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讲的是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地主老东家和长工瞎鹿两家逃荒的经历，其中也包括官员、军官、外国记者等呈现。冯小刚早就想拍这个故事，一直到2012年下决心拍了出来。

这部颇具哲学思辨深度又是少见的灾难题材影片放映后也引起关注，但因为是贺岁档，这样沉重的题材不如以往受观众喜欢，但丝毫不影响它是一部“灾难片”佳作。

冯小刚自己也预感到它可能得到的争议，说：“我赌上之前12部片子的人气，即使输个精光也无憾……我把天线都拔了，聋子不怕打雷。”展示了他全力追求电影思想和艺术境界的决心和勇气。这部电影整个都是黑白色，让我们想起二战故事片《辛德勒的名单》。

事实上冯小刚也把它向着经典的方向努力，他带着演员一路走完了“逃荒”全程，让我们非常真切地看到这场灾难中真实的人性、、社会。影片的反思和批判意识主要表现在对这场灾难中百姓、国民官员等人人性的剖析、呈现和祭奠。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太愿意和善于回顾过去的灾难、反思灾难，这导致不能从灾难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拥有足够的反省以避免以后的灾难。冯小刚这部片子确实具有“反省”和诠释某些国民性的意义。

首先，影片呈现了1942年这场饥荒发生后，河南官员、国民领导人、日本侵略者等社会各界的反应。电影一开篇就说道：“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把“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放在和河南饥荒饿死了三百万百姓的事情放在同一地位上，暗示领导人的私事竟然这么重要，批判讽刺了蒋介石国民对这场灾荒的漠视，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危当成最重要的事，导致这场灾难迅速恶化。

影片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到河南，向河南收军粮，对河南省李培基说河南已经在沦陷区，告诉他“只有打跑日本人，百姓才能丰衣足食。”李培基对他说河南饿殍满地，请求三千万军粮给予减免，而蒋鼎文继续教育他说：“饿死老百姓国家还在，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更加赤裸裸地表明在他眼里，老百姓和士兵的生命是不平等的，士兵是更有价值的，因为国家和抗日是更重要的。我们从这里惊讶地看到在当时的中国，百姓生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命运，惊讶于当权者对百姓生命的漠视。

我们不禁要问，如此丝毫不把百万灾民的性命放在眼里，保家卫国的意义何在？国家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当一个个人民颠沛流离，一个个家破人亡，国家又是什么？接下来的一幕更让我们啼笑皆非。李培基来到重庆找蒋介石，打算为河南要些物资，结果当他看到秘书给蒋介石汇报新闻过后，他把请求救援的话咽了回去。

只对蒋介石询问河南情况时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本省能够克服”。颇具讽刺意味的，当秘书告诉蒋介石印度的“圣雄”甘地开始绝食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消息后，他问“甘地饿了几天了？”回答“七天”。李培基深知河南的灾民已经饿了好几个“七天”，还将有更多人饿死，却对那个秘书说：“他们说的每一件事都比我大，一下把我吓住了，重庆等于白来了。”

我们看到这里不由得震惊：那么多灾民的事情怎么不如那些事大？百万倍人数倍于甘地“绝食”的日子怎么能不如一个外国领导人的事情大？一个灾难省份的省长尚且如此看待这样的大规模饥荒，又能奢望国家给予多少救助？蒋介石的秘书答应李培基等委员长从缅甸回来再找机会递上去这件事，殊不知这些天又要有多少成千上万的灾民因没有粮食而饿死！

灾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焉能不遭殃？整个国家的官员如此看待百姓，这样的，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焉能不败？这部影片里大的情节基本上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现在很难想象，让一个知道一场灾难真相的，竟然是一个外国记者。

美国记者白修德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在中国能自由采访。他当时在河南是来到了饿殍满地的灾民身边的，甚至也经历了日本的炮火连天和饥饿。“这么多灾民颠沛流离，却看不到援助。”的现实令他震惊。甚至还听到“士兵不战而撤，等于留给日本人。

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才能顾全大局。”这种“国家打算放弃河南”的猜想。他认为领导人一定不知道这场灾难的真相，人道主义良知让他找到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说“灾情是有的，但没有那么严重”时，他说看到了人吃人的场景，并拿给蒋介石他拍的狗吃人尸体的照片。

蒋介石没想到灾情会是这样，决定把山西的一部分军粮运往灾区，并向西安借粮，还杀了一批、关了一批贪污救灾物资的贪官。更令我们震惊的是，蒋介石问李培基河南死了多少人，他说统计是1062人，实际是300万人。瞒报的数字差距如此巨大！百姓的生命在他们眼中无足轻重。

白修德最终把报道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全国的省长也都看到了这篇报道。奈何这个时候的已经深入骨髓，这么大的事情令蒙在鼓里，漠视、欺骗到这种地步，再振聋发聩的报道和言辞也无法唤醒他们。

这些干部比天灾更残酷可怕，是他们将灾民推向了深渊。影片也用一些笔墨表现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军队用给河南灾民食物换取他们的服务。曾经的”巡回法庭庭长”老马为了有饭吃，选择了为日本人效命。日本人遇到了栓柱，虽然老马一再跟日本人说栓柱是“良民”，劝他听日本人话“活命”。

当日本军官要用一个馒头换栓柱女儿的小风车时，栓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把这个对女儿唯一的念想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日本军官把风车扔到火堆里，并残忍地将插着馒头的刺穿了他的脑袋。影片用这个小片段，让我们了解到日寇奴役、欺凌中国人的野蛮侵略本质和面目。

影片着重表现了女性在这场灾难中的表现。影片一开始，也就是饥荒刚来的时候，老范家的少东家在农民花枝来借粮时，对她提出以借她两升小米为交换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而花枝坚决地反抗拒绝了。

后来的逃荒路上，面临饿死的威胁，花枝竟主动向栓柱提出以自己的身体换来他手里的饼干。当栓柱不同意，她抢过了饼干说：“瞎鹿是因为你们死的，一条命值两块饼干。”最后，花枝还主动提出嫁给栓柱，目的就是能让自己以老婆的身份被卖，给自己和栓柱都找了活路。

最终她以四升自己小米把自己卖给了一个拉车的。临走还不忘把自己好一点的棉裤换给栓柱，体现了这个劳动妇女灾难之下清醒、坚韧而又细心善良的性格。老范让路上遇到的小女孩叫声“爷”，就跟她认了爷孙，一起搭伴走。

老范最后带着对所有亲人的想念和悲痛，只与一个陌生人相依为命，表现了这场灾荒中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亲人天各一方的残酷结果。不顾一切地活下去，是灾难中中国人的唯一信仰。

对于百姓而言，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漫长历史中经历无数灾难最大的信念和原则，也可能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仍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汉奸、卖孩子、卖媳妇、吃死人、甚至“易子而食”，都是为了活下去，这是多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底层百姓的唯一信仰。这种求生的动物本能战胜了一切。

他们相信，活下去才有明天，才有一切的希望。因为千百年来严酷的生存环境、内部外部对百姓的压迫剥削，为了生存，中国人最懂得忍耐，也最善于忍耐，甚至“逆来顺受”。冯小刚说：“能忍耐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优点。”如果说这是优点，它确实能提高生存的几率。然而这种“优点”其实是内有封建主义压迫，外有侵略的长久恶劣生存环境造成的。

为了让忍耐不那么难以忍受，中国人还有特有的“阿Q精神“，即鲁迅先生发现的一种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就像影片中老范和花枝发现亲人死了时说：“死了好，死了不遭罪，我还想炸死呢！”、“早死早托生”。我们善于忍耐和自我安慰。

它的一面是乐天知命，知足常乐；一面是奴性浓重，像驯顺的羔羊。有无数场像河南饥荒一样的灾难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也曾有无数个不把人当人的官僚和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

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中国人不知尊严和人权为何物，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又对别人的生命缺乏敬畏，形成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信仰追求的人生观、价值观。影片对此给予了正视与反思，涵义很多，很深，值得每个人去思考；同时也借此灾难给我们敲响了历史含蓄而强烈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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