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若愚

转载自：德国电影节

本片曾在第八届（中国）德国电影节展映，现在正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它是洋溢着“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散淡气质的《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曾获2020年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新电影、2020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儿童影片。

以孩童视角审视与观照事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清洗题材的电影放诸影坛并不鲜见，较出名的便有路易·马勒的《再见，孩子们》，马克·赫尔曼的《穿纹条睡衣的男孩》以及由塔伊加·维迪提执导、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斩获最佳改编剧本奖的《乔乔的异想世界》。

而与上述作品同中有异，曾凭《何处是我家》一片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女导演卡洛琳·林克的新作《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尽管也以“排犹”为背景，但聚焦的时间点却前移了许多，主角安娜一家流亡的日子集中在1933至1935年间希特勒上台纳粹党得势这段历史时期。

彼时至暗的威胁不过管窥一角，深渊的幽怖方才初见端倪，战争的阴霾尚如远山淡影，屠杀的血腥还未盈满于室。

故此，本片里并不会耳闻到凄然断肠的呻吟抑或目睹银牙咬碎的血泪，它既没有暴烈影像的痛楚展示，亦非托庇在奇趣风格之下的残酷童话，导演只是生活化地处理了一个家庭辗转多国的颠沛，呈示了一个女孩内心成长的徙旅。

整部影片徜徉在一种“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散淡气质中，其间又流露出怅惘的忧思与愁绪，沉重的调性同明快的叙事相调和，由之焕发出轻逸的美感。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的故事结构简单清晰，女孩安娜的父亲亚瑟是德国的一名犹太裔评论家，因在报刊上对阿道夫·希特勒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被纳粹视为眼中钉。

敏感察觉到危机的他决定在政坛大选出结果前逃往境外，安娜及其兄长和母亲随后也悄然离开柏林，投奔身在瑞士的父亲。

一家人自此开始了频仍的流离与居无定所的“难民”生活。

比较特别的是，导演卡洛琳·林克采用了一种类似文学上“背面敷粉”的写作方法去叙说剧情，即不直接展示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面，而灵巧地通过他们经济拮据、衣食困顿、无家可依的现实处境，反映出形势的艰难和生活的窘迫。

影片中的危机大多是借由“转述”的方式间接表达，“希特勒在大选中取得优势”、“纳粹抄了安娜他们的家”、“安娜的父亲亚瑟被希特勒以1000马克的金额悬赏人头”等等。

此类不时插入的危机叙述使影片的生活展示不致流于琐碎，始终牢牢把控着惶然的紧张与暂时的平静这两种状态间的微妙切换，保持叙事节奏推进上的张弛有道。

片中人物略显俏皮的对白则一方面为他们的互动平添趣致，另一方面也是在侧面反映角色面临的矛盾与压力，同时试图将戏剧冲突平稳地托举至观众眼前而非简单抛掷到银幕外。

当安娜为吃到发霉的奶酪而沮丧之际，她的哥哥麦克斯适时打趣道：“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少不了旧奶酪。”饭桌上家人趋向低落的情绪顿时稍有纾解。

而在片尾安娜一家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巴黎迁往伦敦时，安娜和哥哥在船上喟叹他们又一次回到了“谁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懂”的原点，母亲亦调侃道：“我等不及今晚在伦敦吃上一块美味的老奶酪了！”气氛得以重新活跃起来。

再如安娜跟妈妈感慨旅居生活的不易时，她叹了口气说：“至少我和麦克斯（她哥哥）将来应该都会成为名人，因为我们有一个艰难的童年。”这些俏皮机敏的对白不止有助于人物排解压力，聊以遣兴，还能够帮助观众以较为松弛的状态体认人物的困境。

本片中或许寻不见那些足以令人振聋发聩难以忘怀的台词金句，但在大江大河的澎湃之外，涓涓细流所攒聚的力量同样引人入胜，闲花落地的刹那，固然缺少惊涛拍岸的声势，却自有一种静寂的感伤之美。

在强戏剧性的冲突展示被有意悬置的状况下，剧作上的细节就成为可否立起整个故事的关键。而本片在情节呼应上的谨细亦颇值称道，安娜的教父朱利叶斯经常以他怀表上的机关逗弄安娜，使其相信自己具有许愿成真的魔法。

当安娜为逃难的生活感到懊丧并表示朱利叶斯逗她那一套早已不再管用时，朱利叶斯仍告诉安娜要“必须相信好的东西，这很重要。”之后安娜在巴黎听闻朱利叶斯因被纳粹排挤、打压而身故，朱利叶斯的朋友将他的怀表带给了安娜，说安娜能收到这块怀表对朱利叶斯很重要。

绝望疲累的朱利叶斯虽不想再活，却把继续相信好的东西，相信善良会赢的信念托付给了安娜。而安娜遗留家中的粉兔子作为片名出现，影片里虽提及的次数并不算多，可纵观全片来看，同样很好呼应了标题。

如今德语中，“pink”依然保留了拉丁语系中玫瑰的意思，代表明亮柔软，平静甜蜜和无害的意向。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又名：元首偷了粉兔子）这个片名看似是个玩笑，亦非真实内容的反应，却不妨视为一个喻指。

“元首”（希特勒及其治下的纳粹党）窃取的与其说是粉色的兔子玩偶，毋宁说是女孩安娜散发着粉色光晕的、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导演稳妥且精巧地完成了这些微小之处的联结，从而赋予了影片“闲笔不闲，细节传神”的风格特质。

诚然，比之同类作品中展现出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与苦难回忆，本片没有那份刻骨铭心的疼痛感，主角一家的遭际相较后来他们同胞所面临的生死关隘也显得“幸运”不少。自它影像中流淌而出的，是一种诗意的感伤与怅然的回望。

但这种感伤与怅惘同样有着摇撼人心的力量，它意味着与家乡的永诀，意味着粉色记忆的永久失却，也意味着携带创痛与负重的“存活”。

或许作为观众的我们更该庆幸，庆幸可以看到还有这样以孩童的视角，深情注视个人史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隐匿在由宏大叙事话语所构筑而成的热泪伤痕之下的文本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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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若愚

原文转载自：德国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