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2012年上映，导演冯小刚。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据记载，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共造成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饿死。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从1937年到1942年间，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
但从1942年春开始，河南便滴雨未下，1941年的冬小麦在42年5月、6月颗粒无收，夏播作物大量枯萎，产量仅存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由夏转秋之际，河南全省又遭遇遮天蔽日的蝗灾，在整个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40%。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政府的不作为，军队的肆意妄为，基层官员的贪腐，赈灾政策在上传下达中的层层筛选，都让这场饥荒成为赶超毁灭性自然灾害的噩梦。
而电影正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将天灾人祸夹缝中生存的河南灾民刻画的入木三分。
在政治、军事和民生的挤压之下，1942年的秋冬，大部分河南灾民迈进了鬼门关。
电影《一九四二》以三条线索展开，一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二是政府决策层的上传下达，三是外国记者白修德的走访调查。
1942年冬，彼时的河南已经遭遇旱蝗两灾，全年颗粒无收，农户们忍饥挨饿，已经在出走逃荒的边缘。
而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的西老庄村，地主范殿元还有余粮，他家仓房的粮食是整个村仅剩的粮食。
这天晚上，农民刺猬带着几十号村民来老范家讨饭，范殿元眼看事情不对，一面安抚农民们给他们做饭，一面以三块大洋的报酬指使长工拴柱到县城报官。
饿急了的刺猬等人野蛮的分食窝头、猪肉，范殿元让佃户瞎鹿叫来乡亲们一起吃，并商定如果刺猬等人吃完不走就和他们火拼。
但没想到拴柱报官的路上遇到日本兵折回，他当着一众乡亲的面说出实情，这引起了刺猬等人的极度不满，于是所有人在老范家大打出手。
乡民们搬空了老范的粮仓，大儿子被刺死，风光一时的范府被大火付之一炬。之后日军进入河南，乡民们开始往陕西逃荒。
被劫后的老范仍有金银细软和粮食，于是他带着夫人、儿媳、女儿、拴柱加入了逃荒的队伍。
整个逃荒的路上，电影以字幕的形式表述离家的距离和时间。导演聚焦于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这里选择“地主”和“农民”两个阶层，构成了人民成分的全部。
但当长垣封丘一带的国军节节退败后，蒋介石下令蒋鼎文的部队撤出河南。
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军队和灾民均伤亡惨重，老范的所有财产和粮食被军队抢走，彻底沦为了灾民。
遭到变故的老范和瞎鹿一家照应着上路，这天晚上，老范、瞎鹿和拴柱来偷白修德的驴，不料中间被国民党军队截胡，驴被抢走，瞎鹿也被杀死。
之后老范的儿媳生产，并诞下一男婴，星星忍痛宰了自己的猫给嫂子补身体，但于事无补，儿媳去世，故事也开始变得荒诞。
先是老范一众灾民到了洛阳，却因政府划定的灾区为豫北和豫南，而到了洛阳的灾民因此不能叫灾民，老范质问怎样才算灾民，得到了“那你再走几百里，到豫北和豫南你就是灾民了”的回答。
老范的夫人在推车上饿死，女儿星星将自己卖到洛阳战区被服厂换了五升小米，但到了以后才发现自己被卖到了妓院。
拴柱一直以为老范会将星星嫁给自己，因此他死心塌地跟着老范，但星星被卖后，拴柱崩溃。
这时失去了丈夫的花枝主动当了拴柱的媳妇，但她只是为了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找个靠山，二人成为夫妻的第二天，花枝把自己卖了换了四升小米。
此时导演镜头下聚焦的两个家庭，只剩下老范和襁褓中的孙子，拴柱以及花枝的两个孩子，他们深知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的道理，于是在晚上偷偷扒上了开往陕西的火车。
第二天天亮后，车顶上的拴柱发现两个孩子不见，于是跳车寻找，寻找途中误入日本军营，被日军残忍杀害。
另一面，开往陕西的火车被军队拦截，他们无视“将灾民运往陕西”的命令开枪射击灾民，灾民们跳下火车涌入田地，但大部分死在枪口之下，幸运的老范躲过了枪子，却在逃跑途中不小心闷死了怀里的孙子。
万念俱灰的老范往延津老家的方向走去，而与他擦肩而过的，是大批大批的以为到了陕西就安全的灾民。
电影的结尾，老范失去了活的希望，希望能死的离家近一些，但这里导演加了一个相对光明的尾巴：老范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小女孩的一声“爷”，二人组成了新的家庭。
笔者始终认为老导演有着最扎实的画面处理的功底，尽管冯小刚在不在中国导演代系之内，同时在理论学术研究上冯小刚也始终处于一个边缘的投机者位置，但从《一九四二》来说，冯小刚的导演能力仍属于国内导演的顶尖水平。
在《一九四二》的拍摄过程中，整个剧组最多的时候有600多工作人员，最少也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因为故事的需求，导演需要设置不同元素的大场面，灾民队伍，军队，蒋介石政府包括上层舞会，这一系列不同场面都考验了导演场面调度的能力，包括整体人群的站位，人物与环境的位置安排，不同阶层人物的服化道等等。
电影中冯小刚用了大量的远景、全景才表现整体布局，给人一种恢弘震撼之感，同时在单个人物的塑造上，导演也以镜头语言贴合人物的心理情感变。
比如电影中的传教士安西满，开始逃荒后，他为死不瞑目的东家老梁做弥撒，导演以一个正面的全景镜头表现这一充满荒诞感的场景。
安西满手举火把，唱着绕口的自编歌谣，瞎鹿弹着三弦，这种中西文明的碰撞充满荒诞感。
在灾民队伍遭到空袭后，安西满眼睁睁看着小女孩被炸的血流不止，他把圣经放在小女孩的伤口上，但无济于事。
这里导演以一个低角度仰拍镜头和俯拍镜头表现安西满，这个镜头以一种上帝反视角和质问上帝的姿态出现，表达了崇高的信仰被击垮的过程。
电影开头的旁白是“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 。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通过事件的类比罗列让这段话意味深长，同时这些事件也在之后的故事发展中渐渐出现，导演在富丽堂皇的大使馆，政府，和逃荒路上来回切换，整体上呈现一种断崖式的差距，而可怕的是，万千最底层的乡民却是构成富丽堂皇建筑的主要出力者。
电影以讽刺的基调开场，并与悲惨的历史成为主基调。
李培基初到延津受到了“大灾之年过分”的待遇，岳县长百般讨好只为多要一些救济粮，却不想李培基此行目的是筹措军粮。
李培基在灾民的队伍前和蒋鼎文讲减免三千万担军粮的请求，却遭到了蒋鼎文“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的回绝。
而事实上，国民党在前线以五千多人的自我损失击毙敌人八百，之后在撤出河南的路上又为害乡民——“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才能顾住大局”。
李培基到重庆请求蒋介石赈灾，但听到蒋每天处理的都是缅甸战场、罗斯福私人秘书接见、南京方面政局、印度甘地绝食七天，希德勒会见墨索里尼的事务后，又夸下“本省能够克服”的海口。
政府针对灾民逃荒设立了战区巡回法庭，但担任庭长的是县衙的伙夫，他上任的第一案就是没收了老范防身的枪支，并罚了三升白面。
当重庆政府的救济粮迟迟不下的时候，日本将自己的军粮发给灾民，虽然他们的目的歹毒，但日军长官面对副官“他们可是中国人”质问的回答是“他们首先是人”。
“李培基”形象的刻画是中性的，如果说电影中有正面刻画的人物的话，那就是《美国时代周刊》的白修德，这也是整个历史、这部电影最讽刺的一点。
一个外国记者把中国人的故事搬上国际，在自己人不管自己人的时候，他调查灾民的情况，记录人吃人的惨状，甚至跑到重庆政府请求赈灾。
导演设置的“安西满”其实与白修德同样代表外来的西方文化，但当安目睹着灾民们被空袭后，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疑问，这就代表着崇高的信仰被击垮。
而电影中一直表现的其实就是事物被击垮的过程，我们总在说精神上的是最伟大的，但当最基础生存得不满足时，崇高的信仰就会被击垮，道德也会被击跨，千百年传承的民族性更会被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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