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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徐 · 主播 | 亚楠

十点读书签约作者

“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初读张爱玲这句话，我心里一惊。

谁会愿意直言自己喜爱钱，谁又会喜欢一个自称拜金的人？

然而，看过她文字里的雨和月，读过她传奇中的痛与伤，便会明白，这份坦荡无欺的背后有着对金钱、人性、生命的看穿与窥破。

这种单刀直入的自我定位，促成了她与之呼应的金钱观与人生态度。

她喜欢钱，因为它，她赏玩生活艺术的清欢与快乐，也遭忍洪水猛兽的苦闷与痛压。

她努力赚钱，因为它，她品咂生离死别的酸涩，也记录下悲欢离合的凄楚。

张爱玲有一本小说集叫《传奇》，有一本散文集叫《流言》。

书如人生，人生如书，她的一生，恰是传奇与流言的合集，给喜欢她的人留下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钱就是钱，

可以买到我各种所需要的东西。”

张爱玲出自名门，这是她生命底色中最耀眼的一笔。

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千金小姐，家世显赫，自不必说。

祖父张佩纶，是受到李鸿章倚重的晚清名臣。

才子佳人，书香贵胄。

车轮滚滚，时代不断嬗替。人生代代，辉煌终究落幕。

等到张爱玲出生，虽然良辰美景不再，富贵花开不再，但是余韵尚存，她依然是张家的千金大小姐，度过一个侉气而快乐的童年。

小时候，她自己手里没有钱，也并不因此烦恼，反而过得无忧无虑。

学校交学费、与朋友出门看电影、医药费，种种费用，从来不必操心，全由大人处理。

以至于长到十六七岁，她还没有单独购买商品的经历。

作为被富养的女孩，张爱玲只知道钱的好处，也格外愿意利用钱获得她认为的好处。

中学时代，张爱玲的一张漫画投稿被刊用，得稿费五块。

作为第一次赚钱，也是第一笔稿费，如果浪漫一点，应该保留下来，作为纪念。

但张爱玲立刻去买了一支丹琪唇膏。

因为在她眼里，“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需要的东西”。

钱，花出去了，它才是钱；留在手里，它只是纸。

钱为我所用，钱便是人获取快乐的工具；

我被钱所役，人便是钱行使禁锢的奴隶。

这一点，张爱玲想得特别明白。

“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

1920年，毛主席在静安寺的某间屋子里运筹帷幄，谋划未来。

一位叫阎瑞生的银行职员杀害了上海滩“花国总理”王莲英。

画家刘海粟带头使用人体模特写生，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上海访问……

也是这一年的秋，张爱玲出生在上海。

江南有个风俗，叫作抓周，就是小孩周岁那日，大人要准备代表各种寓意的小玩意儿，让孩子随意挑拣，以此探测日后志向。

张爱玲周岁也要抓周。

关于那天的场景，很多年后忆起，姑姑记得她抓了一个金镑，一位女佣却说她当时抓了笔。

金镑也好，纸笔也罢，一个人的旅行足迹似乎冥冥中早已被划定，看似偶然的巧合，暗藏必然之玄机。

“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

小时候的张瑛童言无忌，长大后的张爱玲同样直言不讳。

这种品性，让她的母亲黄逸梵感到非常诧异，大概还有点失望吧。

黄逸梵算不得文人。

年轻时，她撇下儿女，出国学画，与徐悲鸿、蒋碧微等人有所来往，后来也没留下什么作品。

但她很清高，“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

这种清坚无染的金钱观，让张爱玲不禁产生反感。

青春期的叛逆，又或许是讨厌何种人生态度，就提醒自己绝不能俱与沉沦的心理，激她走到了母亲的对立面——

不作清高，直言爱钱。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

走到人生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决定今后所遇的人事与风景。

十七八岁，张爱玲面临两个重大选择。

父母亲已经离婚，她得选择跟父亲还是母亲过活。

跟父亲过，有钱，到了婚嫁年龄，也少不了她一份嫁妆；

跟母亲过，自然是没有钱的，还得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卢梭说：“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其实也不尽然。

有时候，钱与自由是不可兼得的矛盾。

张爱玲清楚，虽然家里钱进钱出，也不属于她，将来也未必轮到她。

她喜欢钱，也渴望自由，更想要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所以，她选择跟母亲过。

跟母亲过之后，面临的新选择是：读书，还是嫁人？

如果继续读书，就没有钱用来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买漂亮衣服；

如果选择嫁人，倒可以拿学费来装扮自己。

中学时代，她就写下“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结婚”这样的句子。

所以，她选择读书。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

这是张爱玲的心灵剖白，可惜未能被母亲懂得。

她的母亲黄逸梵，是一位漂亮、清高且敏感的女性，长着混血儿般的眉目。

女儿不及她漂亮，也没她清高，敏感之心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让母女俩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少了亲昵无间，多了生疏隔离。

幼年时，母亲难得拉着她的手过马路，都让她感到“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黄逸梵没有工作，靠变卖家传的古董维持生活与张爱玲的学习。

一来二回，伸手要钱的次数一旦多了，她便有了怨言。

这让张爱玲感到磨难。

起初，钱可以算是她对母亲依赖的载体。

后来，钱让母女俩的心渐行渐远。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毁了我的爱。”

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九莉（张爱玲为原型）多次强调要还二婶（黄逸梵为原型）供自己读书的钱，最终也确实还了。

因为没了爱，才觉得亏欠。只有还了钱，才会觉得两讫。

“这次还了他的钱又好些。”

世俗生活中，张爱玲显得低能，在母亲眼里她简直是现实社会的废物。

在胡兰成眼里，她又像一只红嘴绿鹦哥，小心调弄饮食，写稿收入虽然不是很高，吃的方面从不憋屈自己。

张爱玲自己也说：“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自己，我想是对的。”

在金钱观上，两人背道而驰。

他是人欠欠人，她却像刀截一样分明，从不拖泥带水。

她的视钱如命，让他想起小时候用红头绳编串起来的铜钱，为之心生喜悦。

事实的确如此。

她和闺蜜炎樱出去吃饭，实行AA制。

有一次，她向炎樱借了两百块坐黄包车，对方答应出一半车费。

于是，关于应该还炎樱多少钱，她在回去路上算了半天——不愿欠别人，也不想自己吃亏。

从香港回上海后，张爱玲与姑姑同住，她要出一部分房租。

有一次，不小心撞坏门玻璃，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亲姑侄，明算账。

胡兰成无疑最能读懂她，可惜，他不是相濡以沫的良人。

两人从相遇相爱，到签订终生，再到离婚，不过二年时间。

她千里寻夫，舟车劳顿去温州看望逃亡的胡兰成。

要他在自己与一名叫周训德的女子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

回到上海，她写了一份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一起寄出的，还有写《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所得的30万元稿费。

她喜欢钱，是姑姑嘴里的财迷，却在分手时向背叛自己的男人甩出一笔钱。

这是她最后的慈悲，又何尝不是一刀两断的决绝？

按照《小团圆》中隐伏的线索与片语，读者不难看出，婚恋期间，胡兰成有多次给张爱玲金钱。

“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感情最好时，他曾说过这样的甜言，她听了感到幸福。

“这次还了他的钱又好些。”当爱消逝，曾经拿过的对方的钱，成了她心理负担。

“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

1955年，三十五岁的张爱玲拎着一只行李箱，带着破碎的前半生，只身前往美国。

身为名门之后，曾经衣食无忧，隔了几十年，漂洋过海，沦落到只能投靠一家为贫困作家提供资助的文艺营。

在这里，她遇到了曾经名噪一时如今却已落魄的美国戏剧家赖雅。

半年后，这位大她近三十岁的美国老爹，成为她第二任丈夫。

与其说他俩之间产生爱情，毋宁说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相依为命。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张爱玲文笔虽好，美国读者看不懂她的故事，作品没有销路，这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

没有收入与稳定住所，她打掉了和赖雅的孩子。

没钱购买机票，她未能去英国见母亲最后一面。

结婚之后，张爱玲一边写作挣钱，一边伺候病榻上的赖雅。

后来，赖雅病情加重，需要医药费治疗，这让本就拮据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张爱玲只能回到香港，给电影公司写剧本。

张爱玲夜以继日地工作，精打细算地过活。

此种窘迫，从她写给赖雅的信中窥见一斑：

几个月来，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我的处境已经够艰难了。如果你能看到我现在的生活实况，你将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可爱的公寓。

那段时日，她要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

由于长时间伏案写作，她生了眼疾，时常出血，还出现腿胀脚肿，她想买一双较大的鞋子，却愿挨到新年前，因为那时廉价抛售。

这种窘境，到后来与皇冠出版社有了合作，才慢慢缓解。

生活有了起色，赖雅却病逝了。

往后余生，她选择独身，幽居海外，冷暖甘苦，唯有自知。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

写下这句话时，张爱玲才二十四岁，还不知道日后会爱上怎样的人，踏上怎样的路，要因为爱吃怎样的苦，因为钱遭怎样的罪，最终又会走向怎样一个归宿。

纵观张爱玲一生，为爱欢欣，为钱磨难，从海上花开，到花凋海外，让人不胜唏嘘。

这期间，她用生命写下怎样的传奇与流言？正如她那句：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