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下热播剧《县委大院》,相比以前的爆款《人民的名义》聚焦省部级反贪,黄志忠、闫妮的《突围》着眼大国企,胡歌的《县委大院》立足县这一级,从级别来说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比如拆迁、数据造假、上访、财政困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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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友对该剧褒贬不一,但因为一众当红演员的加持,仍然吸引很多关注。剧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今天先谈谈“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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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各地开始给GDP“挤水分”,如东三省、山东省、天津滨海新区,最高的吉林降幅高达23.3%。如此大的差距,不可谓不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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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制这台大机器来说,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而体制内的任何结果都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就像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绝大多数事都是多重因素叠加,接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倒下。
剧中借曹县长之口说了光明县前任县长蒋新明被免的事,将11头奶牛上报成800头,产值上亿。如此滑稽,确实可恶。
接着曹县长又说,历任领导都是这样报的,牛已经吹到这个程度,脓疮在蒋县长任上被捅破,蒋县长承担责任,也少不了憋屈。
按照体制运行基本逻辑,为官一任,就要履行属地责任,在权责一致逻辑下工作,既然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就要承担相应义务,包括出了事就要承担被追责问责的风险。
体制内很多事情都是结果导向,只要有坏的结果,就必须得有人负责,按照主要责任、间接责任、重要责任、领导责任等形式来区分。
但是,人们不禁疑惑:是不是所有工作全部做到位就保证万无一失,绝不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万无一失,一失万无。
造假固然不对,经济数据造假也是在此前的考核指挥棒下衍生出的畸形政绩观。只可惜,这颗雷正好在蒋县长任期爆了!
对于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一般认为有多重原因。
最常见、最主要还是统计方法、统计技术的问题。想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统计工作受到口径、范围、时间节点甚至具体统计人员业务能力水平等因素影响。而且,由于市场各领域、各产业链上下游分工问题,统计本身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几年国家也在逐步纠正统计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以保证统计的真实性。
还有还政绩观的问题。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饶舌的话体现的是考核指挥棒下的畸形政绩观。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只有必要的经济增速、体面的经济指标,才能为国计民生教科文卫各项工作提供源头活水。这就可能导致造假,造小假可能是为了完成目标,造大假就为了更好的仕途,虚虚实实,假假真真,假到真时真亦假,难以分辨。在一段时间内,“GDP至上”有种强大魔力,甚至有学者研究一些地区主官的晋升轨迹,经济增速快的地方明显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很多地方来说,经济指标掺杂“水分”无疑是负重前行,主动“挤水分”是为了更好的轻装上阵,否则在任期爆雷可就不可预料了。
近年来,国家严查统计数据造假,通过追责问责一批人,形成震慑。此时扭转风气,无疑是一个好时机,也给地方“挤水分”的机会,相信今后数据会更清爽、更干净、更纯粹。
正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庞大的政权结构模式下,县一级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上到国家大政方针,下到群众日常生活,打交道最多的也是县一级政府。
相比以前张丰毅的《龙年档案》着眼市级班子的工作模式,胡军的《岁月》立足年轻干部的心路转变、经历成长,孙红雷的《扫黑风暴》聚焦扫黑、反腐。
《县委大院》自带几分亲民属性,虽然也有不少瑕疵,但从正面呈现了很多矛盾,从中一窥县级权力运行模式、县级领导工作方式,也可以对照现实,探讨一些东西。
接下来,笔者也会谈谈该剧中的基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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