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被认为是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经济被国家捕获，“国家理性”将商业从古典政治哲学为之设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济学承担起治国技艺的政治使命，海洋也成为了诸国争夺的战场。

路易十四朝的法国四处征战，力图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它不仅保持了一贯的陆上优势，还积极扩张自己的海洋势力。与配第同时代的英国人对此颇为忌惮，对英法国力上表现出来的差距惴惴不安。“在海军力量的竞赛方面，荷兰人正紧紧地在追赶我们，而法国人则正要迅速超过英荷两国，看来他们既富有又强盛；法国人之所以不侵吞邻国，仅仅由于他们的宽大。”自对荷兰的政治解剖中，配第洞悉了海洋帝国的原理和现代政治的经纶之道，并由此判断国人的担忧颇为盲目。按照他的政治算术，英国不仅在财富与国力上与法国相当，而且法国的海洋扩张会遇到自然而永久的障碍；英国将长期保持对法国的海洋优势，称雄狭海（Narrow Sea）。

尽管英国领土稍见狭小，但因两国人口都不过剩，领土面积的差距与当前问题来说关系不大。再加上英国政治相对开明，法国政治相对专制，这将对土地价值产生重要影响：政治自由开明地区的土地价格要高于专制地区的土地价格。因此，两国领土所代表的财富旗鼓相当。

英国在人口构成上的优势则抵消了其在数量上的劣势。法国国王实际拥有臣民1300万人，而英国国王则仅有臣民1000人。其中法国的神职人员多达27万人，高出英国25万；而且法国的海员仅1万人，英国则高达四倍。神职人员完全脱离了世俗社会，他们非但不创造任何财富，其消费反而高过三倍数量农民的开销。而海员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人，对英国而言，英法之间海员人数的差距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利益，相当于增加了6万—9万名农人。另外，英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也培养了一大批制造工匠，这些工匠的人数比法国多三倍，相当于8万多农民。这样算来，“神职人员多，使法国国王的人民减少；海员和水兵多，使英国国王的臣民增多”。英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带来国家力量的增长丝毫不逊色于法国臣民。

法国国王较为豪奢，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财富优于英国，而是因为前者的税赋更为严苛。在人民的消费水平上，两国表现出相反的情况，英国平民要多消费六分之一。这是一个更加真实的标准，并意味着英国人民拥有的财富总量与法国的国民财富大致持平。

另外，英国在对外贸易上占有更大的优势，英国臣民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约为总额（4500万镑）的四分之一，达到1000多万英镑；而法国所占的分额不到英国的一半，平均每个臣民掌握的对外贸易只及英国人的三分之一。

英国是大海之中的岛屿，享有比法国远为优越的航运条件和从事对外贸易的优势。根据配第所持的重商主义观点，“每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说来自经营日常的肉食、酒饮以及衣服等商品的国内贸易，毋宁说主要来自他们在同全体商业界进行的国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如果英国进一步征服大海，并更深入地走向海洋，英国将有可能占领更大份额的世界贸易，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财富和力量。法国因为地理政治的原因，在征服海洋和争夺海权的战争中将受到自然、永恒的障碍，最终将无法与英国怒海争锋，国力和财富也必然处于弱势。

法国海洋扩张的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法国缺乏优良的海岸与港口；其次，法国的海员配备不足。虽说后者是人为因素，但由于第一个缺陷的存在，它几乎难以弥补。

现代战争对武器的依赖胜于对人的身体技能的依赖，征服海洋、争夺海权则更依赖于船舰和火炮。在英法相抗的北海水域，吃水深、能在海水中作较深的倾斜、逆风时能够行使、顺风时也不至于漂移的大型舰船将占有显著优势。舰船越大，可携带的火炮威力越大，它可对小型舰船在进行长距离打击，并造成破坏性损害。另外，吃水深、可在逆风中行使的舰船能够随意追上在顺风中容易漂流的小型舰，或将之抛在后面，没有被后者迫近船舷的危险。

但是，舰只的吨级越大，对港口的要求也越大。而法国“在敦刻尔克和阿善特之间完全没有能容纳大型而能够逆风行驶的船只的港口，所以，能驶到这个海面的其他船舰，不会是大型的”。面临大西洋的布勒斯特、沙特兰等海港也并不能在对敌作战中提供有利形势。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法国即便有足够的财富和技艺来制造任何数量或性质的舰船，但他们却难以拥有大吨级的船只。就此而言，“法国国王的财富只是白白耗费掉，它只不过得不到任何收益或利益的单纯花费而已”。

另外，法国海员数量不足英国的四分之一，这将严重限制法国海军舰队和航运业的规模。由于海上作业的特殊性质，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航行才能培养出一名经验丰富的合格的海员。因此，鉴于法国当前的航运规模，要通过将地面的劳动者转化为海员以弥补其数量的不足，这样的方案几乎不可实现。若要从国外雇佣大量的海员来配备与英国规模相当的舰队，那也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因为聘用外国海员的工资必然要高于商人所出的佣金，而且他们还要冒“被捕之后被本国君主处以绞刑，得不到宽恕的危险”，法国所付与的工资还须足以抵偿这一危险才行。即便法国拥有足够的财富，船员的迁移将会遇到本国君主的限制和禁止。而且，能够接受这种引诱，叛离祖国的海员必定是最卑劣下流之辈，“没有名誉观念和良心，以至完全没有资格叫人信任或做出光明正大的事”。海员是商业帝国的“公民战士”，若德性败坏，对国家反而有害无益。

法国发展海洋航运事业的代价高昂，它既不可能将英国、荷兰从世界海洋航运业的地位上挤出去，也无法发展自己的航海业来增加海员。路易十四朝虽然看到海洋对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意义，但地缘政治的固有逻辑决定了陆上强国法兰西要在海权之争、世界贸易之争中落败。英国则能安然享受“狭海霸主”的尊号，称雄北海，并筹划自己的海洋帝国战略。

（以上节选自《商业社会的根基》之《“政治算术”：商业帝国的经纶之道》\ 康子兴 ）

《商业社会的根基》

渠敬东 主编

深入剖析现代社会之根源，

详细解说商业理论的意义。

《商业社会的根基》为《社会理论辑刊》的第二辑，以“商业的社会根基”为基础，并汇集了其他