人备感糟心。



而《解放西》大受好评的原因大致也在于此,有些时候它过于戏谑,而另一些时候则有些不痛不痒。它仿佛展示着生活,又跟每个人的真实生活存在距离。


以上种种让一件事看起来十足吊诡——人人都知道奶头乐和糖精瓶对人有害,但人人又都如此热衷。


而与社交媒体上对奶头乐一词的阴谋论表述不同,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是不会被被别人塞到嘴里的东西所轻易影响的——在“如何让自己更开心”这个问题上,大部分人所做出的大部分选择,都是出于他们的自身原因。


所以,人为什么会主动选择这种甜美却不太健康的东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稀薄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


人这辈子,能吃下的苦是有限的。在生活里吃了,在别的地方就吃不下了。


3.大团圆,真实世界的遮羞布


困住我们的,除了铁镣铐,还有纸枷锁。


前者尚可被暴力破坏,后者却像跗骨之俎。


一直以来,现实都是艺术的绝大来源,影视剧更是如此。真实案例改编的电视剧,在电视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刑侦题材永远是个中翘楚。


除了像《底线》和《扫黑行动》这种近年来大热的片子,早年间有改编了不少有社会影响力案子的《重案六组》,以及以白宝山案为原型的《中国刑侦1号案》,还有把“纪实”俩字写在剧集类型上的连续剧《红蜘蛛》。



然而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无论是石景山的女生宿舍案,还是白宝山的犯罪动机,抑或嫌疑人的狱中陈情,这些老剧的编剧,鲜少出于一些“自认为”的目的对真实情况进行“优化”,这让一些剧情显得凶残有余,温情不足,像普法栏目剧,而不是卫视黄金档。


从这个角度来讲,《底线》大约是合格的黄金档


它让现实中因为去世女儿公司全然无辜而未要到儿子购房钱的父母,成功抓住了公司的小辫子;给因为朋友的见死不救而客死他乡的年轻女孩,安排了一个不离不弃的男朋友;让为了让货拉拉案里的司机顺应“民意”赛博伏法,手动安排一个仇富的动机……


编剧熟谙政策边缘,深知观众喜好,为大家安排了40多个曾上过热搜的刑律事件,并贴心地给每一个事件缝上一个柔和的、符合特定人群需求的花边。


货拉拉案中司机的前妻控诉该剧


阴谋论一下,不知制片方是否幻想过,十几二十年后,当大家提起这些事件,脑子里是否冒出的都是《底线》的情节,和严谨正义,代表着公检法前进方向的靳东的脸?


暴露这个词用得太好了


再看看此前网上对《隐入尘烟》的抨击。


当这部片子还在线上的时候,大部分差评者对它的指控都是“失真”——


“我家也在农村,真不是这样。”

“农村人不这么穿。”

“现在农村人日子过得可好了,家家都有小汽车。”

…………



最让人害怕的,是这些擅长一键投诉的差评者,是真的相信着自己所相信的。


他们眼里的世界,也许真的是一个爱与美的乌托邦,大家善良、和谐,世间没有贫穷和罪恶。他们觉得被保护着的自己很幸福,觉得善良的自己也要保护别人,所以他们对那些“恶意蛊惑我们”的东西,按下了举报键。


有趣的是,如果电影还有一个参奖的问题给出了遐想余地,那上半年收获不少好评的主旋律剧《警察荣誉》也收获了真实性拷问这件事,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基层警察怎么能这么窝囊?”

“搬迁小区打架的事情,写得太夸张了,编剧没有生活。”

“怎么会有这么能胡搅蛮缠的老人?把人写得太坏了。”

…………


所以,这是不是说,这是看惯了化得像宝冢一样的舞台妆,偶尔画一次素颜妆观众不适应了?



1919年美国人拍的《残花泪》,因为缺乏当今语境中认为的当时西方人应该对东方人具备的刻板印象的描绘,可以在豆瓣评分8.0,收获不少好评;



历史上更加广受赞誉,曾包揽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金球奖在内多个奖项,由溥仪弟弟溥杰和曾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担当顾问,参考了溥仪自传并获得中国政府拍摄许可的《末代皇帝》,却背上了丑化国人的黑锅。



《隐入尘烟》中的穷人,刺激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热搜中真实的悲剧,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甚至那些真实历史记录中对旧日的描写,都像一种对他们天然身份的挑衅。


以上种种,都让他们觉得不适,他们便认为这是创作者的错,这不真实,甚至为了排除这种不适感,想方设法去坐实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却恰恰忘了,触怒他们的,恰恰是可能更无力的真实本身。


影视剧像一面哈哈镜子,它的内容反映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现实;但它的存在,却映衬了观者的状态。观众对其内容的表态,共同构成了它的艺术形态。


在这种环境下,在边缘线上惊险求生,很多东西点到即止,期望与观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主创,算是有心气的;更要命的,是那些自以为发现了财富密码的创作者;而最致命的,则莫过于被当下系统规训出的,把“只能看”当作“我爱看”的观众


每个人,仿佛都忙于与真实世界做切割,以让自己过得好受一点,而不去追问一句“为什么”。


在血泊上种满鲜花,后人就只会记得这是一片花园吗?


将现实涂脂抹粉,人所遭遇的那一切,就真的能“隐入尘烟”吗?


当然不能。


就像《差馆》中,对待糟心却无能为力的现实生活,站前街派出所里的人,用所有值班民警的名字,拼出的那个个大写的草——


我受困于这个世界,我怒骂这个世界,但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我依旧有着向前走的勇气。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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