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1945年10月30日),祖籍广东番禺(现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音乐家”。1929年赴巴黎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代表作品有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中国狂想曲》,歌曲《游击军》《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207期,内容有删改。
他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者,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音乐救国,他的音乐澎湃至今,他所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唤醒民族觉醒意识的号角。他一生坎坷,却胸怀大志、一心报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毕生激情。他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连环画《冼星海》中对冼星海写《黄河大合唱》的描写
▷ 诞生:贫苦疍民的遗腹子
100多年前,广州南沙榄核镇湴湄村,一场强台风来势汹汹。
台风过后,一名唤作黄苏英的少妇,腆着大肚子,偎着大榕树伟岸的身躯放声痛哭——她再也等不到出海捕鱼的丈夫冼喜泰的归来了。不久后,远在澳门当渔民的父亲心疼女儿黄苏英,便把她接到了澳门。
冼星海故里——广州南沙榄核镇湴湄村
1905年夏天,在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黄苏英在浩瀚大海上的一艘渔船里生下了一个男婴。男婴的哭声划破寂静的长空,显得异常洪亮,似乎在对一生下来即遭遇的不幸命运进行不屈的抗争。黄苏英看着这无垠的星辰与大海,想到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星海。
作为遗腹子,冼星海是不幸的。但是冼星海又是幸运的,因为母亲黄苏英给了他无限的母爱。黄苏英白天忙于生计,每到夜晚,黄苏英母子便栖身于岸边的茅寮房。冼星海躺在摇篮中,月光如水银般泻在他的身上;黄苏英坐在小板凳上,用脚踢着摇篮,双手不停地结着渔网,嘴里哼唱着童谣:“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训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啰,阿爷睇牛距上山冈。”
冼星海母亲黄苏英肖像
黄苏英勤劳地操持着一切,坚强、隐忍、无怨无悔,这给童年的冼星海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能够勇敢、坚强地面对。
冼星海就这样听着咸水歌和粤语童谣慢慢长大了,优美的旋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这颗种子慢慢地生了根,发了芽。
▷ 奋进:在颠沛流离中学习音乐
在冼星海听着咸水小调的第七个年头,母亲黄苏英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带着冼星海远涉重洋,到新加坡谋生。在南洋,冼星海得到了很好的音乐启蒙教育,积极参加学校管弦乐队的活动。
1921年,在木棉盛开的初春,16岁的冼星海随母亲回到祖国的怀抱。昔日那个穿着开裆裤的稚童已出落成翩翩美少年,一身洋装加身,英俊挺拔。冼星海扶着船舷,眺望着万顷碧涛,心里巨浪滔天,豪情万丈——他渴望成为一只自由飞翔的海鸥。
冼星海童年时生活的地方——新加坡
回国后,冼星海先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音乐就是他的挚友,他立志要在音乐道路上展翅翱翔。
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为了实现音乐梦,他不畏苦楚,学习乐理,尝试作曲,练习小提琴……在音乐上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
少年时期的冼星海
192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思想进步的冼星海毅然参加了学潮,被开除出校。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感到前路茫茫。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一艘远洋客轮上找到了一份工作。一次小提琴演奏完毕,一位外国客人特意走近他,夸他很有音乐天赋,建议他应该到法国巴黎去。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在冼星海的内心激起千层浪,他连续数夜辗转反侧。最终,他决心听从内心的召唤,远赴巴黎求学。
创作中的冼星海
▷ 求索:艰苦的留法求学之路
1930年春天,冼星海在法国马赛上岸,辗转流落于巴黎街头。母亲忍耐、勤劳的品格在他的身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放下身段,到餐厅当侍应生,到理发馆做杂役,守电话,抄乐谱,甚至给别人当保姆看孩子。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冼星海只得扛着小提琴到街头卖艺讨几个零钱吃饭。
“贫贱不能移”,艰难困苦没有消磨掉冼星海的意志,反而使他越挫越勇。他勤工俭学,先后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
冼星海(中)留学巴黎时留影
保罗·杜卡斯是享誉全球的印象派音乐大师。他当时任教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当冼星海拿着自己作的曲子直接到他的办公室找他时,他都没正眼瞧这个衣衫陈旧的黄皮肤青年。他从来没有接收过东方学生,认为东方学生不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冼星海“厚着脸皮”用小提琴拉起了自创的曲目,曲调音韵婉转悠扬,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如莺鸣,如猿啼,如虎啸……
保罗·杜卡斯听得如痴如醉,被冼星海的音乐天赋深深地震撼了。他破例准许这个东方人报考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冼星海也成为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首张东方面孔,并获得了荣誉奖。
冼星海(前排右二)在巴黎音乐学院与老师保罗·杜卡斯(前排左三)及同学们合影
当校方问冼星海需要什么奖品时,一贫如洗的冼星海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饭票”。此时的保罗·杜卡斯再次被震惊了,他想不到这位优秀学子竟然是如此贫寒、如此艰苦地求学,对冼星海更生出了几分怜惜与敬重。
留法期间,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
冼星海的小提琴
1931年,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冼星海对祖国的怀念日甚,似乎听到了祖国对他的深情呼唤。1935年,学有所成的他背起行囊,迫不及待地重投祖国的怀抱。
在辗转回国的途中,他变卖了身上所有的物品。去时两手空空,归来依然两袖清风,却有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一身的本领。望着茫茫大海,冼星海的心头异常沉重,饱经磨难的祖国将何去何从?
冼星海回国途经柏林时留影
▷ 归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秋天,冷风瑟瑟,上海的街头一片肃杀之象。刚踏上阔别6年的国土,冼星海便目睹了外国殖民者举鞭向着同胞脊背猛烈抽打的一幕幕,公共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让他心如刀绞,怒火难平。
母子俩一夕夕叙谈,激发起冼星海的民族自尊心,更激发起他救国图强的雄心壮志。他深深地意识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不能缺少救亡的歌咏。随后,冼星海毅然参加了救亡运动,走进学生,走进工人,走进农民,真切地倾听着普罗大众的呼声。
电影《音乐家》中的冼星海形象
对底层人民,他殷殷悲悯着;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深深眷恋着。家国恨、民族情在冼星海的内心交融,此时的冼星海已立志为人民而歌,为人民的疾苦而奔走呼告。他先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一系列救亡歌曲。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冼星海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赴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一路上既教唱抗战歌咏,又创作救亡歌曲,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随后进入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在郭沫若、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冼星海与张曙等人一起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日群众歌咏运动,同时创作了《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抗日歌曲。
冼星海与田汉合影
也正是在抗战歌咏活动中,冼星海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钱韵玲,从而谱写了一曲美好浪漫的爱情之歌与一曲高亢激昂的爱国之歌。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
冼星海到武汉后就经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的刻苦、朝气和热情引起了冼星海的注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冼星海与钱韵玲合影
1938年10月1日,冼星海与钱韵玲奔向了去延安的红色之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以旅行结婚的名义离开武汉,辗转千里,在途中结成了伴侣,于11月3日顺利到达延安。
“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着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苦难的人们。”母亲黄苏英颤抖着双手展开这封辗转大半年的来自武汉的信,读毕泪眼婆娑。她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虽然舍不得儿子一次又一次地离她而去,但她深深地理解儿子,她为有这么一个有情怀有理想的儿子而骄傲!
冼星海雕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